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歌德告知克涅贝尔有关阿图尔第一次来访的事："我觉得年轻的叔本华是一个不平凡的有趣的年轻人；你同他找不出更多的接触点，但仍然应当同他认识一下……我认为他是天才人物，其余的就不谈了"。至于这第一次拜访的印象，阿图尔写信给歌德的朋友古典生理学家费·伏尔夫，信中是这么说的："您的朋友，我们的伟大的歌德，情况很好；他很快乐，平易近人，亲切而友好，愿他的名字永垂青史！"歌德不失时机地邀请阿图尔每星期都出席私家举办的晚会。但是，在1814年2月至4月期间，这种邀请就比较少见了。
歌德对叔本华的兴趣不仅基于要同旁人愉快地共度时光的愿望，歌德似乎觉得，他同他这位年轻的叔本华博士交谈甚欢，一起高谈阔论，研究哲理。阿图尔无疑也会把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悲观主义看法告诉诗人。有一次他对歌德说，客体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们能成为认识主体的表象，如果我们见不到太阳，太阳就可能是不存在的，歌德以尤比特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喊道："什么？光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您看见了它？不！要是没有光的话，您也就会不存在了！"难怪叔本华把诗人称为高级现实主义者。这也不是偶然的。歌德在同阿图尔分别时，在他的纪念册上留言："你想使自己得到快乐，那就得承认世界的价值。作为友好交谈的结果，并留作纪念。1814年1月8日"。歌德这样劝告阿图尔，表明了叔本华的生活立场的主要矛盾：鄙视人类，但追求荣誉，而荣誉恰恰在于对人们的特殊尊重。
但是，不必过于严厉地评论叔本华。当然，阿图尔要承认，但研究哲理在他的理解中并不是追求荣誉，它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是对人类的使命和责任：他虔诚地信仰自己的使命。对人世存在的悲观主义，并不排除对最高意识的崇高敬意，世界和人的最佳潜能是通过最高意识表现出来的；因此，他的悲观主义不是绝对的。
在会见时交谈者特别重视对颜色理论的探讨。歌德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研究了颜色理论。1810年他发表了《颜色理论大纲》--两大本厚书，第三本是插图。但是这一问题以后也始终使他感兴趣。歌德回忆了这些年代：解放的激情白热化，他作为下蛋的母鸡，一心想弄清楚光明、黑暗以及两者的混合物、我们认定为颜色的那种悬浮物的最初现象（即原初现象）。他极力反驳牛顿的颜色理论，表明英国天才在年轻时看错了，而这一谬误、这种自我欺骗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大家知道，牛顿认为颜色是光的形态，这些形态是由于单一的白色光线分割和折射而产生的。
歌德以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并且对"牛顿所谓的白色"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厌恶。歌德是对自然界的完整态度的拥护者，而在认识论方面，他力求看到现象的可塑的完整性，直观到对象及其完全的鲜明性；因此，由牛顿抽象地看出的光的物理性质，是与他格格不入的：这里缺少人和他理解颜色的能力。
歌德想对科学作出有分量的贡献，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而且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后来对依·普·艾克尔曼说，他写的诗数量并不太多，和他在一起的有更多的出色的诗人。不过，在当时为解决颜色理论这样困难的问题做点贡献的，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按照歌德的意见，颜色是光亮和黑暗在模糊不清的环境中的产物。通过颜色表现出来的光的极化程度取决于环境的浓密度和透明度。烟雾迷漫的环境影响到颜色：蓝色产生于阴暗森林、遥远山峦的背景上，产生于烟雾中；红、黄色产生于光亮的背景上等等。这是颜色的最初现象。
但是，眼睛和视力对颜色的感知也具有重大意义。歌德在这里也发挥了对颜色感知的生理学一心理学观点，认为生理学是"全部颜色理论的开端和终点"。例如，艺术大师在晴天或阴天的一昼夜不同时间里采用的照明度，影响到画家对色调问题作出的决定。
然而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给同时代人留下强烈印象。真好比龙生跳蚤那样。某些熟识的艺术家的确兴高采烈了一阵子。但学术界认为（见《哥达科学报》），在这种理论中没有什么新东西。据说，歌德犯了"错误"：一位诗人，不懂数学，竟想向这一领域的最大权威挑起争论。舆论界和文学家们也表示遗憾：他们的老师偏离了诗歌和时代的迫切问题。
事实上，歌德和牛顿学派从不同方面研究了同一现象，用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不同方法来探讨了这一现象。在歌德研究的基础上，比他年岁小的同时代人写出了书，在19世纪下半叶现代色调视觉的生理学得到了不断发展（雅·普尔金、约·缪勒）。在20世纪，物理学家也承认他的学说的意义。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写道，歌德的理论包括了全部客观的和主观的色彩现象，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人（例如维·伊·韦尔纳斯基）认为，生理学的光学没有清楚地说明问题。
