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论邱国珍教授的地域民俗文化研究

张爱萍

一、从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到地域民俗文化研究的转变

一般说来，民俗学是研究和阐述民间社会生活文化传承事象的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物质生活、人与人缔结关系的社会生活和反映以上两种关系的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因此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的触角包罗万象：有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风俗习惯——土地和村落、房屋建筑、劳动、民间技术和科学、服饰、器物、工具、饮食、交通运输、交换贸易，有社会关系中的民俗——家族和亲族、民间组织、交际活动、人生礼仪、岁时风俗、吉庆喜乐、游戏和竞技，有精神意识的“遗留物”——思维观念、祭祀礼仪、巫术和宗教、伦理道德、语言风俗、民间艺术等。

多年来，民俗学的热点往往集中在岁时节日、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信仰禁忌等日常生活的民俗“考古”上，以期从保存的“文化遗留物”中去追溯其起源、变迁及传承价值。

邱国珍也是沿着这条路子开始民俗学研究的。1989年，她在第四届中国民俗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哭嫁”面面观》，就是常见的婚姻习俗研究。做这类研究，文本资料较多，如果继续下去也不失为一条研究途径。但邱国珍没有走“捷径”，她重新选择，了一条路，即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行业与区域民俗文化研究。这一学术定位，意味着从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到地域民俗文化研究的转变。

把民俗研究的对象调动到“行业性习俗”这一新的角度确立了地域民俗文化专项性研究的新的领域。当民俗研究建立了地域行业性的座标，可以从行业性习俗这个“活的标本”切入，通过“考证”追溯、辨析、复原、重建地域经济的文化模式，使“地域民俗文化学”对当代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新的借鉴意义。

从江西的地域特征和行业标志来看，景德镇的瓷业和樟树的药业是“地域民俗文化学”典型的地域民俗事象，邱国珍追溯具有两千余年制瓷历史的景德镇瓷俗，提出了行业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种类型，随着社会分工和行业的发生和发展，以保佑行业的兴盛及其利益的观点。同时对景德镇成为世界制瓷业中——“瓷都”的历史成因和年代作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基本复原了“瓷业”的经济神崇拜、陶瓷艺术、节庆灯彩、明代世俗建筑、民间文艺等。这种对“瓷都”经济文化形态的复原，是邱国珍地域民俗文化学新的研究自觉对当代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

至于对樟树药业信仰的探求，邱国珍从中国药业发展史上，北方的安国、百泉，南方的樟树、交趾同为有名的药材集散地，其中尤以樟树的药业加工历史最为悠久、繁荣，因而获得“南国药都”的誉称。很久以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药不过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从这一特点出发探究这座城市以“药”扬名的成因，构筑起樟树经济一个地域文化模型，对探讨振兴樟树药业经济不无启发。

二、从地域民俗事象基因鉴别到地域经济文化模式的复原

从行业性习俗研究人手，建立地域民俗文化模型，需要从翔实的调查引证材料中对民俗事象逐一作身份鉴别。邱国珍把行业习俗资料纳入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游艺民俗系统中作细致的论证，以保存民俗事象建构地域民俗文化生活的基因。

如对瓷俗中的行业神这一民俗事象，邱国珍通过对窑神菩萨童宾的资料考证，认为童宾原名广利，系景德镇市效里村人，在明万历二十七年，为解救同役瓷工的困苦，毅然纵身跳入火内，以血肉之躯换来了在缸烧制的成功。童宾蹈火牺牲，舍身赴难，赢得了瓷业工人的崇敬，成为景德镇瓷业的祖师神。透过“佑陶灵祠”（风火仙庙）香火不绝的祭祀礼仪，可以追溯到行业开拓者蹈火献身的精神内涵，从而使窑神菩萨（祖师神）这一民俗事象在地域民俗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得以凸现，呈现出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邱国珍还为行业神修订了“精神谱系”。如对“师主”赵慨的考订，从碑记和民间相传两个系统看，赵慨的神祀或者因为曾在晋朝做官，其“道”、“法”被视为有利于制陶；或据民间相传，赵慨从小聪颖好学，才学渊博，开创了景德镇陶瓷史上的“青瓷时代”而被瓷工立为“师主”，建庙供奉，这样，就从行业神的崇拜中提炼出现代企业所需的敬业精神。

而樟树药俗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是推动樟树兴业隆市行为和组织——药帮，他们以“亲谊”、“乡情”为感情纽带，以制药技术——“制虽繁，不惜工”、精益求精为根本，以诚信经济——“公平交易、远近无欺”、“一诺千金”为立市基础，坚持“重然诺”、“守法第一”、“质量第一”的药德、帮规为处世之道，使樟树医药立足樟树，走向全国。樟树药帮这一独特的民俗事象，包含经营上的远购深销，取正宗地道药材控制货源、形成专制；吃苦耐劳，加工增值；重视配方秘本，创造名牌产品；讲究行医卖药的道德，信誉；医药一体，医药相济，或由药而通医，或由医而业药，促进了樟州药业在中国医药史上独树一帜，其中凝聚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可为现代企业借鉴。

