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定修改税制。接着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经12月份的政务会议批准后，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公开发布。
新税制在纳税环节上有缺点，发布后引起物价波动，各地纷纷向中央反映。毛泽东获悉后，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称：“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接着，毛泽东提议要强化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加强政府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
对于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财经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对新税制修正案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有“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高岗、饶漱石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倒霉的时候到了，这是实现他们个人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发难，利用中央开会各大区、各省领导人到会的机会，夸大中央领导人在合作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等人。
“毛主席不满意刘少奇了！”
“刘少奇不行了！”
“薄一波是刘少奇那个圈圈的人，得好好整整！”
“岂止一个薄一波！周恩来怎么样？”
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
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各地，在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把他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是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和政务院。
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又利用会议的机会再次进行反党活动。在会议期间，饶漱石未向党中央汇报就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矛头指向刘少奇，企图达到分裂党中央的目的。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坚决的措施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
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私自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领导的人选。
在大造舆论的同时，高岗、饶漱石还企图拉拢中央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接替薄一波兼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取得他的支持，遭到邓小平的断然拒绝。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拉拢陈云，同样遭到陈云的拒绝。陈云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作了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