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婚俗中的中西文化交融达到了很深的层次，对澳门社会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婚姻组成的家庭及其后代子孙，很自然地渗透着中西两种文化因子，二者统一，非常和谐，尽管情况各异，但在衣、食、住、行及子女教育等生活文化方面，中西两种文化因子都按不同的比例存在着。有的子女上中文学校，更多的子女上葡文学校，都会说广东话，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土生葡人之所以爱娶华人为妻，其重要原因，是因为华人妇女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性情善良、逆来顺受、刻苦耐劳、心灵手巧、从一而终等等。［7］由于澳门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又由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的吸引力，使澳门的土生葡人在文化认同上，有些地方更倾向于中国文化。据葡国人类学家安娜·阿马罗博士在研究土生葡人的专著《大地之子》中说：“因为东方妇女从来就比来此的西方男人具有更高的礼仪及卫生水准，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是东方对西方的同化。”［8］这是有道理的，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土生葡人仍然保留着西方最有特色的文化成果，这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所表现，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表现，在许多地方已有所变化，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一种生物和文化方面的杂交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看到土生葡人“与葡国本土人在说话、饮食和生活方式上都大为不同”，有些人甚至“亦在身份认同方面采取与葡国人疏远的态度。”［9］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在婚姻上的中西融合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影响。
二、澳门华人婚俗中的中西文化交融
澳门华人一直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在婚俗上也保持着中国传统婚姻的许多古老的习俗，但在许多方面显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种表现。
最明显的是华人基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婚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实行西式婚礼。当教徒与非教徒结婚时，则要进行双重婚礼，已如上述。在婚礼中渗透着基督教文化的强大影响，而基督教文化正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是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强大的影响。但中华文化的影响也同时存在。在双重婚礼中，初期连婚宴也要举行两次，先是西式茶会，晚宴则在中国酒楼，后来已逐渐倾向于只举行一次，即中式晚宴作为婚礼的尾声。
在华人与华人之间的婚姻中，古老的中国传统婚俗礼仪“六礼”中的主要内容在澳门仍然流行：纳彩请婚、问名相亲、纳吉定婚、纳征下聘、请期择日、迎亲合卺等六礼的主要内涵仍然保留，但在形式上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西方文化的长期的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在深层心理之中。
首先是法制观念的改变。华人的传统婚姻是一种“事实婚”，从不到政府登记，只要公开举行正式婚礼——“明媒正娶”就算合法。可是在澳门，合法的婚姻是要经过政府批准取得结婚证明才行。但澳门管理婚姻事务的政府部门是“婚姻及死亡登记局”，因为和死亡连在一起，不少华人认为到那里去登记“很不吉利”，而不去登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没有官方的结婚证书，但这种“世俗婚”仍然是有效的，如今40岁以上的澳门华人，大多如此。但1987年以后，一般都按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之前到“婚姻及死亡登记局”去办理登记手续，登记局张贴布告予以公布，8日以后如无人反对，局长即批示同意，于90天内举行婚礼。［10］
传统的中国婚姻往往是父母包办的，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如今在澳门，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成婚的已占绝大多数，这显然也是受西方个性自由新思想的影响所致。但许多人在礼仪上还是有“纳采”的做法，请媒人到女家去提亲，而不少人已略去了这一环节。
“问名”是双方家长交换新人的生辰八字庚贴，然后到庙祝或占卜师处算命合婚，这一礼仪在澳门仍然存在。但不少人认为这是迷信，已不相信了。“相亲”还是有的，不过主要是去看看对方的家庭情况、健康情况与经济收入等等，这是双方家长最关心的事。
“纳吉”定婚，送金戒指，有不少人还举行宴会进行庆祝。因西方婚仪没有“六礼”，在婚前只有定婚仪式，所以是盛大而隆重的。这一西方做法显然已在澳门华人中产生了影响，不少人定婚时举行鸡尾酒会或大摆宴席。
“纳征”，男方向女家下聘礼，在澳门叫“过大礼”，是非常隆重的，一般在婚前半月择吉日吉时举行。男方把聘金、礼饼和众多的礼品送往女家。礼金分两部分：一是聘金，给新娘办嫁妆的；一是鞋金，给新娘的弟弟买鞋的。
礼饼：中式的有实心饼、红绫饼、白绫饼、黄绫饼、酥皮饼（枣泥酥、皮蛋酥等）、老婆饼、核桃酥、蠓鼓酥饼等。每个饼都以印有红字双喜的胶袋包装。西式礼饼也多种多样，并可用“饼卡”代替，随喜帖分发，由各人到面包店自选。这些当然也是西方饮食文化对中式婚礼的渗透。［11］
礼品：烧猪一只，鸡一对（有公有母），椰子两对（表示有爷有子），龙凤烛一对，茶叶两包，藕一对，活鲤鱼一双；还有鱼翅、鲍鱼、蠓豉、元贝、冬菇、虾米、海参、发菜、烟、酒等物；更有“一帖盒”，内装芝麻、莲子、花生、槟榔、红枣、红豆、绿豆、龙眼肉、核桃仁等物。女方收礼时，返回一半，并加油器：煎堆、粽子、百子糕及送新郎的两袋布料、皮带等物，由男方带回。烧猪则返回头与尾，表示“有头有尾。”
“请期”——男家选好婚期吉日，征求女家意见。双方家长（包括爷爷奶奶等人）开联席会议，商谈婚期、婚宴桌数、礼饼数目（有的男方要给女方几十斤乃至几担礼饼随结婚通知喜帖分发），于结婚十天前发出请帖。男女双方和证婚人二人，带着身份证到登记局签署结婚证明书。
“亲迎”为正式婚礼，新郎到女家去迎娶新娘。在迎娶当日凌晨，新郎、新娘分别举行“上头”仪式，这实际是一种成年礼，新娘要“开面”，并改变发型，表示已婚。如今在澳门有些新人还要进行西方式的“美容”，梳好“新娘头”，换上全新的衣服，内外全换，而结婚礼服除大红金绣的龙凤服外，还有白色婚纱，这是花几千元租借来的。白色婚纱为西式礼服，西方以白色为喜庆色，表示纯洁无瑕的爱情，而在中国则是办丧事的孝服颜色，反差极大，这是中西色彩文化的巨大差异。如今普遍穿白色婚纱行礼、照相……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突出表现之一。
