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12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从而使得各地知青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的重视、保护和关怀。
1973年和1974年，中共湖南省委两次在株洲市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肯定和推广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这一做法。
毛泽东看到知识青年写给党中央的信后，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中央号召做好知青下乡工作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知青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原则。随后，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这一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做出统一规定：
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
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
安置费各地标准不一。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
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费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
1970年5月12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1970]26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强调：
一是各级党组织要把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
二是报刊、广播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的报道。
三是推广江西省派干部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经验。
四是城乡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共同做好工作。
五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解决下乡青年住房问题。
六是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坏事。同时要求在近期检查一下知青工作，总结经验，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各大城市还向插队知青集中的村队派出了带队干部，使得各地知青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的重视、保护和关怀。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社论。
在响应中央号召中，全国许多工作专区、市、县召开了上山下乡讲用会、积极分子代表会，交流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和再教育的经验，表彰先进，树立样板，推动上山下乡工作无能运动的深入发展。
有些省、市、自治区，如辽宁、黑龙江、安徽、广东、广西、天津、北京还召开了规模较大的讲用会或积极分子代表会。
通过传达和讲用，城乡人民和知识青年普遍加深了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认识，增强了自觉性，许多家长积极支持子女下乡，形成以农为荣的新风尚。
劳动局组织学习先进经验
1971年7月中旬，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局组织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陕西、四川等省、市安置部门负责人到扬州、上海学习城市配合农村做好“再教育”工作的经验。
扬州市琼花区是全省配合“再教育”工作的一个先进单位。这个居民区的群众，人人支持上山下乡，为下乡知青做好事蔚然成风。
他们制定了《配合农村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条例》，使这一工作更加经常化。地、市对这个典型进行大力推广。
上海市在近3年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74万多人。全市上下发扬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配合兄弟省区做好下乡青年的教育巩固工作。
他们组织应届毕业生到郊县、工厂、医院，开展学农、学工、学医的“三学”活动，为上山下乡打好基础。
在“教子务农立新功”的响亮口号下，推广了“教子务农小组”开展写红色家信活动。层层召开教子务农讲用会、代表会，表彰先进，教育群众。
上海市委选派1600名干部到重点安置上海青年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落户插队。
还向云南、贵州、安徽、吉林四省派出600名干部，组成长期学习慰问团，协助当地做教育巩固工作。编印140多万册学习材料，免费发给下乡青年学习。支援各地大量农机具和一些急需的药物。
到扬州、上海两地参观完之后，各省学习的代表说：“我们没有想到的，人家已经做到了，我们碰到的问题，人家已经解决了。”
各地代表回去之后，省、市主要负责人都听取了汇报，立即采取措施，开展学上海、赶扬州，进一步落实中央“再教育”的文件。
各地通过开展报告会、图片展览等的形式，深入街道、学校介绍“再教育”成果，从而又一次兴起上山下乡高潮。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调查报告》和《大有希望的事业》的短评，肯定了“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安置方式。
原来，在1972年，株洲市委针对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了深入调查和总结。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知青所在公社党委，把知识青年相对集中安置到公社林场，并选派几名队干部带队和贫下中农作农业生产指导，这样，较好地解决了下乡知识青年在生产、生活、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经验。
株洲市委在总结湘江机械厂与株洲县太湖公社春风茶场直接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经验基础上，做出“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决定。
全市各单位积极响应，相继建立了40多个知青点，先后安置知青达2.9万多名。
在当时，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做法，也受到国务院知青办和中共湖南省委的肯定与支持。
1973年和1974年，中共湖南省委两次在株洲市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肯定和推广这一做法。
197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株洲市委《发挥知识青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经验。各地学习推广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农场和知青创业队发展较快，成为当时安置知青的较好方式。
在1974年，上海市的农场发展很快，职工已近2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要求读书学习的愿望很迫切。
在1974年3月，上海市有8个农场的共青团委书记联名提出创办农场业余大学的倡议，立即得到上海市委的重视，在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办起了业余大学。
到1974年年底，上海市国营农场、川沙等县的公社也办起了6所业余大学和4所农民业余大学。
农场业余大学的教学内容以农为主，兼学其他课，开设有政治、语文农业生产知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课程。学员自愿报名，领导批准。
各业余大学在聘请农场中工人、农民、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同时，还在市里统一安排下，挑选1000人，经7所高校短期培训后担任专职教师。一些业余大学还根据推广新技术的需要，开设了各种技术短训班。
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仿效上海市创办农场业余大学。在1974年，广西自治区就办起近680多所知青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知青达5.8万人。
业余大学解决了农场知青学习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的需要，为农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知青的信上批示
1975年9月15日，12名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在山西省昔阳县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联名写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党中央：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真是形势逼人。我们现在大都二十几岁，再过20年才四五十岁。这一阶段，正是我们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为自己能够参加建设现代化强国这场伟大斗争而感到无比自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敬礼
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河北程有志辽宁柴春泽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
1975年10月20日
10月27日，毛泽东看到他们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批示：
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公开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
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10月2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全国各地纷纷转载。
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好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
可以说，在当时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
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