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国
刘守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故事学家、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刘先生一直立足于学术研究前沿，致力于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就。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相继完成的5部具有开拓性的故事学著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原创与整合。我们尝试从刘先生的代表性著作中去认识与理解他独特的学术品格，去实现一种对话式的接受与发展，因为，正如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书籍是一种持久的现实，它渴望一种持久的批评，愿意被置入一个持久的链条之中”［1］；同时，“著作是人的精神劳动的阶段性产品，总是包含着充实、修正和发展的可能性……它将引起批评，参与对话，显露出一种向更高的水平运动的意向。”［2］而且，梳理和阐释这一学术理念，对于中国故事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学术界重申学术创新、强化学术品格等都具有启迪意义。
一、学术品格的探寻：历三十年结晶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学时代的刘守华先生最大的课余爱好是收集各种民间故事和民间童话的小册子。后来，全社会兴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他立即选择了研究民间童话的方向。1956年，刘先生完成了一篇关于童话的约四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在此基础上，他一边学习相关理论，一边充实修改这篇文稿，分别于1959年、1962年、1963年和1979年四次对文稿作过大范围的修改与增补，并陆续将相关章节的内容写成单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这既是对文稿更高要求的充实与论证，也是与学术界相关学者讨论、交流的有效方式，因而大大提高了这部文稿的学术价值。1982年，刘先生对这部起笔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稿作了第六次严谨求真的修改与订正，早先的几万字论文此时已变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相当可观的书稿了，时间的磨砺与不懈的探寻终于产生了一部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1985年，这部历三十年而结晶的开山之作《中国民间童话概说》［3］出版了，这可算作是刘先生对自己学术品格的一次成功探寻。
刘先生广泛吸取前人成果，认真总结中外现代学术史上一批著名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对赵景深与周作人两位先师的童话理论作了深刻理解，并以他们的理论为基础，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民间童话的具体形态、艺术特征以及童话发展、创作与搜集整理的诸多问题，第一次对民间童话的范围与分类作了详实可信的论述，在多民族的立场上，从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丰富的民间童话作品中甄选出了二十多个最有影响的经典童话，而且对民间童话体裁特征及民间童话形象作出科学阐释，认为由人的思想情感物质化的宝物形象比其他幻想形象更具艺术生命力。［4］另外，著作运用大量的童话作品，阐述我国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民间童话相互影响的原因与途径，从而富于说服力地提出了中国民间童话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观点，使其具有了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原创性意义。作为当代中国童话研究的最新成果，其“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建立了独创性的民间童话科学的新体系。”［5］《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和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书刊导报》、《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季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出版年鉴》（1986）等十余种报刊相继发表评介文章予以肯定，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著”［6］的产生，因之于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主办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以《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为基础，刘先生进一步拓展自己在故事学方面的研究，尝试借鉴已有成果的同时作出开创性的探索。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创办的民间刊授大学约请刘先生撰写故事学教材，这一客观因素促进了他在故事学方面的整体性研究，以三年时间完成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著作《故事学纲要》［7］，其原创性在于，大胆扬弃前人的相关研究，第一次建构了中国故事学的完整体系，是刘先生坚持探索自己学术品格的又一重大突破。
二、学术品格的形成：代表著作《比较故事学》的多元意义
三十多年的不倦探寻，使得刘守华先生在民间童话与故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这既是“整合与原创”这一学术品格的有效展示，也成为他后来深入拓展故事学领域的强劲动力。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有意识地从方法论层面去深化故事学研究的尝试。我国民间文学界的权威期刊《民间文学》1997年第9期刊发了刘先生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这篇论文标志着他在故事学研究方面一个全新的发展趋向，即以比较方法的视野来思考故事学体系的宏大构想。同年的《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1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一定意义上印证与肯定了刘先生的这种尝试与构想，极大地促进了他在比较故事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刘先生曾经这样满怀激情地展望比较研究的前景：“进行中外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目前更为近切的是对我国各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作系统的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派的比较民间文艺学（包括比较神话学、比较歌谣学、比较故事学等）。比较研究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8］
1986年，在八年的比较研究成果基础上，刘先生第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民间故事的著作《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出版，从而开创了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成功范例。这部论著以十分开阔的比较视野，从具体的单一类型的比较，到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之间相近类型的民间故事的宏观比较，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及比较文学的方法与成果，对中国民间故事与日本、印度、阿拉伯等民族与地区的民间故事的影响或特色之异同性，作了多侧面论析，其比较范围之广博、比较方法运用之灵活令人敬服。如果说，此前的童话研究与故事学体系的建构是学科意识的综合与原创，那么，这部著作所显现的原创意义则在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突破，以及对此后建立比较故事学体系的奠基性贡献。后来，这部著作荣获我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奖二等奖，表明了学术界对它的充分肯定。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过：“在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最早流传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没有比较文学，则民间文学的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将受到限制。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丰富的古典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光辉灿烂，开辟一个新的天地。”［9］这段话可以说明刘先生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科学性与美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