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就是一个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三四岁那么大。偶尔，来和我抢一块石头，把我推到在地上的，是我的三哥。远一些，拿着棍子，可以出去玩的是我的二哥。没有大哥的影子，他大我几近二十岁，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当兵走了。
我们家和叔叔家合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的房子座北向南，叔叔家在对面。从位置上来说，是队里最北边的，大家都叫后庄子。大家叫我母亲后庄大妈。庄子是祖业，风风雨雨经过很多年代，庄墙上的坑坑洼洼，展现着他的沧桑。它的东北角上，有一棵沙枣树，据说是我爷爷小的时候栽的，很粗，两个大人才能合抱住，树枝压住了半个屋顶。结的沙枣，红，大，但很涩，吃到嘴里，忍着嚼烂，却咽不下去。在六十年代挨饿的时候，这是母亲和大哥的救济粮食。大哥说至今还记得，当时吃了沙枣，拉不出来了，我母亲用手指头一点一点外外掏。东墙根下，有一棵冬果树，老不结果子。一棵老枣树，结枣，枣红的时候，只剩下树尖儿上的。挨着老枣树，还有一棵小枣树，是老枣树的根冒牙长成的，还没开始结枣子。我长大后疑问过，**********时怎么就没有革命掉呢。再后来，我就明白了：沙枣树上的沙枣很涩，不能吃；果树上不结果子；老枣树上的枣子大家吃，小枣树没开始结枣，革命了能把谁怎样？我现在有了一种生活哲学：有点缺点是人的福祉，不知道跟这几棵树的命运是否有关。
一天，我们兄妹三个，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一条柏油公路上。顺着路有一条砖河，二哥说很深很危险。河里有水，上游水流缓缓，经过我们站的桥头时，顿时发出巨大的，好像天崩地裂的声音。二哥不让我和三哥乱跑，说会掉进河里淹死。我相信，也害怕，两手抱在胸前，站在哥给我指定的地方，脚不敢迈半步。当了解放军的大哥要回来，我们是来接他回家的。我跟着二哥，在路的两头张望。南面，路面河水反射出刺眼的强光，在不远的拐弯处失去了轮廓。北面，路沿着河走，青黑笔直，两条明亮的丝带，向远处伸展开去。路，在远处变得越来越窄，这条河也越来越细。半天不见大哥来，二哥说，大哥可能不在这里下车，我们往前走一下。我不敢，我害怕前面那么窄的路上会不小心掉进水里。我不走，也拉着他们的手不让走，三哥说我胆小鬼。
我不记得那次有没有接到我的大哥，但是不久，这个安静的小院里，发生了一件热闹的事情。这件事情与他有关：
大门外面，有辆皮车。车上铺着一块羊毛毡。两匹卸了车的马，被栓在皮车辕条上，搭拉着脑袋吃筐里的草，偶尔左右甩一甩尾巴，驱赶蚊蝇。小孩子想去摸摸那辆皮车，可怕那两匹马的蹄子，又折回头跑过来。院子里来了许多穿新衣的陌生人，男的，女的，闹闹嚷嚷。妇女们扎堆，探头望着什么，又说着什么。屋里有人忙忙地出来，又忙忙地进去。我在不同的地方听到同一个叫“新媳妇”的话。我便想，穿新衣的都是新媳妇。新媳妇干嘛来了？怎么那么多？没人告诉我。
家里招待这些“新媳妇”吃饭，不许小孩子进来。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往外撵，我也常被这个人连同别的小孩子撵出去。大人们分别围坐在几张桌子旁边，桌子上有冒着热气的饭菜，香气直往人的鼻子里钻。那个人转身的功夫，我们又溜了进来，站在大人们坐的空隙中，望着桌子上的饭菜。有人喊起来：“又进来了，又进来了！”那人把我们一个个从空隙中揪出来，像赶鸡一样赶出门外。后来他干脆站在门口把守。他把守他的，但管不住我们伸长了脖子往里看。在稍后我长大一些了，喂鸡的时候，常站在鸡槽跟前，拿着棍子打那些来抢吃鸡食的麻雀时，常常想起这个情景。在被撵来撵去的过程中，我不知怎么就得了一碗饭。饭不能瞎吃，我知道怎么着吃才香：我找了个墙根蹲下来，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把一条面挑得老高老高，用嘴接住面头，然后“嘘啦”一声。吃过的人才知道那个香。小孩子们不再在门口往里探望了，围在我的碗周围，有两个就干脆蹲在我脚跟前了，云娃子说：“给一点，少给一点！”我当然不给，这么香！他的眼睛象两个轮子，跟着我的筷子，从天上转到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他等不及我说话，伸手来接我的碗；我两手使劲，又扯回我的怀里。我正准备挑起一条面的时候，他眼睛直瞪着我，突然“呸！”一声，一团口水吐在我碗里，站起来跑了。
