西北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主力集结在甘谷驿、青化砭、蟠龙、安塞等地，以1个营的兵力同敌军接触，诱敌北进，主力则进入隐蔽状态，待机歼敌。3月25日，西北解放军集巾6个旅的绝对优势，在青化砭将敌军为保侧翼安全而派的1个旅歼灭，首战告捷。这时，国民党军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遂掉头东向，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作战。解放军主力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休整，只以一小部分兵力继续"蘑菇"。4月14日在瓦窑堡以南羊马河伏击歼灭敌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羊马河之役后，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遂于4月26日以9个旅北进，妄图压解放军主力北上，东渡黄河。解放军将计就汁，主力撤至瓦窑堡西北集结待命，而以1个旅兵力扮成主力，沿途遗弃臂章、番号、旧军装等，作出仓惶败退模样，将敌军主力诱至绥德。然后集中4个旅主力于5月4日将敌军守蟠龙的1个旅6700余人歼灭。这样，西北解放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0多天里，三战三捷，歼敌1.5万余人，活捉3名旅长，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5月14日，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
蟠龙大捷后，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全国反攻。西北解放军为了拖住西北国民党军队，便突然指向陇东，在6月底7月初又北上收复定边、靖边、安边三边，解放了边区西部长宽各300多里的地区。一直在陕北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于7月21日在靖边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前委扩大工作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具体部署及陈赓部队南下问题。会议决定西北解放军从三边挥戈北上，佯攻榆林，配合刘邓大军南下，调动胡宗南军北上。胡宗南鉴于他压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的战略目的并未达到，中计派钟松、刘戡分别率领左右两军北进，企图南北夹击西北解放军主力于绥米地区。西北解放军首先在常家高山一带全歼钟松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再活捉旅长1人，接着于8月20日在沙家店地区全歼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第三十六师覆灭后，刘戡掉头南逃，西北解放军乘胜追歼，先后在岔口、清涧、延长等地歼其9000余人。沙家店之战成为西北战局的转折点，西北野战军从此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国民政府改组
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一部违反旧政协精神的《中华民国宪法》之后，紧接着导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
年3月15日至24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研讨如何结束训政，促进宪政，作好行宪的各项准备。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向全会致开幕词，声称此次大会是"结束训政的一次全会"，标榜此后要"重新厘定党和政府的关系"，说什么国民党此后"要自居普通的政党，要和各党派处于平等的地位"。全会指出了国民党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原因在于："现在的结束训政，不是训政成功而自然结束，乃训政失败而不得不结束。"这表明了国民党企图通过实行宪政、"改组政府"以收拢民心的目的。全会还暴露顽固维持法西斯专政的企图。会议在声称各党派今后一律平等的同时，明确声称："今日党派虽多，舍本党而外，更无任何一党担负得起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责任"；"中国盛衰兴亡的关键，不操于任何一党之手，而实操于本党之手"。全会通过了《宪政实施准备》等议案，并发表宣言，声称今后的"要务"就在于组成所谓"过渡政府"。
在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统一党内认识的基础上，国民党摆出尊重民意、建立多党内阁和准备行宪的姿态。4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选任孙科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戴季陶、于右任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4月18日明令公布。国民政府委员共29名（包括蒋介石在内）。其中国民党17人，除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外，其他为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4人，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民社党4人，除1名待补外，其余3人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社会贤达4人，为莫德惠、陈辉德、王云五、鲍尔汉。此外，还聘请宋庆龄等13人为国民政府顾问。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号称"多党政府"、"联合政府"。在组织构成上同以往的国民政府不同，它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士，而有青年党、民社党和无党派的所谓"社会贤达"参加。但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并未改变，因为国民党六届三巾全会声称国民党坚决不放弃"责任"。国民党当局却声称，如果连同保留给共产党（条件是放弃武装）和民主同盟的11个席位，"则国民党员之席次，成为四十席中之十七席，尚不足全额之半数"。
