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强调的是，信仰理应由社会的意识形态回归为个人的灵魂生活，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这才是正常状态。作为个人的灵魂生活，信仰必须是自觉的，是个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和选择，因为这个原因，信仰又必然是多元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统一。有的人信基督教，有的人信佛教，只要是真诚的，都很好。有的人什么教都不信，但是很严肃地对待人生问题，在认真地思考，也很好。一个人怎样算有信仰？我提两条标准。一条是重视灵魂，把灵魂看得比肉体重要，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重要。这实际上就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灵魂是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要好好照料它。另一条是道德自律，有做人的原则。这实际上也是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灵魂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不可亵渎它，要有所敬畏，有一些事情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不复是人。
现在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有这个精神需要。宗教的积极作用，一是有精神寄托，二是有道德约束，这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好事。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不在于是不是信教，宗教只是信仰的形式之一。事实上，信教的人里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没有信仰的人，不信教的人里同样也有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现在寺庙里香火鼎盛，佛的本义是觉悟，可是在烧香拜佛的人里面，真正觉悟的人有多少？大多是在求佛为自己做一件什么事，满足自己一个什么愿望，用史铁生的话来说，他们在向佛行贿。
不要说香客，就是佛庙里的僧人，许多也不是真正有信仰的。前些年我去普陀山的法雨寺，那是一个很壮观的佛教寺庙。当时和尚们都在做法事，中间休息时，一个小和尚出来，坐到我旁边，我就和他聊天，问他做法事挺累的吧，他说是啊，赚钱真不容易。他很可爱，说了老实话，出家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信仰。
两年前，我陪藏区的一个活佛上五台山。这个活佛很年轻，当时29岁，从来没有到过内地，因为听上师说他是文殊菩萨转世，毕生的理想就是要上一趟五台山，前年我的一个朋友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理想。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呢？五台山兼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我们看见喇嘛们有的在打手机，有的在打台球，真的是乱七八糟。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了两点，第一点是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此高兴，第二点他说他不知道这些穿着跟他一样衣服的人，在这样嘈杂混乱的地方怎么想佛的道理。我在那里还遇到了拦路抢劫，进一个小庙，被一个穿袈裟的人缠着算命，然后逼我交出身上的钱。
现在佛门已经不是清净之地，有一些所谓的高僧也完全不是方外之人了，他们活动在大都市，奔走于权门和豪门，瞄准了这些有权有钱的人对未来命运的恐慌心理，投其所好，靠宗教——确切地说是伪宗教——大肆敛财。我深切感到，正是这种亵渎宗教的现象最醒目地证明了当今许多国人的没有信仰。
一个社会没有法治，许多国民没有信仰，这是最可怕的，什么坏事都可做，什么坏事都会出。我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法治和信仰。
三、尊重头脑：文化从实用向创新的转型
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就简单提示一下。人文精神就是要尊重人的价值，具体体现为对生命、灵魂、头脑的尊重，尊重生命是秩序转型的基础，尊重灵魂是信仰转型的基础，而尊重头脑就是文化转型的基础。
现在人们对创新谈得很多，在我看来，创新型文化正是以尊重头脑的价值为其根本的，为此必须改变我们文化的实用品格。最重要的智力品质是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和对智力活动的热爱，这些也是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特征。心智生活是人的高级属性的满足，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应该鼓励纯粹的科学兴趣、艺术兴趣、理论兴趣等等，在这片非功利性的纯粹兴趣的肥沃土壤上，最容易诞生大师。
为了实现从实用文化向创新文化的转型，当务之急是改革我们的教育体制，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只能培养出许多谋生型、实用型的劳动力，培养不出真正创新型的人才，中国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世界上终究是一个二三流国家，开多少孔子学院都没有用。
结语
最后，我想用我的朋友邓正来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座。正来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实际上谈的不只是中国法学界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个思想界面临的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通过入世和加入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已经真正进入到了世界结构之中，意味着对世界结构规则的修改或制定有了发言资格，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但是，要从形式资格亦即投票资格变为实质性的发言权，就必须由“主权的中国”进而成为“主体性的中国”，不能只是基于民族国家利益说“是”或“不”，而必须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
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要求中国真正形成自己成熟的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对世界向何处去发挥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在今日世界上才可以称为文化大国。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它的实现有赖于人文精神指导下的转型之成功。我今天所谈的秩序转型和信仰转型，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国家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与世界接轨，成为世界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成员，如此才能拥有正来所说的实质性的发言权。
广州讲坛现场互动
问：我在马王堆博物馆看到一个现象，在有中文提示的情况下，许多中国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仍然使用闪光灯，但是一些外国游客却没有使用。这引起了我的忧虑，能不能这样说，有一天在中国会发现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自豪感，或者说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到了哪里，也许要到韩国、日本寻找回原本优秀的中国文化？
答：这也是我的忧虑。现在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中国历史上一些优良的传统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找到，在中国大陆反而很少了。我觉得重要的是应该深思一下原因是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注意保存东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他们的经验证明，传统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是可以很好地结合的。我们的有些做法正好相反，一方面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毁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以特殊国情的名义拒绝普世价值。我由此看到，狭隘民族主义是最恶劣的，既不能珍惜自己的好东西，又不能接受人家的好东西。我们必须有开阔的全人类眼光，立足于普世价值，这样才能把人家的好东西拿过来，又能珍惜和不丢掉自己的好东西。学习人家的好东西，改掉自己的缺点，我们的优点不会因此就没有了，只会发挥得更好。我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它的伟人思想中真正的精华，一定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因此一定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孔子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好好发掘他的思想中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这样在人家面前才有说服力，而不光是办许多孔子学院，用孔子的名义去推广汉语。
问：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看透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的人。阅读您的作品，我觉得您是一直在奋斗而且走得很远的人。您在探讨人生真谛、探讨人生真相的路上，是怎么做到面对种种困惑而不愤世嫉俗的？
答：我想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仍然在奋斗的路上艰难行走。在这方面，尼采给我很大的启发。应该说我的天性是比较悲观的，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很内向、敏感，在外界受了挫折，郁闷往往不能发散。我也很早就考虑死亡的问题，心中有绝望的感觉，仿佛看到了人生虚幻的真相。我和尼采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不甘心如此，我一方面对人生有悲观的看法，另一方面还是觉得人生太有意思了，我太想经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了。我觉得这种对人生的爱不是一种理论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能，我相信这说明我还是很有内在生命力的。这样两个矛盾的东西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正如尼采所说的，看到人生意义阙如，这对一个人的生命力、意志力是一个考验，看清了人生的真相，你仍然勇敢地跋涉在虚无的荒原上，这是一种凯旋。其实这还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是尘缘未尽，生命的本能在起作用，就是爱这个人生，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爱，所以能保持一个向上的状态。另外，看到人生虚无也有好处，使我在热爱人生、执着人生的同时，能够保持一种超脱，这可能是悲观的那一面带给我的好处。我再热爱人生，我也看到它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个限度，我不会太沉溺在里面，一旦遇到了挫折和苦难，我能够跳出来看，心想不过如此，人生的一切悲欢都是暂时的，反正结局都一样。有超脱的一面很重要，反而可以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反而不容易被生活打败，反而能够让我继续爱人生，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