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改革，最稀缺的不是天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可谓天时）与地利，而是人和。世人以为，蒋经国身为总统，大权独揽，可以登高望远，一呼百应，他如造物主一般，说要有民主，于是就有了民主。可惜世事哪有这么简单呢，政改并不适用GHOST软件，一键便可以恢复所有程序。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如解除盛行了数十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所遇阻力之大，远超旁观者的想象。保守派的压力与民间的压力一样如泰山压顶，他却在夹缝之中岿然不动。陶涵《蒋经国传》提到一节：1986年10月，台湾的保守派眼见无法阻止蒋经国的改革步履，竟使出了奇招，把蒋老夫人宋美龄从美国请回了台湾——她已经阔别台湾近十年。仍具神秘影响力的宋美龄倚老卖老，发表讲话，斥责蒋经国岁数大了，身体差了，逐渐控制不了局势，以至于政局危殆，濒于失控。她自称民主人士，强调民主制不可一蹴而就：“时下有‘即溶咖啡’，或‘将饮茶’，然而只有蒙骗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从混乱中图利而不遵循法律与秩序。”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政治宣战。然而蒋经国不为所动，就像民进党等反对派的激烈言论同样不能奈何他一丝一毫。他不是懦弱的光绪皇帝，宋美龄更成不了跋扈自恣的慈禧太后。1987年的台湾终于幸运地避开了1898年的晚清悲剧。
还可以作为对比的案例，是蒋经国与袁世凯。晚年袁世凯复归帝制，其长子袁克定的劝进罪莫大焉，因他想当太子。袁世凯曾对外人说，儿子们都不成器，无人可继伟业，所以他不愿当皇帝，像秦朝那样短命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他却食言了。那么，蒋经国是否有意传位于其子呢？窃以为，宁可信其有。对二儿子蒋孝武的培养——如命其督导总统侍卫队——可见蒋经国的意愿。不过，“蒋经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家儿子的缺陷，没有任何意愿让孝武担负重要的政治职位”。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时代》专访，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随后即派蒋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
陶涵《蒋经国传》还提到一点。1987年10月，蒋经国授意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光复大陆，取代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这相当于修改党纲，否决蒋介石的思想理论，令党内的右派们脸色铁青。对比1981年，受蒋经国提携的宋楚瑜发表演讲：台湾人有了更好的抉择，当我们谈到“光复大陆”，可能不是直接去做，而是提供一个不同的抉择。再联想蒋经国在生命最后几年，公开主张、呼吁中国统一，与老同学邓小平（蒋与邓是前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里应外合，一较高下。可见其用意之深远，野心之远大。他不愧为雄主。
陶涵说，蒋介石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此言同样适用于他的长子。
蒋经国病逝于1988年1月13日。据医生回忆，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蒋介石去世于1975年清明节的午夜，彼时，由台北到高雄，全岛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士林官邸屋后的亭子出现了倾圮。天象的转变，恐怕不是巧合。
蒋介石死后，“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蒋经国之死，“台湾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这种转折，更非巧合。
依中国传统史观，蒋氏父子终归壮志未酬，甚至称作失败者并不为过。然而，我想起了列奥·施特劳斯悼念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失败过于伟大，以至于不能被称为悲剧。”同理，在蒋氏父子尤其是蒋经国败北的地方，依然在生长火种与曙光；埋葬他们的坟茔，不是废墟，而是泉源。
曾经在台湾收音机里震天响、反复播送的口号：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是蒋氏父子喜爱的警句。不过，蒋经国的言论，令我肃然起敬、念兹在兹的却是另一句，他对下属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能说出这话，便是一个宪政主义者。
2010年11月7日
陶涵与蒋氏父子
尽管外交官出身的陶涵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涉足中国的热土，然而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实在有限。为了检索他的生辰，我遍查中文媒介，却一无所得，最后还是在一家英文网站，查出他生于1931年。若属实，那么《蒋经国传》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作者，如今已经是耄耋之年。
假如没有这两本书，我们必然不知形象酷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陶涵是何方神圣。甚至，即使有了这两本书，我们对陶涵此人，依旧一知半解。他的简历仿佛一副枯瘦的古画，寥寥数笔，便勾勒了一个人的峥嵘岁月：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了37年，大多时间都在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事务，从台湾到北京，他见证了两岸的曲折转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在台北参加酒会，曾与蒋介石握过手，他清晰记得，晚年的蒋介石有些脆弱，握手的力道之轻让他惊讶。
亲炙蒋氏父子的执政，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数十年的外交官生涯，对中文及中国事务的精通，构成了他写作的根基与背景；外交官与情报官员（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练，不仅培植了他的人脉（如他写《蒋经国传》之前，“仅当面采访的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就超过一百六十人”，其中包括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政坛要人，对一般作者而言，不消说采访，要见这些人一面，谈何容易），还锻造了他对情报与史料的独特嗅觉。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运用《信息自由法》，从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拿到了许多尚未解密的文件；美国各大档案馆所珍藏的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同样落入了他的囊中。
