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灵枢·逆顺》谓：“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唐代医家孙思邈把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并指出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字里行间蕴涵着对“无事之前”的养生防病及欲病早调的观点。“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维方式已经确立。许多现代人是及时享乐主义思想、懒汉思想、靠医院思想、尽享口福思想，对这些人来说养生太辛苦，又要节食、又没时间看电视。有人曾经对我说生活丰富多彩，把时间都用在了锻炼身体上多没意思。其实有些人所谓的丰富多彩是在浪费生命，我认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思想轻松、健康长寿，这些是任何丰富多彩的生活都换不来的，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这样的生活难道不丰富多彩吗？
《金匮要略》谓：“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未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指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
叶天士——清代名医，温病学派创始人。他对于“治未病”的既病防变研究颇深，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这种提法进一步阐明了“治未病”的另一层涵义，即在疾病过程中要主动采取措施，防变于先，控制病势发展的思想。其预防传变主要体现在护阴保津上，这是由温热病的特性所决定的。从温病的证情看，一般是热偏盛，易出汗，更易伤津耗液。
张景岳——明代着名医家。关于什么是“治未病”，他感受颇为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他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可以说张景岳是一语中的，指出了“谨于微”就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其先兆的，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萌芽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朱丹溪——元代着名医学家。对“治未病”有许多高明的认识，如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孙思邈——唐代着名医家，史称“药王”。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要求医生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在其着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中，他还明确论证了“治未病”与养性的直接关系，“善养性者，治未病之病”，并创造了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他认为人能否延年益寿与养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他还积极推广养生功法，认为经常适当地劳作运动，能促进身心健康。所谓“动则不衰，用则不退”。此外，孙思邈还在着作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也就是说，食物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增进健康、益寿延年的途径。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使五脏功能旺盛，气血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力量。
葛洪——晋代着名医家，他在防病养生方面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述。首先，提倡“养生以不伤为本”，重视身体保养。疾病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是由于人们防患意识淡薄，平日不注意护形、养神而致。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愈如抽丝。”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后悔晚矣。其次，强调劳逸适中，慎避外邪。他在《抱朴子》中指出，一个人之所以常生病，皆因风寒暑湿所致。如果平日注意内养正气，形神相卫，各种邪气就不会侵犯人体。此外，葛洪还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他提出一系列不损伤气血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在精神保健和心理卫生上，葛洪提出要除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财物，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诅嫉。他明确告诫我们：“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延驻千百年。”
华佗——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擅长外科手术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因而被誉为外科学始祖，相传着有《中藏经》一书。其“治未病”思想与实践主要有：创五禽戏，强身健体。据《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不朽是也。”也就是认为运动有强健脾胃的功能，可促进饮食的消化输布，使气血生化之源充足，气血流通，则身体健康而长寿。他根据古代导引术，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不同形象和特有的动作特色，创立了一套适宜于防病、祛病和保健的医疗体操——“五禽戏”。他的弟子吴普施行五禽戏法，到了“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调摄精神，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华佗非常重视七情、饮食、起居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要求人们“宜节忧思以养气，慎喜怒以全真”。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避免不良精神刺激和过度情志波动，以减少疾病的发生。他认为饥饿过度会伤脾，宜饮食有节，不可过饱或过饥，切忌偏嗜，并控制肥甘厚味的摄入。他还认为“色欲过度则伤肾，起居过度则伤肝”。若起居无节，酒色过度，可损伤人体正气，导致各种疾病。天人相应，顺应自然。华佗认为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必然影响人体，使之发生相应的生理和病理反应。人体疾病的发生，是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只有掌握其规律，适应其变化，才能祛病保健。
张仲景——东汉着名医家，史称“医圣”，对“治未病”有着独到的研究。据《针灸甲乙经·序》记载，一天，仲景与侍中王仲宣相遇。仲景说他已患病了，到了40岁的时候眉毛要脱落，然后过半年就会死去，并且告诉他服五石汤可免除。俗话说，“忠言逆耳”，王嫌仲景的话难听，就没有服药。后果如仲景所言，王仲宣到了40岁时先是眉落，继则死去。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张仲景诊察未病的造诣是很高深的。他发展了《黄帝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多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方法。以《伤寒杂病论》（后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一书为标志，“治未病”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说，其中关于养生保健，均有涉猎；治则方药，一应齐全。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主要包括：无病重防。在健康状态下，重在摄生以防病，一方面，充分认识风寒湿燥暑等外邪致病的规律及特点，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另一方面，提倡饮食有节，保洁，忌冷食，勿贪食，且保持精神愉悦，做到起居有常，“房室勿令竭乏”，在此基础上通过导引、吐纳等方式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保持“五脏元真通畅”的生理状态，使病邪“无由入其腠理”。既病防变。此为仲景“治未病”的中心环节，具体表现为：首先，要早期治疗。在疾病之初，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正确治疗，尽量祛邪于萌芽阶段。其次，治未病的脏腑。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经络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也必然成为在病理状态下疾病传变的内在依据。为此，仲景将治未病的脏腑作为既病防变的重要措施。如《金匮要略》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第三，慎治防变。仲景列举了大量临床上因为医家误治而引发严重不良后果的例子以警示后人，如“淋家，不可发汗，复汗必便血”。仲景还将顾护脾胃作为慎治防变的关键环节，在施治过程中不忘“勿犯胃气及上二焦”。