月23日，行政院长张群宣布政府改组成立：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世杰任外交部长，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张厉生任内务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甘乃光任行政院秘书长。张群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国民党"业已开始结束训政，扩大政府基础"，国家已进入"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蒋介石宣称"多党政府"改组完成，说"改组后的政府，乃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而没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国民党当局规定，这一改组的国民政府在"行宪"国民大会闭幕、总统府产生之后撤销。
针对国民政府改组的实质，新华社于4月22日发表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明确指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象。""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比他更坏些。"4月25日，民盟也发表宣言指出：改组后的政府既不是根据政协精神产生的，也不是促进和平实现民主的政府，只是一个扩大分裂，民社党、青年党、国民党三党"共同负责与共产党作战的政府而已"。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后，国统区已经存在着的一系列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一部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担心国民党政权因这些社会问题而在反共内战中被推翻，于是决定成立一个研究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47年4月20日下午在南京公余联欢社举行。到会者有王慕尊、张金鉴、陶希圣、李庆廖、邵鹤亭、陈钟浩、刘振东、雷殷、杨玉清、马博庵、侯服五、周品威、彭仲怀、冯树敏、张世惠、杨应乾、杨家骥、邓皓明、汪国璞、许柏龄等120余人。大会由王慕尊主持。他在致词中说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原因："世界大战之发生，系由于社会思想之错误。但世界大战之结束，则由于自然科学之进步。世人如欲根本保障世界和平，自应以正确而合理之社会科学思想，改造社会。吾人有鉴于此，爰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俾于我国学术史上放一异彩，以建立社会科学之总体系。"接着由侯服五简略报告了筹备经过。随即通过会章、组织社会科学书籍编译委员会等案。大会决定研究会的办事机构为理、监事会议，选举陶希圣、王慕尊、邵鹤亭、张金鉴、刘静文、刘振东、李庆廖、马博庵、陈钟浩、杨玉清、胡一贯、陈绍贤、程思远、李宗义、曾资生、袁哲、钱尚廉、侯服五、冯树敏、张世惠、杨家骥等为理事，选举许柏龄、胡云龙、李时友、黄诚毅、邓皓明、杨应乾、周品威等人为候补理事，选举雷殷、甘乃光、张鸿钧、张庆桢、谢扶雅、詹文浒、梅麟高等人为监事，选举汪浩、蔡殿荣、宝业绳等人为候补监事。会员30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于1947年4月绝非偶然，它是为建立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后所谓正统社会科学体系而成立的，试图将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纳人国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因而属于国民党的御用学术团体。它刚一成立，就在致蒋介石电中表白："窃以建国开始，头绪万千，而学术研究一端，尤为首要，爰联络全国社会科学学术界人士，共聚一堂，潜研互讨，以谋社会科学之发展及其总体系之建立，俾于建国途中能贡一得。"本着上面的宗旨，结合国民政府所处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困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在成立不久，即于1947年6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学术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如何克服当前工业危机》。座谈会由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主持，来自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单位的卢郁文、简贯三、高叔康、吴承洛、何会源、汪桂馨、李肇膺、张健民、张鸿钧、张金鉴、刘振东、王慕尊、曾资生、杨玉清、陈里特、许柏龄、杨家骥等出席。座谈会就工业危机出现的原因、表现、解决办法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从这次座谈中可以概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情况：