歌德接近年轻的叔本华，也许他不承认自己特别关注：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的颜色理论的拥护者。叔本华是一个热心的新信徒，一开始便积极宣传歌德的科学成就。他愿意支持自己的老师，并试图随声附和歌德来发展颜色理论。但是，阿图尔自然对事业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的，他不能重复歌德走过的道路，不能跟在他后面走；为此他是太独特了，而且他要推动自己的学说，那也是走得太远了。
歌德把最初的现象放在眼睛之外，对视力具有独立的意义（眼睛服从对象借以表现的条件），而叔本华力求说明的不仅是视力感觉，而且是由人眼的特性和结构产生的颜色性质。正如哥白尼解释的：运动是由随同大地一起运转的观察者的目光照亮的，就像康德在人的感性和理智的特性和结构的基础上来研究感性世界一样。叔本华力求得出从人眼的特性中产生颜色现象的结论，从而建成歌德开始建立的完整理论。按照阿图尔的意见，歌德虽然拥有相应的观察，但没有建成概括观察所必要的理论。
歌德以最简单的形式指明了颜色现象：情况是这样的，它自身就说明了问题，进一步解释是多余的。而叔本华提出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由客观事实返回主体，返回眼睛的结构和活动，同时证明：这就是这样的，本应如此。
叔本华离开魏玛后用一年的时间创立了这一理论，在几个星期之内写出了《论视觉和颜色》这一论著，为此还中断了对自己的主要著作的写作。如果说在歌德的颜色理论中谈的是"光的行动和苦难"，那么，叔本华议论的是"眼睛的行动和苦难"。叔本华认为，只有依靠眼睛的动作--分布在眼底的有光感的视网膜的动作，视力印象才会变为视力感觉，而光的印象才会变为光和颜色的感觉。
牛顿教导说：颜色的原因不在于有色光线的划分，而在于我们的视网膜的分别活动。歌德教导说：最初现象不在于因形体环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光，不在于被照亮的黑暗，而仅仅在于特殊区分自己活动的"视网膜的有机能力"，以后应当对此最初现象作出更精确的界定。
为了揭示多种多样的颜色感觉的原因，叔本华区分了视网膜活动中的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它们的紧缩程度和放松程度。它们的相互作用不是单一意义的。视网膜的最紧缩活动提供白色感觉，紧缩未被感知所吸收，则提供黑色，而两者的结合--灰色。视网膜个别部分活动的放松程度的变换会导致形象的变动，这时白色背景上的黑色十字架（在目光转移到灰色表面时）会表现为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十字架。
在《论视觉和颜色》一书的第二版（1854）中，叔本华直截了当地反对歌德的原初现象说：光、暗、阴，在诗人的理论中有这么多的含义，叔本华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颜色。颜色--比白的暗些，比黑的亮些；正是在感觉的这种阴暗-明亮的层次上显示出视网膜的质量活动。区分光亮和阴暗的层次是无穷无尽的。基本的颜色--红、黄、橙黄、绿、蓝、紫--光亮和阴暗，它们的紧缩程度和色调差别都取决于视网膜的活动或不活动。在颜色中永远包含着二重性，因为它永远表现出视网膜活动的双重性。
在叔本华的主要著作第一章中复述了在对颜色的感知中眼睛结构的作用的思想。但是，在晚年，他想使人们把颜色理论看成与他的哲学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件有缺陷的事情：关于视觉和颜色的论著不是对哲学，而是对生理学具有更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这一著作引起某些眼科学家的注意。在进一步克服二重性和形成完整直觉方面作出解释的有：维兹顿，他证明了视觉的立体性（1838）；哈·铎夫，他通过石墨、水等等发现了"立体的闪光"，这时白和黑混在一起，看到的不是灰，而是闪光；还有哈·赫尔姆霍兹，他研究了意识参与视觉形象的形成。
因此，叔本华没有听从歌德提出的要珍视世界的忠告。与其说他想修改歌德的看法，从客观因素转向主观因素，转向主体的眼睛结构和活动，不如说他力图确证自己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是在《论……四种形式的根源》中开始建立的。因此，他后来强调他的颜色观念的真理性，不是偶然的。如果你观望展现出来的远方，就会觉得它们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脑的功能，这就是说，时间、空间和原因紧挨着视网膜上发生的某种斑点，你会感到远处的东西就在身边，异常鲜活地意识到你这个人同整个外部世界连成一体，是一个东西。这完全是对世界和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自然主义观点。
但是，在阿图尔看来，歌德是一位完美的现实主义者。他关于歌德写道："正是他的头脑的令人惊奇的客观性，给他的诗作处处打上天才的印记，在必须回到主体的地方阻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回到观看的眼睛，以便通过眼睛捕捉到维持彩色世界的全部现象的最后线索；然而，我来自康德学派，为满足这些要求作好了一切准备……以便找到真实的、基本的、不容反驳的颜色理论。"
