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挽黎元洪
黎元洪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有时唤作“泥菩萨”，依湖北方言，“黎”与“泥”同音，故有此两说。“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气度雍容，像一尊弥勒佛。不过“泥菩萨”却有戏谑之意，如俗语所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暗讽黎元洪碌碌无才，是一介庸人（他还有一个绰号叫“黎大苕”，“苕”即傻）。近代史上的黎元洪，一向以德行着称，用他的老师严复吹捧他的话讲：“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甚至有“民国完人”之誉；至于他的才略，不消说比之袁世凯、段祺瑞等一代枭雄，就连与孙传芳、唐继尧等相论，怕都有所不及，可比者，大抵是曹锟之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人，这样一个“无用之庸劣懦夫”（谭人凤语），这样一个“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严复语）的良善暗懦之人，却能成为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后，第一个宣布易帜独立的省军政府都督，此后两任民国总统，他是受菩萨护佑，运气好呢（按张作霖的说法，黎元洪“碌碌庸才，靠了一时运气，做了副总统”），还是别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起义，本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发动、冲锋陷阵，为什么最后偏偏选中了素无革命思想（“革命二字，从未之闻”），甚至在起义当天手刃革命党人，与革命结下了血仇的黎元洪当领袖？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被后人奉为信史，且以其记述为证。武昌起义后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穿过尚未弥散的硝烟，疲惫而兴奋的革命党人聚集于武昌蛇山南麓、阅马场北端的湖北省咨议局：“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第182页）
可对勘与会的革命党人李作栋的翔实回忆：“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第312页）
兹以此为由，进入这一历史谜题。
革命方略的错位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及鄂军政府的领袖之一，他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此处的“诸人”，可分两派，一是全国性的革命领袖，一是湖北地方的革命领袖。前者，指黄兴、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起义爆发之夜，他们都不在武昌。黄、宋等人，甚至要等到大半月后（10月28日），才姗姗来迟。
他们不在武昌，绝非巧合，而关系到革命党的军事策略之失误。早在孙中山投身革命之始，他所规划的革命蓝图，是以武装起义为手段，“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这“一二省”，他选在两广和云南，而非内陆地区。所以我们看到，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此间大多武装暴动，都爆发于广东与广西。这不免激起了籍贯在两广之外的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只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第203页）
尽管宋教仁、谭人凤等出身两湖的革命党人对革命方略有所修正，譬如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将革命的目光从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然而，他们的心态依旧过于保守，所拟定的起义时间竟然在1913年，并告诫两湖的同志切勿轻举妄动。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1911年9月，湖北的革命党人筹划起义之时，先后两次到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速来武汉主持革命大计，宋教仁却始终犹豫不决，他犹疑的背后，大抵是对湖北革命的悲观。其时，“年长能断大事”的谭人凤正病重住院，听说宋教仁以《民立报》报馆事宜无人负责为托词，拒绝赴汉，为此“愤极”，抱病与居正坐船去武汉，却已经晚了，当他们行至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谭人凤《石叟牌词》）。这一缺席所引起的历史转折，令谭人凤抱憾终身。
由此，可说远一点。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在我们的正史当中，从来就不是问题：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被指认为这一场革命的领导者。然而，当我们重返辛亥年，在武昌起义的喧嚣现场，并未发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的手势和目光，此后各省光复、独立，他们仍未出场，立宪派才是主演。所以，我以为更确切的说法当是，孙中山们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火种，可称他们为发起者，而非领导者，他们充当领导人的角色，更多源于后世的塑造。1912年6月30日，同盟会在北京开会，欢迎南方九省的代表，当场引发争执，武昌首义的元勋邓玉麟参会，其随员黄祯祥发言称“武汉起义时同盟会党人潜伏海外，当时血战者鄂中志士居多，今共和告成，乃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实属无耻”。这至少说明两点：一，争夺革命（话语）的领导权，彼时便已经展开；二，“同盟会党人”与“鄂中志士”并非一心。
运去英雄不自由
再说“鄂中志士”，即湖北本土的革命领袖。事前推举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因炸弹事故逃之夭夭，不知所踪（依冯自由所记，蒋逃到了岳州）；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原定的都督刘公都在汉口，汉口与武昌却有一水之隔，武昌起义后二日，即10月12日，汉口才得以光复；推举都督一事，则在11日。其他如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身陷囹圄，正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吊诡的是，《革命逸史》为孙武、刘公作传，却另有说法：
“武昌光复。同志以群龙无首，商（孙）武，武曰：‘吾负伤，难任事，无已，可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众觅黎而推戴之，以武为军务部长。”（《共进会首领孙武》，第1148页）
“一夕之间，省城克复。同志多举君（刘公）为都督，君以素不统军，恐难胜任，辞，众乃以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共进会会长刘公》，第1150页）
孙武、刘公既在汉口，怎么可能参与武昌之会，并做出让贤之举呢？冯自由的美化工作常常抹杀了历史真相。被誉为信史的《革命逸史》自相矛盾之处，非此一端。
孙中山与湖北都督府黎元洪等欢迎人员合影
