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认为，从深层的结构观察，文艺民俗学的建构，在于民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文艺学和民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内在的同一性。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眼光，民俗是人生的一种永恒的伴侣，在群体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语言、心理、行为不可避免地打上民俗的烙印。文艺学以人为自己的主要描写对象，民俗学则以人的民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文艺要描写人，离开了人的民俗，人物形象就欠准确、真实和生动。人的情感，并不是某种传声筒式的抽象物，也不是某一特定情态的翻版，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伴随人生蕴藏丰富的民俗文化是支撑其生命的内核。文艺刻画人，不揭示制约人主体情感的民俗因素，就不能真正勾勒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民俗与人生的难分难解，势必左右着文艺对人生的勾勒。民俗与文艺在表现人的问题上有着同类的复合和交叉影响。在发生学中，民俗与文艺都经历了主体心理机制与客体事物之间反复的双向交流，同样需要情感的激发和事象的展现，形成了特殊的联盟，人类社会文艺发生阶段，文艺与民俗有着母女的血缘联系。文艺到了专门家手里，独立发展了，可是民俗母体对她的滋润和影响，始终未能中断。任何文艺，在总体上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人类民俗文化的文艺作品。该书在上述基础上冲破了以人性情感为主的人本主义人学观的藩篱，提出了人是以民俗为核心文化存在的人学观念，它构成了文化人性的内在基因，人的文化生命的DNA。这一见解，较之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家格罗塞、罗特哈克、卡西尔等似乎更前进了一步，同时，也为不同于其他包括人本主义文学人学观的以民俗为内核的文化人性人学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把文艺对人性艺术审美层次递进和深化：“那是对现实人性审美的超越。一方面，使现实的人得以历史的高度进行俯视；另一方面，还可循其民俗传承发展的轨迹，对人生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一俯视，进而给予理想人生轨道的校正和导引。”进而，民俗化倾向的文艺，在此揭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走到一个新的审美境界，获得独特的艺术魅力。该书在考察了原始文艺的无定型混同结构和民俗存在及初生态民俗内在文艺机制之后，论断：“人类最早的文艺出自与审美无关的动机，表现为一定功利性的民俗存在，而原始初生态的民俗中又存在着文艺起源的内在的文艺机制，由此而孕育了文艺的萌芽。文艺的起源，经过了原始初生态民俗的中介过渡，这才是人类文艺起源的真实面貌。”从而较准确地阐述了文艺学中众说纷纭的一个命题，对整个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缺，大胆的开拓。
《导论》出版后，陈勤建马上又着手了在该书中论及但还未能深化的“文学的民俗批评”的研究工作。当今世界文坛流行的文学批评模式大抵有四种：文学的社会伦理批评，文学的形式主义批评，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陈勤建在构建文艺民俗学的过程中，通过对民俗心理、民俗思考原型与人性关系等的深入研究，又汲取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艺批评理论，提出了建立“文学的民俗批评”模式的大胆设想，并付诸实施。他指出：民俗是与人俱来的，与族相连，体现人性本质的原生性文化。人来到世间，其生命的流程，可以少有甚至没有知识性的文献文化，却不可能没有与其性格、秉性、言行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譬如不识字的阿Q，他的行为举止乃至思想情感，更多的是民俗文化内在张力的展示。如果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是以民俗为内核的文化形态，人由猿向人进化进程中滋生和积淀出的千姿百态的民俗文化，在不同的人群和个体中，凝聚为独特的民俗心理和民俗的思考原型，直接规范着群体和个人相异的生命走向、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同为揭示共同的人性，又处于同一时代的法国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与中国曹雪芹《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迥然不同，为何？就是因为不同的民俗意象在人物形象中的渗透与显现。文艺是对人的一定思想情感的描写和揭示，而民俗本身就是人的某种思想情感的结晶。文艺要写人，不描写人的民俗就不能真正写好作品。当然，这民俗，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服饰、饮食、节庆一类的风俗习惯，而是消融于人心灵深处的民俗心意、意象支撑的思考和举止，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令人难忘，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陈勤建关于“文学的民俗批评模式”比较完整的理论，于1996年8月首次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目前，他仍在不断完善其理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专著即可出版与国内外同行见面。相信它的问世，必将为文学创作评论提供一个崭新的参照系和研究视角。
四