新郎倌的礼服如今已很少用长袍马褂，而用崭新、笔挺的西装、领带了。新人们戴的钻石戒指亦来自西方。
虽然新郎新娘穿的是西式礼服，但在婚礼中照样要拜天地、祖先，同时要下跪向长辈献茶，这是中国传统信仰的崇拜仪式，也是中国孝道的传统礼仪。
过去以花轿迎娶新娘，如今已改用花车代替，花车是西方小轿车以彩绸和鲜花装饰而成，彩绸有大红的，也有粉红的。这粉红正是红与白的中间色，应该说这完全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象征。有的花车车头还用西方玫瑰花组成“心”形图案。心形象征爱情，这也是西方民俗。
过去新娘要戴“盖头”，以红绒把头脸盖着，到洞房之夜才由新郎揭开；如今已不用盖头，新郎到女家后即可见到新娘，并向她献上一束红色玫瑰花。这种献花之举显然也是西方礼仪。
在女家行礼之后，新人并不直达男家，而要绕个大圈子到路环、凼仔岛兜风“行大运”。这是传统中国婚礼花轿绕城习俗的新的变体，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澳门如天街似的跨海大桥，如此的“行大运”是很难想象的。披红挂彩的花车浩浩荡荡通过高耸的长桥，一路喜乐飘扬，实在是非常风光的。
婚礼的最后仪式是酒楼上的宴会，其中的菜肴、葡萄酒、香槟等也有来自西方的。宴会中的游艺活动如卡拉OK、婚礼音乐与让新郎、新娘谈恋爱经验、互相接吻等闹房之举中也有许多西方文化的因子。有的还有“结婚蛋糕”，更是西方之物了。
总之，虽然澳门华人进行的是传统的中式婚礼，其中保存着许多古老的成分（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例举），然而不少西方文化的因子已渗入其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正是中西文化溶合的结果。
三、结语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澳门的婚姻习俗是颇为特别的。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其中融合了中西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具有现代化的特色，同时也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一般说来，西方的婚俗比较讲法制，并且宗教色彩较浓，在上帝面前成婚，由教士主持婚礼，进行严格登记，婚姻自愿，宣誓忠于上帝、永远相爱，宗教的感情较重；而中国的传统婚姻则是一种“世俗婚”，人情味较浓，充满生活气息，许多婚礼活动，如女儿离家时的哭嫁、新人向双方父母及长辈跪着敬茶、婚宴上的嬉闹游乐与种种祝福、礼物，都牵动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有利于婚后的亲密相处和友好联系。这两种婚姻习俗文化在澳门的相互影响已形成了一种文化交融的趋势，这是符合“民俗趋美律”的。［12］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两种文化中的美好的因子，必然会在交融中结合起来，产生文化的“杂交优势”。这符合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理想的人类共同心理，符合美的发展规律——多样统一，所以这不是“同化”而是“融化”，即保留并发展了两种或多种文化中的各种美的因子，这种文化交融达于中西文化的核心层次。［13］西方的现代婚俗如“试婚”（先同居后结婚甚至同居而不结婚）、独身主义（独生主义）等等也在澳门存在着，但并非主流。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四百多年来，在生活文化中，文化的交融是不断的，在婚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想这正是许多学者重视澳门的婚姻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澳门的中西文化交融几百年来起了先驱作用，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美好未来的建设创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通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要建设“世界一体化”的美好未来，必然要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特别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要之，研究中西文化如何融合，确实是关系到人类美好未来的重要课题。澳门作为中西文化最早交流、碰撞、共处进而交融的原点，在四百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文化——民俗。对澳门民俗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调查，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典型意义，并且关系到未来人类的前途，充满学术的和文化的意味，值得我们投人较多的精力去调查和研究。我相信，这项调查研究一定会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和广泛的社会支持。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注释：
［1］屈大均：《广东新语》“澳门”条。
［2］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官守篇”。
［3］潘日明（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87年，第32页。
［4］茅瑞征：《象骨录》，崇祯本卷五“佛郎机篇”，明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
［5］贾渊、陆凌梭：《飚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澳门文化司署1995年，第101、101、94页。
［6］张慧敏：《澳门的衣食住行及婚姻》，1995年，第98、21页。
［7］卢志成：《澳门土生葡人的特有习俗》（调查报告未刊稿，1995年11月调查），第2页。
［8］安娜·阿马罗著，金国平译：《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第102页。
［9］《颱风之乡》，第178页。
［10］张慧敏：《澳门的衣食住行及婚姻》，1995年，第98、21页。
［11］范家盈：《澳门的婚俗》调查报告，1995年。
［12］关于“民俗的趋美律”这一民俗的普遍发展规律见《岭南民俗》1986年第8期。
［13］中国文化中的“孝道”曾长期被看成“立国之本”，受到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视。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很深层次的信息文化，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些都是民俗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