领袖不在，义军之中就没有一个军官能够担当都督之职吗？原来，“革命党人均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领导武昌起义的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只是新军的班长、排长；起义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队伍的吴兆麟，是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于连长），在义军里面，这已经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才推举他担任义军的临时总指挥，由其发号施令，行兵布阵。这批人，引爆革命，冲锋陷阵，自无问题；起义成功之后，执掌一省军政、民政与外交，甚至如孙中山所规划的那样“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实在是勉为其难。
共和的要义
有人会说，英雄不问出处，况且，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无都督之才，所谓的庸人黎元洪便可胜任吗？时人认为：“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象（相），响应困难。”借黎元洪的声名“号召天下”，是其上位的第一个原因。
当时在武昌的清朝官员与绅士，足以号召天下者，不止黎元洪一人，为什么他能入革命党人的青眼呢？除了资望（他是甲午中日海战的亲历者，官居协统，即旅长，号称名将，有知兵之名——不过称黎元洪“知兵”，恐怕不是指其将略，而指其练兵，他曾主持制定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编练湖北新军），他还具有同时代人如严复等交口赞誉的高世之德——古代中国，不管是“三不朽”，还是《世说新语》，都将立德放在第一位：爱兵如子，素得军心，平日行事，有长者之仁。以其为都督，符合传统政治所一贯讲究的“以德服人”。道德政治学的建立与破产，往往系于执政者之一身。
此外，黎元洪作为湖北本地人（如文学社的领袖蒋翊武，因自己是湖南人，便主动推却都督提名），与地方立宪派的良好关系，以及在外国人心中的形象，都是促成他上位的因素。10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格雷爵士写信，谈到武昌起义称：“据说，起义军统帅黎元洪是一位很聪明的人，他会说英语，并在国外有一些经历……”
这是黎元洪自身的原因，在他身外，还有许多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有待发掘和斟酌。如开会的地点，为什么要选在湖北咨议局呢，浴血奋战的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去立宪派的大本营商议武昌之善后事宜？据张难先回忆，当日与会者，不止是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十人具名，发出请帖，广召士绅，请来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溶，议员胡瑞霖、阮毓崧、刘赓藻等。这足以表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主动而坦诚；立宪派的实力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则奠定了合作之基——那些斥责立宪派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说法，显然罔顾了史实，单就武昌起义而论，革命的蛋糕分配，并非立宪派巧取豪夺，而是革命党人自动推让；更不能因此批判革命党人短视、怯弱，进而上升到对阶级属性的抨击，这恰恰是一种高明的策略，若不与坐镇地方的立宪派合作，单凭革命党人的一己之力，辛亥革命能否马到功成，还是未知数。
诚心合作的革命党人，原本属意湖北立宪派领袖汤化龙担任鄂军都督。汤化龙事后对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咨议）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即胡瑞霖，汤的儿女亲家）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故他以一介书生、军事非其所长为由，坚辞不就，同时表示了合作之意，“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这倒不是客套话，军政府成立，他担任民政长，“从容筹划，维持秩序，并首先主持通电各省，遂收响应之效”。随后，议员刘赓藻——他虽是同盟会员，却与武昌首义无关——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一说是蔡济民提名黎元洪，刘赓藻随即高声附和）。黎的名字，就这样被提上了历史的议程。
需要补充一点，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为革命党人。据辛亥革命元勋，曾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鄂都督府司法部长的张知本回忆：“至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虽均趋向革命，但因系半公开性质，组织分子较为复杂，共进会会员中亦有少数原为君主立宪派分子，亦有全无关系者。日知会中，君主立宪派之分子尤占优势……”（《辛亥革命及国民党的分裂——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口述历史》，第22页）
甚至，连一些革命领袖都是被迫卷入起义的浪潮，如在起事当晚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以及领导汉阳起义的队官宋锡全（后担任鄂军第一协协统）等。吴兆麟曾参加日知会，任干事，后来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起义那晚，吴正在楚望台执勤，见起义者袭来，不明究竟，避入库房附近，据熊秉坤回忆，汪长林等巡哨至此，“见人影憧憧，汪发言曰：‘汝等是人是鬼？’吴答曰：‘我。’汪固识吴之声音，即谓：‘汝为何不出？’吴答曰：‘恐遭杀害。’汪曰：‘均属同胞，何得如此，我带汝等去见熊代表。’”就这样，吴兆麟被连拉带劝引至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谭人凤《石叟牌词》亦强调吴兆麟“先本未与谋”，乃是“不得已”参加革命。像吴兆麟、宋锡全这样的军官，也许具有革命思想与志向，对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革命领袖，却无十分忠诚的情感，更容易接纳原来的上司。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怀。
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吴兆麟等处于革命党阵营之边缘的军官的呼应，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在八方风雨的政治合力之下，黎元洪作为最不坏的人选，被愤怒的士兵从床下拖了出来，推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宝座。
共和的要义，正在于此。
2012年3月16日
参考文献：
《革命逸史》，冯自由着，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辛亥首义史》，冯天瑜、张笃勤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谭人凤自述》，谭人凤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周锡瑞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细说民国创立》，黎东方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