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丧葬史》中，陈华文主要是从历史文化与民俗生活的角度来揭示丧葬民俗的演变现象。但丧葬民俗并不同于陈华文以前从事过的文身民俗研究，作为成人礼的古老形式的文身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很少再有当代的调查活动，而丧葬民俗现象却一直在中国的城乡广泛存在。那么，作为一种现时态的民俗事象，丧葬民俗的变迁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在陈华文看来，加大当代丧葬民俗事象的调查就成为极为紧迫的事情。在2000年，他申请了题为《吴越丧葬文化》的浙江省社科重点课题，在浙南进行田野调查，了解当代丧葬的最新动态，体现了一个民俗学者对当代民俗现象的思考。
纵览陈华文的民俗个案研究，可知主要集中在人生礼俗方面，特别是在人生礼俗中最为重要的成年礼、婚姻、丧葬三个方面。这与其整体的民俗学理论思考有关。在民俗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如端午、重阳、春节等岁时民俗外，关注人自身的人生历程的人生民俗是生活性最浓厚的民俗样式。陈华文的人生民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俗与生活的关系，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其民俗生活论提供了方便。而陈华文通过其严谨实证的个案研究，成功地向我们揭示了民俗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也使其民俗生活论的理论建构更为严密。
三、从民俗生活论到民俗文化学的民俗学理论建设
民俗学在19世纪的英国产生之后，民俗学的理论就一直处于争论、发展和完善之中。英国的民俗学是否具有普世性意义，是值得讨论的。民俗学主要是对群体性模式化的代代传承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研究，而民俗作为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与国家的差异，因为每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提出对民俗的界定和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理论的本土化是十分必要的，民俗学的本土性探索可以说是民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学科理论的建设方面看，民俗学理论的最终完善也迫切需要各个现代民族国家从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出发，首先提炼出自身的民俗学理论，然后才是世界意义上的各国民俗学理论的对话与整合，最终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俗学理论。理论民俗学的探讨是陈华文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工作，也是取得成绩最多的领域之一。
早在1984年，陈华文就在《民族文化》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俗生活论》的文章，初步探讨了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的观念。［4］民俗来源于生活，而又在生活中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生活性是民俗的本质。1992年他又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论民俗本质——再论民俗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重要论文。［5］在这篇文章中，陈华文撇开了以往民俗学界对民俗本质的探讨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纠缠，直接从民俗本体论人手，采用历史维度的发生学分析法来分析民俗的产生，揭示了民俗发生的层次性差异，而这种层次性差异正是区别民俗的生活性与文化性的关键所在。陈华文认为民俗发生的层次是指民俗在生成过程中的先后次序和构成问题。第一层次民俗的发生总是直接与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它表现为物质生产民俗和自身生产民俗，也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民俗的产生首先是为了生存和生活，因此民俗的生活性始终是第一性的。但当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第一层次的民俗也会相应地发生民俗的变异，这种由于社会的变化从而导致原有民俗发生变化就属于第二层次的民俗，而正是第二层次的民俗才带有文化的影子，才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识。因此，民俗的生活是第一性的，而文化则是第二性的，它是民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也是民俗的附着物。虽然民俗在其层累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文化的渐次渗透，但其生活性一直是存在的。生活性是民俗的本质属性。以生活性为民俗的本质属性，就使民俗由文化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真正从理论上突破了早期英国民俗学认为民俗是文化遗留物的认识水准。
在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探索中，不但对于民俗的生活性给予最大关注，而且对于民俗的文化性的关注也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进行着。陈华文的民俗学理论探索从民俗生活论走向民俗文化论，这其中的学术变迁过程具有其内在的学术逻辑性，也体现了陈华文在民俗学理论上的执著探索精神。在《民俗文化学》［6］这本系统性的民俗学理论著作中，陈华文向我们系统地阐释了他对民俗文化学的理解。陈华文认为民俗文化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民俗学，将民俗作为整个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内容进行考察，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去认识，从而避免将民俗作为一个孤立的事象来研究。而对民俗文化学的关注，仍然包含了民俗的本质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理解。陈华文在理论探索方面由民俗生活转向民俗文化时，并没有抛弃以前一直坚持的民俗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学术理念，而是把原有学术理念整合到了民俗文化学体系中去。他认为民俗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从生活走向文化，因此对民俗的探讨也必然要关注文化现象。
关于民俗文化的主体问题，钟敬文先生认为文化有上层文化、中层文化、下层文化三个层次，而其中的中下层次就是民俗文化，上层文化不是民俗文化。［7］对此，陈华文的《民俗文化学》提出了学术上的商榷意见，认为民俗文化是所有民众共同享有的文化，过分强调阶层差异会将民俗传承者简单化，而民俗传承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只要是群体，就有相应的民俗事象。陈华文对民俗文化全民性的理解，实际上还是从民俗生活论中脱胎而来，因为民俗生活是全民共有的生活方式，那么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民俗文化也是全民的文化。在该书中陈华文还系统探讨了民俗文化圈与民俗文化传播两个专题。在民俗文化圈问题上借用了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圈概念，讨论了民俗文化圈的形成与民俗文化圈的扩张，在民俗文化传播问题上讨论了民俗文化传播的模式与传播的载体，这在国内民俗学界的理论性著作中也是系统性的理论尝试。
纵观陈华文的理论民俗学探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从民俗生活的探讨到民俗文化的探讨并且将民俗生活上升到民族性理论高度的过程中所留下的思考轨迹，他的民俗学理论探索也为民俗学的学科归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最终发展，与陈华文这样严肃思考的民俗学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四、教学相长、谆谆育人的民俗学人才培育者
陈华文先生自1984年以来长期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中文系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自1987年起又开设“民俗学与传统文化”课程，自90年代以来还面向全校师生开设民俗学通识课、婚姻与文化通识课。陈华文曾说他把每一堂课都看作是对人生的一种严肃的考验，认为教学是使知识系统化的一种最好的途径。教，然后知不足。教学不仅是对于自身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一种检验，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一个教师可能在某一专业领域内非常有造诣，但这还不够，还应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有较为丰富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最好通过教学加以系统化和完善，这样就真正形成了教书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以科研提高教育、以教育促进科研、教学相长的工作特色。在陈华文的民俗学专业授课的过程中也逐渐培养了学生对民俗学的兴趣，历年的浙师大本科毕业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民俗的调查研究，陈华文在这方面多予以学术指导。由于浙江师范大学地处浙江中西部，其周围的民俗事象十分丰富。浙师大师生曾多次在陈华文的带领下在以金华为中心的区域范围内展开田野调查，如曾在浙南的文成县与浙中的浦江县展开当代殡葬改革的调查，在温岭县展开对当地婚俗的调查，在金华县展开对金华斗牛、黄大仙信仰的调查等，并在金华斗牛研究、浙南婚姻、丧葬民俗的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在具体的区域民俗事象的搜集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成果先后发表于《中国民间文化》、《民间文学论坛》、《民俗研究》等民俗学专业刊物。由于受到陈华文先生民俗学课程的影响，许多学生参与了民俗学研究之路，成为我国民俗学界的后起之秀。一个教师立足高校，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培养出专业内的学术人才这自然是一个高校教师的成功之处。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注释：
［1］陈华文：《文身：裸体的雕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2］陈华文：《丧葬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陈华文：《丧葬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陈华文：《论民俗生活》，《民族文化》1984年第5期。
［5］陈华文：《论民俗本质》，《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
［6］陈华文：《民俗文化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