毫不奇怪，叔本华创立的颜色理论严重地影响了他以后和歌德的关系。他继续认为自己是歌德理论的信仰者，他自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发展了大师的理论。因此他等待大师的赞许和承认；因此他把自己著作的手稿直接寄给了歌德。诗人当时已经离开了；他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阿图尔的手稿就寄往法兰克福。起初诗人不可能给叔本华写回信，因为他很忙。
阿图尔等待答复，焦急地等了8个星期，终于在1815年9月3日写信打听关于自己著作的命运的消息。他暗带讽刺地给伟大诗人写道："阁下，直到现在您未曾赐给我答复。我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您周围的人们，您的住址的经常变动，加上您同当权人士、外交官、军人等等的关系，给您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事，以致占用了您的注意力，我的文章与他们比较起来，不可能不使您觉得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您找不出时间来对它作出反应……对我而言，不知道有关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的消息，那是很不愉快的，很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抑郁症会因此而找到造成可怕幻想的材料。所以，为了结束每日白白苦等的痛苦，我请求阁下，立即把我的文章连同您的判决意见（没有意见也行）寄还给我。"
歌德很快作了回答，以非常友好的口吻说，他的手稿已经读过了，也考虑过了。实际上他只是浏览了一下手稿。随后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在10月底发出的信中建议把阿图尔的手稿转给颜色理论的行家齐贝克教授，阿图尔可以同他一起研究自己的手稿，准备将它出版。阿图尔非常吃惊和气愤。使他吃惊的是歌德只谈手稿的出版问题，而叔本华的目的是要求讨论观点和立场。使他气愤的是：把手稿推给某位教授，人们再轻易不过地把他敷衍了事。这个建议引起了阿图尔如此强烈的不满，他将它比做卢梭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一位知名夫人请卢梭吃饭，但这位夫人却坐到为侍应生准备的饭桌边。
歌德的审慎的赞许并没有减轻阿图尔的气恼，歌德指出，叔本华从"自己的本性和人类的本性出发"来研究颜色问题，是抱着准确而诚实的态度进行研究的。的确，这种审慎的赞许推动阿图尔在回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理智的个性：
"我在这块有限的场地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依靠诚实和准确的态度而产生的……在我思考的对象的每一部分没有得到纯正而清楚的描绘以前，我不可能得到休息和满足。任何著作的胚胎存在于某种突然出现的唯一的思想中，后者也唤起了怀孕的甜蜜的狂喜；而分娩，也就是完成，是避免不了痛苦的……这时我站在自己的精神面前，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站在遭受拷问的罪犯面前，迫使他回答一切没完没了的问题。"
歌德不愿同阿图尔讨论他的论文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他为建立颜色理论操劳了将近20年，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是精神王国中的拿破仑，突然出现了一个还不满三十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似乎在两星期内便写出了自己的理论，加上又称之为歌德理论金字塔的顶峰；没有这个顶峰，金字塔似乎就没有建成。但是，歌德主要是反对阿图尔力图从单一主体来建造世界，这个主体既然是个人，就不能保险不犯错误。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于下一年1月底，歌德将叔本华的手稿退回，还附寄了一封宽宏大量的、但又很漫不经心的信。他表示愿意在随便什么时候见见面，谈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请阿图尔为他编写该书的简介，以便他有机会可以从中摘引。这个请求的令人气恼的言外之意在于：歌德没有读过叔本华的手稿。
1816年5月，叔本华未经歌德赏识就出了书。他把新出的书给伟大的长者寄去，并附言："我请您对这本书提出意见，并希望随时收到您的意见。"过了一星期，阿图尔收到了一封客气的感谢信，信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有空请来信告知近况"。在歌德有关1814年以后情况的笔记中，可以读到："叔本华博士是一位怀有好意的朋友，站在我这一方。我们交谈很多，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最后，不可避免的是相互远离，就像两个朋友原来走在一起，手拉着手，但一个想向北走，另一个想向南走，这样，他们很快就彼此见不着，不知去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