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
在民俗学界，柯杨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在西北特色民俗尤其是西北民歌——“花儿”的研究方面，柯杨是蜚声海内外的。此外，他在民俗学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民间社团研究、神话传说研究等方面都卓有成效，并形成了注重实地调查、注重创造性思维、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以及与现实相结合等学术特色。
一、“花儿”研究
民俗学的圈内人士说起西北这片神秘的土地总少不了提到“花儿”，说起花儿的研究，人们自然会想到在“花儿”这片沃土上多年辛勤耕耘的著名学者——柯杨教授。
“花儿”是流行于西北的一种多民族传唱的传统民歌形式。柯杨生在兰州，长在兰州，在兰州大学求学并留校任教，他生活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对花儿产生了浓厚兴趣，及由此而来的强烈的探知欲。他孜孜不倦地探讨花儿的起源、族属、文化意蕴和花儿传唱的环境因素等等方面，从1981年至今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这方面论文21篇。
《“花儿”溯源》针对当时花儿研究的薄弱环节——花儿的历史进行研究。他仔细查找诗文、方志及其他历史文献，分析花儿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和花儿名称的由来，考证花儿本身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历代文人笔下有关花儿的各种资料，从大量方志旧刊挖掘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得出花儿最初产生于明初的汉族移民中间，后在周围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发展演变，“花儿会”源于民间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的结论。这篇文章大大推进了花儿历史的研究。钟敬文先生评价此文说：“立论稳妥，证据亦丰富、确实，是这方面研究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1］。
花儿作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所创造的乡土文化中的瑰宝，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关注。柯杨摆脱传统的民歌研究方法（如只着眼于思想性、艺术性等纯文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花儿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重要学术价值，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花儿在当地民众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敢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敢于探索他人未曾注意或尚未涉猎的园地。如关于临夏“花儿”的族属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多民族共同创造”［2］这样一个浅层面上，柯杨意识到这是花儿研究中的一个非突破不可的难点，知难而上，并且从最难处——歌词的内容来分析临夏民歌的民族属性。他根据自己长期积累，发现反映“出门人”生活和离情别绪及重逢欢乐的歌在临夏花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他广泛地引用史料分析这类民歌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原因，得出临夏花儿中“出门人”的歌是由回族人民创作的，从而将花儿研究引向深入。
柯杨曾是甘肃花儿研究会会长，他不仅以身示范，多年在花儿这片园地里不断耕耘，硕果累累，而且倡导同行们一起来加强对花儿的研究，在1981年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上，他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发言，提出要建立独立的“花儿学”学科，并指出“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各门学科、各个环节的交界处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许多重大的成果和新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各门学科、各个环节的交叉点或边缘上”［3］。他还把自己长期研究花儿积累的经验总结出一系列花儿研究方法论介绍给大家。
柯杨几十年从事花儿的研究，使他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民歌作为民间文艺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一般的文艺特征，还具有多功能性。柯杨正是注意到这一点。他的研究从“花儿”的内容、形式、渊源、流传、变异、文化意义，发展到研究花儿传唱的环境因素——歌手和听众在花儿会上演唱时的情形，成为立体的、动态的、深层的研究。他2000年8月24日，在荷兰莱顿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正是他对花儿会这个特定环境的全面观察和体验，对听众与歌唱者之间的感情交流、赞助者对民间歌手的奖励和权威者对花儿会演唱活动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成果。
他不仅在花儿的研究上不断拓宽视野，开拓新的领域，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而且还向海内外人民介绍花儿，为花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出突出贡献。他曾说：“要让花儿像敦煌壁画和《格萨尔王》一样，成为西部文化的珍品，受到世界的注目。”［4］首先，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花儿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他多次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介绍花儿，他还主持召开了国际性的花儿学术研讨会，又曾多次带着自己的花儿研究成果出国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或作学术讲演，让各国学者进一步了解花儿的现状及其发展动态。他还多次指导美、日、德等外国留学生就花儿领域的课题做毕业论文或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柯杨在花儿的研究和宣传上用力最勤，付出最多，收获也最大。
柯杨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花儿已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女士（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的长女）这样赞叹说：“跑遍世界各地，还没有看到规模这样大，如此令人激动的民间自发的山歌演唱活动，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专家学者集中研究一个歌种。”［5］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乔伟教授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樱井龙彦教授也对柯杨帮助他们的研究生完成花儿研究的课题深表谢意。
花儿研究是柯杨始终关注的领域，他不仅深知花儿的过去，注视花儿的现实，还关心花儿未来的命运。正像被包装过了的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一样，许多传统民间文艺样式在现代化、工业化、商品经济大潮、“全球文化一体化”的巨大冲击下，都面临被包装、被改造、被异化甚至被淘汰、被消灭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对此，柯杨呼吁，要“乘花儿会还不至于明显变质的未来数年，抓紧时机，尽快运用科学手段，将它记录、保存下来，并动员和组织各种力量，使这种民间文化能够后继有人。”［6］这段话既体现了他对花儿的深深热爱和担忧，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远见卓识。
二、对民俗旅游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时代的变革呼吁文化学人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应用研究课题并尽量使其发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柯杨衷心地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有助于社会或他人的研究，于是他开始民俗与旅游的学术探讨。早在1995年“中国民俗旅游年”，柯杨敏锐地感觉到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产品的推销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并注意到方兴未艾的我国民俗旅游中存在着种种非民俗文化、伪民俗文化的现象，针对旅游从业人士存在的观念上的错误、认识上的盲点，撰写《让游客体验有价值的存在》一文，深刻地论述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五个要素，即：（1）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华民俗精华；（2）开发鲜活民俗，尽量避免复古；（3）侧重日常民俗的开发，少搞奇风异俗的发掘；（4）唤醒生存意识，学会生存方法；（5）民俗旅游，重在参与。应该说，那是一篇关于民俗旅游的极有见地的力作，对当时许多民俗旅游项目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价值。
随着对旅游研究力度的加强，他又提出要将创造性思维引入旅游景点的开发中。他认为创造性思维必须扎根于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并将这种理解与市场经济的可操作性紧紧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他还说：“创造性思维，对旅游景点的创意来说，应当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缺陷感，应当紧紧围绕现代人类的所思、所想、所愿、所求而大做文章，应当是历史的哲理阐释和现实生活中薄弱环节的补充。”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对“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的永恒生长点是文化”此类命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时代脉搏的主动性。
在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渐高的形势下，柯杨忧心忡忡，陷入沉思。他意识到配合环保相关政策还必须要有环境伦理学的教育。他提出山水风景游和民俗风情游等观光旅游活动是最具体、最生动的环境伦理教育的大课堂，民俗文化以它特有的原初性质，总是和大自然保持和谐一致，其中有许多崇敬自然、保护环境的内容值得弘扬。因此，民俗文化不仅是旅游活动中一项增广见闻、启迪智慧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旅游环境伦理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乡土教材。［7］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关注现实人生和时代发展并注意把自己的学识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当代学者，他对当代旅游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兴趣越来越浓厚，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多，不仅为甘肃旅游资源研究和策划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而且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与创造性思维、生态旅游、旅游与环境伦理、旅游资源的保护等旅游文化理论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三、民俗学理论研究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