我为那一碗饭哭得天昏地暗。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惦记着那碗被糟蹋了的饭。现在看来可喜的是，因为那一碗饭，我有了最初的思想：我想，如果我给云娃子吃一口，就不至于全糟蹋了，不能求全就求其次，总比毁坏了强得多啊。
这一幕，是我大嫂子过门。我从此有了嫂子，村上的婶子嫂子们，见我就说：“明明有嫂子了啊!你看兴的。”话音的后面被她们撩得很高，我总隐约感觉到这被撩得很高的尾巴下面，一定有些什么别扭、不自在。过了一段时间，她们的问话变了，问我，“你嫂子在家里做不做饭？”“你嫂子把你妈叫不叫妈？”这些，我当时一定是如实回答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撒谎，也不知道撒谎的必要。
这些都不再话下，小孩子永远都等着新鲜的事情发生。
我的记忆中，我老在盼望父亲回家。他回家会带糖果来，我喜欢拿到伙伴们跟前去夸着吃。但是父亲比较少回来。这不全怪他，童年的记忆比较夸张，就像人感觉童年的天空比现在蓝，童年的雪花比现在大一样，我想我那时觉得盼望父亲回来的日子太漫长。父亲在外面挣钱，这点知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我不记得有人告诉过我，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父亲挣的钱，很具体的就是我母亲在土炕的席巴底下藏着的那几张毛票。然而，这仍然是骄傲。在我们那个地方，象父亲这样能谋国家公职的，方圆五里之内也不过聊聊几个。我骄傲地认为：父亲是在一个安静，又晶莹剔透的地方工作生活，仿佛跟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似的。这是我对外面那个世界的最初的想象。想象来自我们那间老屋的窗——冬天窗上美丽的冰花。
——玻璃象不透明似的，外面一层灰，里面有水、汤等各种样的痕迹，也有我和二哥三哥用指头画的，“1，2，3…..”都是二哥写的，长三根头发的娃娃头是三哥画的，偶尔有个道道圈圈的是我的小心思。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杰作消逝得无影无踪，因为玻璃变成画了。每块玻璃都是一幅独立的复杂而又美妙的画，我后来知道，这样素净的画应该叫山水画。画中，浓淡相宜，层次分明。山峦层叠，树木葱茏；怪石犬牙交错，小草柔弱临风；天际有白云飘荡，谷底有溪水潺潺；如果有一声鸟叫，定会响撤山谷……我坐在被窝里遥想，那样一个绝美、寂静、辽远，空蒙的世界里能发生的事情。许多年后，我游览南方的名山名水时，总觉得似曾见过，那山峦，椰子树，芭蕉叶，松枝跟那个银色世界里的一摸一样，只是颜色不同罢了。
关于那扇窗户，我不会忘记另一种情形：有时候，我觉得是半夜里，外面有人“邦，邦”的轻敲窗户，我母亲披了衣服下炕，打开窗户，我叔叔从窗外递进来一个碗，香喷喷的。这是队里又在打“平火”，有时候是杀了队里的一头不肯下地的老驴，煮了，有时候是用分完油后剩下的没法分的缸底的油烙的油饼，每家一个人参加，一般都是男劳力去。我家没有男劳力，我叔叔就想办法留一点给我们端回来。半夜里，我们从被窝里爬出来，母亲就分了给我们吃。吃过一回，想几天。以后的几天夜里，我们都盼望叔叔再来敲我家的窗。但叔叔却不来敲窗，我们便渐渐淡忘了那窗户里飘进来的香喷喷的气息。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多老驴可以杀，分油也才一年一次的！那是社会主义热火朝天的时候。