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人。他“治未病”的思想鲜明地体现在齐桓公病案中。据《史记》记载，扁鹊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他巡诊去见齐桓公。礼毕，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相信这一套。”10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察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仍不相信，并对扁鹊的说法深感不快。又过了10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看过桓公后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还是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接着又隔了10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于是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招来祸害。”5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了。为扁鹊写传的司马迁为此感叹道：“使圣人予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这个病案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了扁鹊能够预知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提出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的观点，见微知着，防微杜渐，体现出扁鹊“治未病”的思想——治未病的脏腑。《难经》据传是扁鹊所作，其中有“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实，他还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养生大师。孔子曾提出过许多颇具真知灼见的养生“治未病”思想。如《论语·季氏》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在这里他明确地告诫人们，应当根据不同生理时期的体质与心理特点，陶冶情操，养护体魄：青少年时，身心发育不成熟，不可恋色早婚，不可快情纵欲；人到中年，精力充沛，仍须劳逸结合，修身养性，不可过度疲累，因为体质将由盛转衰；到了老年时，体质已虚，更要淡泊名利，超脱俗念。正是由于孔子注重养生防病之道，且身体力行，持之以恒，所以尽管他一生历尽坎坷，屡陷困境，仍能安于传道、授业、解惑，而尽享天年。
中医治未病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未病先防”，预防疾病发生。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类经》注释“此承前篇而言圣人‘预防’之道”。《灵枢·逆顺篇》：“上工，刺其‘未生’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二是对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刺热篇》：“肾热病者，顾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脏气热于内，必先见于色，病虽未发，见其色而即刺之，名曰治未病。”《八正神明论》：“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集注》：“萌芽，始发，见其洒淅动形而即治之，不使有伤三部九候之气。”三是“既病防变”，防止疾病发展。《难经·七十七难》：“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相同语句又见《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首“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根据五脏（五行）之间生理、病理相关原理，从整体出发，预测原发脏的病变发展趋势，采取非针对“现脏病”的“隔二、隔三脏”预防性治疗，防止继发脏病的产生，杜绝疾病发展和传变。
《内经》以“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认识指导“摄生”。这里的“天地”与“日月”主要是指“环境”。当时已宏观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健康、疾病与环境关系密切。现《预防医学》从宏观和微观二方面认识到：环境是指人类和生物生存空间。人类环境又分为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给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要条件，而环境（质量下降）又能危害人体健康，发生疾病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如生活环境，空气中气象诸要素：气温、气湿、气流、气压、太阳辐射以及空气离子等能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成为致病因素（中医称外因，六气，外感六淫）。社会环境，是人类在生活、生产和社交活动中相互间形成的社会关系，如风俗习惯、人群的交往等。人的精神活动，意识思维、思想感情来源于社会实践。“精神因素，情绪刺激”，可以引起呼吸、循环、消化系统和内分泌腺等一系列变化及代谢改变，以至影响人体健康。提出“环境卫生”“精神卫生”预防措施，保住人体身心健康，预防控制疾病。因此，中医学应继承发扬《内经》“治未病”理论与“摄生”法则，创新出现代的“中医预防（医）学”与“中医保健（医）学”。为人类健康事业再作贡献。
中医将治未病作为奠定医学理论的基础和医学的崇高目标，倡导惜生命，重养生，防患于未然。养生的内涵是延长生命时限和提高生活质量。
1.心理保健：中医治未病的核心是养心，即调节情志，保持良好心态。心理保健已成为21世纪的健康主题，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心身疾病”已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之大敌。不健康的心理表现为物欲化倾向、冷漠化倾向、粗俗化倾向、躁动化倾向。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互为因果。所以，中医治未病心理保健工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发展潜力。
2.饮食保健：合理的膳食结构是保健的关键。《素问·脏器法时论》中“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气”的观点，堪称中华民族饮食和营养的纲要。《养生录》中谈到养生“六宜”，食宜早些、食宜暖些、食宜少些、食宜淡些、食宜缓些、食宜软些。中国保健食品的特点和优势是传统的中医药学、养生学与现代食品科学、营养学密切结合，既有几千年的丰富经验、系统理论，又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及研制方法的优势互补，使保健食品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安全有效，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