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贽研究卓有成就的还有日本学者岛田虔次。他在1949年筑摩书房出版的《近代思维在中国的挫折》一书中的第三章专门论述了李贽。他认为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私心”即自我尊严的主张，以及“童心说”等观点，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作为这部著作的补充，岛田虔次又写了《儒教的叛者李贽》一书，于1962年在《思想》462号上发表，对李贽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对普通民众了解中国、了解李贽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被誉为名著。在这部书中，作者对当时中国学术界把李贽划分为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种评价方法进行了批判。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日本学者先后著书立说，对李贽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其中有楠木正继的《焚书和说书》，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和明末的儒学》，八木泽的《中国的思想家——李贽》，增井经夫翻译的《焚书——明代异端的书》，岩间一雄著《李卓吾思想的历史性性格》，等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评价了李贽的思想，介绍了李贽的主要著作。
对李贽研究最有影响的当属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沟口雄三，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他发表了十几篇（部）有关李贽的文章、著作，其中《李卓吾——正道之异端》一书前半部分“吉田松阴和李卓吾”，叙述了吉田松阴对李卓吾思想接受的过程，后半部分“李卓吾其人其思想”，通过传记的形式介绍并评介了李贽的生平思想。《生活在明末的李卓吾》一文，沟口雄三先生对岛田虔次先生对李贽的评价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应以李卓吾的生活方式为前题去探求他的思想，应不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去分析。对岛田采用欧化的尺度研究中国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另外在他的《李贽——正统之异端》《“孤军”的知己——松阴和李卓吾》等文中，对李贽的性格特征、生死观、哲学思想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刻的论述。沟口雄三还翻译了李贽的《焚书》，1971年由平凡社出版发行。沟口雄三教授是日本近年来李贽研究方面最为全面、取得成绩最丰硕的一位。
当代学者荒木见悟在《佛教和阳明学》一书中论述了李卓吾与佛教的关系，并认为李贽虽剃发为僧，但只不过是为确保他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护身符而已。另外，在山下龙二著的《阳明学的寿终正寝》一书第四章“李贽的历史观”中，作者通过分析，指出：“李贽集各种思想流派而形成他的历史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历史观并不是他一人独自的思想，因而既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极端的、奇异的、古今未曾有过的过激思想，也不是卓越的近代思想。”这表明作者对李贽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日本，对李贽研究卓有成就的还有二松学舍大学教授正田启佑，他的《中国对李贽的研究》一文，将我国不同时期在李贽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及主要观点介绍给日本，使日本学术界进一步了解李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文中介绍了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张建业的《李贽评传》等。在正田启佑教授的另一篇论文《李贽研究在日本》中，详细地介绍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对李贽的研究。正田启佑还参加了199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李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把后一篇论文提交大会并作了发言。总之，正如中国的历史文化对日本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样，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同样对日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李贽的家乡福建泉州府，不但商品经济发达，而且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李贽的家庭是个数代人经商和从事对外贸易的世家，故此李氏的族人侨居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及旅居祖国台湾和港澳地区的有3000多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很多学者从事李贽的研究，李贽的思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986年，由海外华侨集资兴建的李贽纪念祠在李贽的故乡南安榕桥镇建成。在落成典礼的大会上，由洪赛娟女士率领的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侨胞及旅居港澳地区的人士组成代表团30多人返回祖国大陆，怀着寻根谒祖和励贤人、仰先哲的心情参加了这个盛会。身为新加坡南安会馆福利部主任的李承显先生作了发言，表达了对先人李贽的敬仰及身在异国不忘桑梓家园建设的眷眷之情。
李贽在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尤其在华人社会中颇有影响。在新加坡流传、保存的李贽著作有：《焚书》《藏书》《续藏书》《说书》《九正易因》及批评、小说、戏曲等书；有关李卓吾事略的书籍有：《泉州府志·李贽传》、孔若谷《卓吾论略》、白东奎《李贽事略》、彭际清《居士录·李卓吾传》、袁中道《李温陵传》、顾亭林《日知录》（书中有介绍李贽被控经过及“罪状”、评语等）、朱维之《李卓吾论》（协大书店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等等。1987年10月，由新加坡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题刊的《南安文史资料·李贽（卓吾）专辑》出版后，也赠送部分给新加坡侨亲。其中刊登了有关李贽的史料、生平事迹、传说及颂扬李贽的诗词等等，颇受欢迎。
