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
作为世界级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对此，他当之无愧。
一
乌丙安，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他从少年时代就走遍了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草原，从那时起，他对地域及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教授研修民间文学，成为新中国的首届研究生。1955年，乌丙安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辽宁大学任教。1956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1］。然而，国内动荡的政治风云却在此时殃及于他，使他被迫离开讲台，此后多年一直生活在一种不断遭受迫害的境遇之中。
十年动乱结束后，乌丙安终于重回讲台，迎来了他学术生涯的春天。在新时期百废待兴的勃勃生机中，冬眠了数十年的民俗学应运复苏了。有了数十年基层生活的人生体验以及丰富的民俗资料积累，乌丙安决心“为我国复兴起来的民俗科学事业做一名马前小卒”。为了扩大民俗学的声势和影响，让这门学科尽快“热”起来和“强”起来，引导更多的学人关注民俗学研究，1978年年底，他开始着手民俗学课程的教学准备。1980年，他率先在辽宁大学开设了“民俗学讲座”；1981年，又在辽宁大学中文系正式开设了“民俗学概论”的选修课。当时选课的学生十分踊跃，不仅外系的学生前来旁听，还吸引了日、德、澳、法等国家的留学生。青年学子以及大批年轻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对民俗学表现出的浓厚热情及兴趣，使他更加体认到这门学科的魅力与价值。但是，由于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历史断层，因而也注定他这一代学者必须肩负起补救和重建学科的双重任务。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忘我地投入到民俗学的学科建构及后备队伍的培养之中，尤其在民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方面，他更是殚精竭虑，取得了突出成就。学术界曾有人将他近二十年来先后出版的三部民俗学专著形象地誉为“撑起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树的‘三级跳”’。这“三级跳”就是《民俗学丛话》［2］——《中国民俗学》［3］——《民俗学原理》。［4］从这三部著作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他在民俗学理论研究上的探索轨迹及其突破与升华。也正是这漂亮的“三级跳”，为他在中国及世界民俗学史上奠定了应有的地位。
1983年6月，乌丙安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学丛话》。
《民俗学丛话》是我国建国以来有关民俗学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当时国人对“民俗学”还比较陌生，《民俗学丛话》以活泼生动的人文标题和深入浅出的文字向人们勾勒了这一学科的大体框架及面貌形象。它的出版，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短评，称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撰文向读者推荐此书。孙传钊在《读书》杂志上评介此书时指出：“这是一部兼具知识性与学术性的漫话。此书虽然从通俗人手，但有些话题从学术角度看也不乏见地……‘化深奥为浅显而不舍其本，变乏味为有趣而不见其俗’，此语《丛话》是可以当之的。”《民俗学丛话》发行后不久，乌丙安接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在高度评价这部书的同时，人们对他书中前言提到的正在撰写之中的《民俗学概论》一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纷纷询问、催促，盼望着它的问世。
事实上，在撰写《民俗学丛话》的过程中，在梳理原有的民俗学理论之时，他已经痛切地感受到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民俗学理论的严重欠缺，意识到这门刚刚复兴起来的学科的基础理论的薄弱，开始思索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民俗文化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1985年8月，他撰写的又一部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专著——《中国民俗学》（原定名为《民俗学概论》）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的出版，是乌丙安在民俗学理论建树上的“二级跳”。这一“跳”，大大超越出此前的《民俗学丛话》，它不仅仅是一般读者和民俗爱好者眼中的风景，更多地牵动和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此前，我国在民俗学基本理论的著述方面，多是翻译或据外来材料的改编之作。《中国民俗学》摈弃了我国民俗学创建初期学者们惯用的改编式写法，也没有因循外来理论的旧说，而是从中国国情与民俗的实际出发，对民俗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建构。他在此书的前四章着重论述了关于民俗学的种种基本问题。关于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他认为，“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一、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五、它研究的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以这五个本质性概念对民俗学进行定义，可以说是全面而又科学地阐明了民俗学的学科内涵。
在对民俗事象的科学分类上，他全面回顾了历史上国内外学术界对民俗学范围的种种论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从中国民俗的实际出发，以广阔的视角，将中国的民俗划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类，其中，对以往学者们多有忽略的经济民俗和社会民俗，作了特别详细的论述。如在“经济民俗”中，他对我国的村寨经济进行了分析和分类，提出“我国民间村寨经济基本上是由四种类型的经济共同体及它们的复合体结构而成”，即山村经济、渔村经济、牧村经济、农村经济，以及半农半猎、半农半牧、半牧半猎、半农半渔等。并指出：“从这四种经济的生产活动中不仅展现出不同的村寨民俗风貌和性格，而且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中看到经济民俗的种种特征。”2000年在该书印行第五版时，根据国内外民俗学的发展和跨世纪民俗学研究的需要，以及他近十多年在民俗学研究上的新探索，他又作了重要修订，在“经济民俗”中增补了“自然生态民俗”一章，在“社会民俗”中增补了“都市社会民俗”一章。如此的分类构想，大大拓展了以往把民俗主体只拘泥于礼仪习俗和信仰习俗的狭窄领域，不仅把民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联系在一起，使人从中领悟到许多民俗事象产生的根源，而且也使我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围更加趋于全面和完善。
《中国民俗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系统完整、结构谨严、层次分明的民俗学框架体系，这一框架深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也体现了国际民俗学科长期以来的发展成果。对我国丰富繁杂的民俗事象，他既从历史的、时间的角度进行了探根索源、观流识变，又以一种开放的视角从地域的、空间的角度对其异同、分合进行了比较和剖析。书中的许多资料数据，都来自他亲历性的田野采录。在对民俗事象的分析论证中，他没有仅仅局限于汉族的民俗，而是大量撷取了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事象，使全书的整体性内涵得到了充分全面的体现。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如著名民俗学家杨堃博士、民俗学史家王文宝所评价的，是“根据中国材料撰写的、系统阐述民俗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民俗学家柯杨所赞誉的“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开拓性和真正的中国特色”；香港的《大公报》以及法国汉学协会的学术刊物《汉学研究》都专文评述了这部书在理论上的创新意义，认为“这部民俗学书是一部最好的全面分析中国风俗习惯的著作。”［5］的确，《中国民俗学》问世近二十年来，从学术界的种种反馈和多所大学以本书为教材的良好教学效果来看，它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足以构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事件”。它的出版，对于推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显示出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
人类已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乌丙安又将一部厚重的新著——《民俗学原理》，作为奉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呈至世人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