例如，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结语，他引用魏德迈的信函，称蒋介石曾告诉魏德迈将军：“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蒋介石的传记，我读过不下十本，却从未见过这一宏论。它的出土，应归功于陶涵的发掘。只是，如果说此言出自蒋经国之口，似更顺理成章；蒋介石这么说，则一反他留给国人的保守形象，我们不仅感到新鲜，还觉得有些突兀。如此，你就得面临抉择，是相信陶涵的史料功夫，还是坚守自己的惯性思维？
一反常态的论述，遍布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故相比《蒋经国传》，《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更具争议。汪荣祖甚至直接批评此书是“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在他看来，陶涵对蒋介石过于溢美；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并为大陆提供了典范，未免矫枉过正。我们且不论汪氏批判的是非，单说一点，将陶着与汪荣祖、李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对照，毋宁是前者更加客观而可信，后者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仇恨，以及野狐禅与诛心之论，倒更接近“失败之作”呢。
中国人写蒋介石，无论褒贬，都不免屁股决定脑袋，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先行。外国人写蒋介石，大多可免此疫，他们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拥有自由、中立的身份，以旁观者的清醒与冷静，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和视角的新异，重现了传主被权力遮蔽的日常一面。其劣势，一是史料：虽然陶涵拿到了一大批令我们艳羡不已、垂涎欲滴的资料，然而最基本的史料关，他仍未过，以至于书中硬伤累累。譬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急电南京请示对策，陶涵写道，“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第66页），事实上，蒋介石正乘永绥号军舰，从南京出发，去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共军（第三次围剿）；南京沦陷后，国人与财产向西南疏散，“蒋介石指派他的奉化同乡、哈佛毕业生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第109页），俞大维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而非奉化。诸如此类的谬误，诚如汪荣祖所言，“不胜枚举”。
另一劣势，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缺少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常常陷入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困境，被一厢情愿的爱憎所感染。陶涵对周恩来的判断一直存在偏差，他过度美化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称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能从西安脱险，周恩来当居首功（第97页），这显然高估了周，而低估了毛泽东与前苏联在幕后的作用力。这样的疏误，不独陶涵为然，几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作家、学者的通病。如本杰明·史华兹写严复，《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虽属杰作，却不乏隔膜之论，尤其论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向。比照之下，台湾学者黄克武写严复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和《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则更为体己。也许，我们不该苛求，史华兹、陶涵等毕竟是美国人，他们写中国近代史属于隔岸观火，焉能体味这百年以来在战火与秦火之中寻求救赎的中国人的苦与痛呢？质言之，他们成也旁观，败也旁观。
就我所见，陶涵论蒋氏父子二书，恐怕当以《蒋经国传》的风评为高。这不仅取决于陶涵的书写，还取决于传主的历史影响与地位。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国人对蒋经国的认知，争议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我曾对朋友说，梁由之兄以如椽巨笔撰《百年五牛图》，假如由我来评百年中国政界五牛，未必有蒋介石，却必定有蒋经国一席。陶涵写蒋经国，论其一生是非功过，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若以《蒋经国传》为基点，那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对蒋介石的溢美，则在所难免。因为，一旦我们拉长历史的焦距，正可见，蒋经国是蒋介石的未来，犹如台湾是中国的未来。
2012年10月5日
参考文献：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着，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蒋纬国口述自传》，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蒋经国传》，陶涵着，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着，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蒋介石评传》，汪荣祖、李敖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5月第一版
《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