根据新加坡的国情，该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述了一批赞扬李卓吾的文章，其中有《南阳商报》上朱飞的《激进话李贽》、新加坡南安会馆金禧纪念特刊上发表的陈允洛的《李卓吾集评》、敬贤的《中国文学革命先锋——明末名学者李卓吾》等文章。新加坡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介绍给该国，并对他的思想给予评价，这对繁荣该国的文化、提高华人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保留华人的传统价值观，抵制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激进话李贽》一文中，朱飞在论述李贽反道统的倔强精神时指出：“他的《焚书》卷二说：‘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清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乃讲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晓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也。’说得痛快至极，也因此被迫害，而至自杀以终。”作者在文中赞扬了这种反道统的精神：“在李卓吾时代，会有这种思想，自是与众不同，但如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就是反社会行为，不是被目为疯子，就是‘左道’，妖言惑众，要被迫害而至于自杀。屈原是这样死的，李贽也是这样死的，许许多多这种人是这样死的。可是这种人的思想，是走在时代前面。”在全文的最后一节，作者谈到刺激李贽去反道统的思想是与闽南人遗有反抗性及冒险性的血液有关；另外，外国商族云集于泉南，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对李贽的影响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朱飞先生在文中还介绍了李贽反道统的一生及主要的著作。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新加坡更多的人民了解李贽，认识李贽。
陈允洛先生撰写的《李卓吾集评》一文，引证材料详实，是一篇较为全面评述、介绍李贽的文章。文章开头，作者就明确指出：“卓吾既非高官，无功名事业可道，亦非奸凶，无误国殃民之罪可拟，其姓名能震动全国，诚千古奇谈。卓吾著作甚多，立说卓绝，对于当时及后世文学思想方面影响颇大。”接着作者分五个方面评介李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李卓吾事略。第二、排斥与推崇。第三、被指的罪状。第四、文学启发的功绩。第五、李卓吾的性格。陈允洛先生在概述了李卓吾事略后，重点介绍了李贽受“排斥与推崇”的经过。指出：“李卓吾因受人推崇，被嫉忌者控告入狱而殁，从而攻击之者，自然很多。”他引用清初国学大师顾亭林的话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陈允洛先生同时引用了钱谦益、胡适、章太炎等人对李贽的评价，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客观地介绍了李贽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影响。论文的第三部分是李贽“被指的罪状”。陈允洛先生明确表示：“明代李卓吾对孔孟嬉笑讥评，而他承接阳明学派，所发挥议论，仍是孔孟道理。”在阐述了李贽的思想观点后，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文学启发的功绩”中指出：“关于文学方面，其建树与影响力极大，却未受阻挠，至今令人称道，即公安派之文学运动，与小说戏曲评点批注风气之流行也。”又说：“公安派的前驱羽翼是李卓吾。公安派的主张之所有形成，不外几方面，一是思想界的关系，以李卓吾、焦弘的影响为最巨，二是戏曲的关系，三是诗人的关系。”陈允洛的《李卓吾集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李卓吾的性格，并感慨地提出“卓吾之名足千秋矣”的论断。
值得一提的还有敬贤先生的《中国革命先锋——明末名学者李卓吾》一文，对李贽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章指出李贽“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思想家、著作家。他有独立自由平等的见解，他要打倒人家向来崇敬的偶像，他揭开了所有假道学的面具，他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他主张文学要用真性情来写，不要人云亦云，无病呻吟”。敬贤先生介绍了与李贽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对李贽的截然不同的评价，列举了沈德符、张师绎、马经纶等对李贽的赞扬之词及张问达对李贽的疏劾之语，进而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称赞李贽“他的见解，他的言论，确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在。”首先，敬贤先生剖析了李贽的关于孔子是非不足为据的观点，指出：“数千年来，许多书呆子都是‘一孔之见’，不问时代如何，对孔子从没有人敢道一个‘不’字，他却大胆地教人须以‘真理’为归，不必一味迷信孔子。”其次，敬贤先生指出李贽“对于文学的见解，力主要从真心自然流出”。后来胡适之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其中有好几项就是李卓吾在三百年前所提出的文体改革的主张。所以，敬贤先生最后由衷地称赞道：“读到文学革命，李卓吾确是一位值得钦佩的先知先觉。他在思想史上，文学史上，毕竟占着崇高的地位。”李贽的著作被新加坡学者研究，他的思想观念、文学观念在新加坡传播，这将有利于中新两国人民思想文化的交流。
综上所述，李贽的思想在海外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我们对李贽思想研究的纵深发展，李贽思想中富有开拓性和进取性的精神内涵将会进一步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共同重视，他们对于李贽思想的研究成果将会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