母亲是一个默默的人，她高兴的时候默默无语，生气的时候也是默默无语，总不敢有多一句的言语。我到后来才明白，我母亲的默默无语，是因为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情，她毫无办法，即便是自己的子女。所以我们兄妹的长大成人，基本上没有父母的约束，刀枪棍棒，石头泥巴，任意玩。只是我的父亲，偶尔回来，看到哥哥很差的考试成绩，或者听别人告讼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拿起笤帚或者小棍棒子，抽他们几下，警告他们下次不能这样。这是我父亲一生使用的，也是唯一的教育子女的方法。他崇信棍棒底下出人才这个老道理。但，事实上，老道理的作用并不发生在我们身上。我父亲一走，我们该咋样还咋样，没有人再能想起屁股上疼痛过，更不会有人想起要做人才。等父亲下次再来的时候，二哥躲得远远，三哥不记得自己做了错事，也不敢进门来。在二哥、三哥眼里，父亲是一个威严国王，国王回家就意味着灾难的降临。这种恐惧感至今仍然有威慑力。
跟我们的泼皮不同，我的大嫂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她永远都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的身后飘着香皂的芬芳。我记得她的一件淡蓝色粘胶布衬衣，软软的，象纱一样。穿在身上，飘然若仙。胳膊上戴着黑纱，胸前一朵小小的白花。许多人都戴那种白花，不过不象我大嫂的那朵那么恬静，素雅。好像我也有一朵，我不记得是戴在哪儿了。现在想，这段时间应该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悲痛中，但我确信我的嫂子和不少的人并不知道悲痛的意义。如果非要说意义，那就是在那种异常的气氛中，那种黑纱白花让她很漂亮。的确，我的嫂子是漂亮的。想来我母亲也是见了就喜笑颜开，大嫂参加集体劳动回来，还没等她脱掉手上的白手套，她就把热气腾腾的饭给盛好了。
大嫂在这个时候，还保持着她们娘家人的出身习惯，比较勤劳。生产队里的劳动，能天天出工。我记得一个秋天，她带着我天天去林场打沙枣的情形——
沙枣树枝多刺长，都交错在树干上，树叶干了，倦了，大部分都落了，沙枣还一串一串挂在树枝上。大嫂那时那么勇敢，披荆斩棘能爬上树去，然后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拿竿子“哐！哐！”一杆杆地把沙枣打下来。我在下面拾；一筐拾满了，装进袋子里，再拾。开始我用一只手，慢，大嫂教我用两只手，左右开弓，就快多了。每天收获不小。晚上回来的时候，大嫂扛着沉甸甸装满沙枣的袋子，我提着空筐子，拿着竿子跟在后面，西天的斜阳把我们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一个秋天，我们俩踏露踩霜，早出晚归，打了不少的沙枣回来。后来卖了钱，大嫂给我也扯了件衣服料，绸子的，紫红色底子，白点暗花的，母亲给我缝成了棉袄。
这点记忆是美好、温馨的。却也是唯一的。此后再没有过。
在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年代，母亲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能去地上劳动了，但她谦卑地做着能做的事情，并不闲下一刻。我的侄女在这个时候也出生了，她的出生跟我的出生一样，都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
我大哥已经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公社的供销店做了营业员。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象是发生在黑盒子里的，完全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