陈勤建擅长于宏观的民俗理论研究，很少作个案或具体民俗事项的研究，但前些年却对鸟信仰着了迷，用“如痴如醉”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每逢外地朋友来访就询问当地的鸟信仰情况，常常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每次外出总要带上照相机，拍下哪些老房子屋顶上、瓦当上的“鸟”的倩影，日积月累，慢工出细活，终于磨出了《中国鸟文化》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荣获了199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该书以当今民间现存的遗风遗迹为追踪点，在广泛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就中国凤鸟传说与信仰的源起、发展以及它对中国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融合和形成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颇新的见解。
他认为：以凤鸟为主体的传说信仰文化，远在七八千年以前的中国就已广泛流传，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更为突出。它源起于早期的稻作生产，江南地区的原始初民“从鸟食——野生稻食用中得到启迪，从鸟田——鸟类觅食习性——野生稻滋生地得到感悟”，发现和发展了原始的稻作生产。反过来，初民生存的依赖与稻谷发生了密切关联后，又情不自禁地对带来稻谷的鸟类产生了特殊的崇敬之情，整个生活发生了“鸟化”现象：吃鸟食，种鸟田，住鸟居，用鸟饰，穿鸟衣，说鸟语，使鸟文，立鸟竿，树鸟徽，对鸟的崇信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世界。在原始思维互渗律的观照下，初民将鸟类的日出而飞，日落而息，和太阳的朝起夕落，粘连在一起，使鸟信仰又成为复合的太阳鸟信仰，从而为多种形态的太阳鸟的出现，特别是以鸡为原型的凤鸟传说信仰独占鳌头奠定了基础。流传至今的凤凰崇信就是其一脉相传的。
他认为在稻作生产中产生的以凤鸟为主体的太阳鸟信仰，以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和中心地，以后由南到北，传向全国的。
该书是国内第一次在现代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基础上，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凤信仰的发生机制及数千年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我们认清国人固有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识的原型及发展、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该书在学术上也有多处突破，它在国内外率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分析了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影响极大的凤鸟信仰在初民稻作生产形成发展中逐步萌生、成长、传播的历史文化轨迹；第一个将稻作生产引发的凤鸟信仰与中国的仙道思想观念、仙话及老庄哲学和文学串联起来，为研究中国思想的起源、中华民族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例；第一个将凤鸟信仰的多种变型联系起来，加以科学地说明；第一次从中国江南稻作文化的传播和鸟信仰的流传中找到了日本文化鸟（日）信仰发生发展的情结。
以上我们追寻了陈勤建教授民俗研究的轨迹，重点分析了他从事民俗研究的三个阶段（民俗基本理论构架阶段、文艺民俗学创建阶段、民俗个案研究阶段）及其贡献。综观陈勤建教授的民俗研究，我们发现有四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理论概括能力强，如他对民俗特征、民俗本质、民俗性能等等的归纳都反映了这方面的特长；二是思想活跃，理论创新能力强，他往往能将一些旁人看来毫无关联的事项联系在一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论述龙与闪电，鸟信仰与稻作生产、仙道思想的关系等，无不闪现了这种思维的火花；三是强烈的现实感、职任感。这是他一贯的学术主张，也是一个学者最可贵的精神。这在他构建民俗学基本理论时就有清晰的认识，如谈到民俗的法约性时，指出民俗的法约性是一种与法律并存但不一定一致的惯制形式，甚至无法用法律的概念和语言理解它，它不是靠明确的条文，而是靠人们的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有一种威力很强的惯性动力。这种惯性的动力是难以靠单纯的法律行政手段来消除的，还需要有移风易俗的整体方案，这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民俗学者共同的任务。谈到民俗的软控性时又说：民俗在国家的管理中，相对于政令法律，是一种软件，但它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在《中国民俗》第八章中用了大量实例论证民俗在国家管理、经济生活、外贸出口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民俗的特质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世纪上海民间文艺民俗研究走向》等文章，积极倡导民俗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还作为民俗顾问积极参与上海的经济建设，如为龙华古镇、青浦古镇朱家角、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的开发以及陈云故居的修复工程献计献策，体现了一个民俗学者的时代责任感。四是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我们从陈勤建教授已出版的几本专著中可以看出，他的民俗研究不仅有深度，而且有高度，即他的研究始终是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进行，围绕着学科建设而展开的，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前瞻性和全局观念。
相信风华正茂的陈勤建教授会对中国民俗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