工业危机是如何出现的呢？雷殷认为："目前造成工业危机的最大因素，便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发行增加，物价上涨。因为物价上涨的时间很速，原料、工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以致工业生产无法维持。"卢郁文说："构成工业危机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没有政策，没有确定而一贯的政策。……有好多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第一，经济政策究以农为重抑以工为重，政府尚拿不定。农工固然不能偏重偏轻，但总应该有个重点。第二，实行工业建设究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抑发展轻工业（民生工业），也没有决定。第三，无论轻重工业，究民营抑国营，何者民营，何者国营，如何民营，如何国营，也没有确定。第四，工业建设，究竟尽量提高工人待遇，增进工人福利，抑或积蓄资本，扩大生产，也没有决定。……第五，管制与自由没有确定，管制发生困难，就转为自由，自由发生困难，又转为管制。第六，政府的政策，因人而异。执政者喜欢自由便自由，喜欢统制便统制，对工业有兴趣便着重工业，对农业有兴趣便着重农业，偏袒工人便主张增加工资，袒护资本家便主张减低工资。这种种原则没有确定，处理经济问题实在拿不出政策，纵有，亦是乱线一题，矛盾百出。"关于工业危机的表现，是这次座谈会研讨的重点之一。吴承洛说有五点："第一，敌伪工厂之标卖，有一部份尚能善于利用，继续开工。一部份则辗转相售，分散出卖，因为目前经济不安定，大家却不愿办厂；无法办厂，纵标买回来，亦相机牟利。……第二，生产贷款，本为工业建设不得已的手段，主要的还是须要厂方自力更生。贷款的方式，在战时为物资，在战后为现金。实物贷放如果真能切合工厂需要，那是很好的。现金贷款则不然，一部份厂家都把它拿去投机囤积，……（这）与政府贷款之本意相违背。第三，……政府的财政政策似乎与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如标卖敌伪物资，虽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却减少了生产力。政府一方面卖出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又从国库拨款去救济工业，前门进，后门出。……第四，政府目前的经济政策是以财政为中心，一切施政均以平衡预算为主，所以目前政府的施政是以收支平衡控制财政，以财政控制金融，以金融控制经济，以经济控制社会，（这与先进国家）适得其反。第五，在工业分配上，……大多数的工厂和大多数的人才都集中京沪，内地很多工厂找不到人去干，京沪一带的技术工人找不到工作……"刘振东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第一，中国目前的工业很弱，无论设备、人才、技术、资金，都弱，而且弱得很可怜，很可怕。第二，中国目前的工业乱，无政策，无计划，无目的，无出路，无组织，想做就做，做了再想，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第三，巾国目前的工业是在暴风暴雨中，目前物价狂涨，工资提高，美货倾销，交通阻塞等等，无一不是工业的致命打击。"如何克服工业危机呢？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次研讨的最终目的。吴承洛回答说："第一，对于各种工业器材、设备、原料、人员，政府应统筹分配。建立新厂一时不可能，但至少旧厂的设备必须充实，对于肥了私人瘦了国家的工业贷款，必须改正。第二，工业分配地区应确定，人才不应太集中，民营工厂以赚钱为目的，当然不能多用人。国营工厂可以多用几个人，为国储才，以为他日工业建设之用。第三，股票市场应合理运用，以吸收生产资金。对于过去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应该取缔。第四，经济政策要放大眼光，不要只看到预算的数字。财政困难是一时的痛苦，工业建设才是国家真正的生命。"陈里特提出："第一，中国现在有劳而不获与不劳而获两种人，这种现象应该消除。第二，当前物价上涨的程度超过通货发行量，以树立法币信用。第三，政府依赖外国物资商品以平抑物价，无异于饮鸠止渴，应该自力更生。"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说，座谈会提出的解决原则是："安定社会人心，转移社会风气；改革政治，以政治力量挽救工业；修正并确立经济；切实检讨政府实行三民主义的决心与诚意；平衡财政收支，停止通货膨胀；恢复交通，疏畅运输。"解决的具体办法是："统筹工业原料器材之供应，举办长期贷款，实行定货制度，依照物价指数收购产品；管制贸易，开放外汇；发行产业证券，发展股票市场，工业地区与人才应作合理分配，确立工资政策，解除产品限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是这样来进行学术探讨的。它的成立与研究，都具有针对性，其建议供国民政府决策参考。尽管它是国民政府的御用学术团体，但毕竟将各方面学者组织起来，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专题研讨了一些问题，如土地政策、对日政策等等。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军事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领导。在1947年5月，领导国统区的学生界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了第二条反蒋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