邱国珍不满足于民俗事象的引证说明，而是立足于复原地域经济内在的文化模式。她认为，只有把握着民俗事象的内在的文化脉络，才能让人们透过这些“活”的材料窥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继承、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脉络，以了解过去，把握现在，探索未来，建构民俗文化对当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启示竞义。

三、从地域民俗文化专项研究到地域民俗文化学体系建构

邱国珍对民俗文化建设的研究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的总体思考：

1.在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体现民俗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

1991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邱国珍撰写并发表了题为《执政党必须重视民俗文化》的论文。论点鲜明尖锐，语言犀利泼辣。文章论述了民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民俗文化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执政党重视民俗文化的原因与措施。论文在山东大学“民俗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后，作为领衔之作发表在《民俗研究》杂志上，后又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全文转载。

在做教育部课题《鄱阳湖渔业习俗研究》时，邱国珍特别注重鄱阳湖渔民的信仰研究；在做江西省“九五”规划课题《樟树药业习俗研究》的过程中，她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研究樟树药业信仰。她把民间信仰的种种事象置于当代精神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研究，使民俗研究既有历时性，又有现时性，并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2.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民俗的改革、传承和变异与社会经济的变迁相协调

我们从邱国珍的两部专著《景德镇瓷俗》和《樟树药俗》可以看到：一部是对景德镇“瓷都”地位的成因、“瓷业”经济文化模式、“瓷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的研究；一部则全面探究药都樟树药俗，对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樟树国药从药材炮制到药市交易，从药业行帮组织规范到药神崇拜，从历代医药名师、民间单方、药膳药饮到民间医药传说，作了全面的评述和分析。这两部地域民俗文化专著，从对“瓷俗”、“药俗”事象的论证、分析人手，除对瓷、药行业的组织形态、行规、民间信仰风俗、传说等民俗文化作了研究外，对行业的历史源流、自然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原因、经济形态、技术水平等也作了全方位的分析，逐步构筑成“瓷俗”、“药俗”地域民俗文化学的个案模型。

不止于此，邱国珍还将地域民俗文化专项性研究的涉猎范围扩大到鄱阳湖渔业（《鄱阳湖渔民信仰》、《变异与消失——管驿前渔业习俗调查》）、楠溪江流域耕读村落（《耕读文化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楠溪江流域古村落为例》、地域食俗（《中国传统食俗》）、区域性的女性民俗（《生产民俗中的角色转换与女性地位的变化——以江西波阳管驿前村为例》、《从跨省务工看区域民俗的互动——以在温州务工的江西女性为例》），以及中国医药民俗（《医药民俗论纲》、《宗教与医药民俗》）等，逐步形成了以地域为经、行业为纬构筑的地域民俗文化学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整理地域民俗事象，复原区域经济的文化模式，通过对民俗活化石“个别案模型”的探寻研究，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从古代文化到现代生活，从农村民俗到城市风情，从区域经济到现代企业，使地域民俗事象和经济文化模式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

3.调动多种手段。造成民俗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好的“气候”和“环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的生命，也是一个民俗学者表现自己学术心得、研究成果和聪明才智之所在。无论在江西还是在温州，邱国珍都十分重视田野调查。邱国珍从1986年从事民俗教学与研究开始就把自己研究视线瞄准江西这块土生土长的土地上。她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务实精神，十七年来，不辞辛劳，深入田野，把自己的研究立足于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得来的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到温州后，为了深入研究畲族的民族起源和民俗文化，邱国珍从浙江到福建，从江西到广东，几乎走遍了畲族的村村寨寨。她认为，民俗学者固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但作为学科的特色和基本功，一定要重视并擅长做田野调查。正是在长期的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她构建了自己的地域民俗文化学的体系理论并显示其深度和力度，从而确立了她的民俗学研究的特色和地位。

学科建设是民俗学在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邱国珍作为民俗学学科负责人，在学科建设上有明晰的认识，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早在江西师大工作期间，她就率先在江西高校开设民俗学选修课，后来又挂靠现当代文学招收民间文学方向研究生，但与诸多的传统优势学科相比，民俗学学科显得势单力薄，发展没有后劲。在得知温州师范学院将民俗学作为重点学科建设时，她毅然决然地应邀前往。

在温州师范学院，民俗学学科建设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邱国珍依靠各级领导，团结民俗学同仁，齐心协力，心无旁骛地搞学科建设，现在，一支由教授、博士、副教授组成的民俗学教师队伍已经建立，民俗学学科被批准为浙江省重点扶持学科；最近又被批准为民俗学硕士点。

邱国珍并不太看重业已取得的成绩，她觉得学科建设的根本，是扎扎实实苦练内功，上大项目，出大成果，带出一批好学生，为中国民俗学培养人才。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书斋，参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抢救行动，让民俗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上实现与时代、社会的互动，从而造成民俗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好的“气候”和“环境”。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