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因应“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问题的一次研究，它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1世纪中国经济进行了中长期预测。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作出详尽研探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本课题一些主要基本结论，并就中国如何迎接未来第二次起飞，提出一些反思。
本书的一些重要结论
本书是因应“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问题的一次研究，它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1世纪中国经济进行了中长期预测。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作出详尽研探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本课题一些主要基本结论，它们是：
基本结论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引进和改进发达国家的的科技成果，缩短赶超世界强国时间，节省大量费用，从而提高后发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具有“大国优势”。中国资本存量可观，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得以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的最重要物质基础，而较高的投资率又具有较强的动员资源能力。
基本结论之二：未来一二十年，充分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在产业、职业、地域间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将伴随着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有可能拉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这一内需大市场由于制度创新、新农村运动、城市化、新消费群、新增长点、新主导产业群等因素，而可能使中国经济存在着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基本结论之三：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总体实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是政府大力促使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努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内涵和质量都将前所未有地得到大幅提高。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预期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善
基本结论之四：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在浑浊骚扰中推进，中国社会内部深刻的变革也将呈现出多重危机和困境，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在总体加强社会稳定的同时，必然带来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所形成的稳定与不稳定互相消长拉锯局面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21世纪头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排除台海战争和其它不可预测的国际争端发生的种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发展更将始终面临着世界强国特别是头号大国——美国的剧烈竞争和严峻挑战。
基本结论之五：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克服重重发展障碍，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关键在于今后几十年中能否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成功和顺利地实现经济起飞。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与发展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
第二次起飞成功关键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生产力推进因素的创新，扩大国内外市场，抓好主导产业，发展相关支柱产业，改革国营大中型企业，转变政府职能。至为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大国领先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世界新一轮知识与信息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在高新科技和高精产业竞争中后来居上，争创优势；取决于关键产业人才的培养；取决于科学研发的投资水平；取决于经济持续增长各领域的持续不断创新。
中国第二次起飞，应从战略高度认识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性、成长性、导向性等显著特征，是关系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未来发展趋向的产业。一般而言，产业升级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产业内的升级，主要是提升产业技术和工艺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一种是产业间的升级，就是沿着产业链向附加值高的产业延伸，现在讲的产业升级主要是指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延伸；一种是建立在重大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升级，就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产业升级的最高形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可以抢占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可以突破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是可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中国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应放在技术创新和推进产业化这两个方面。但在产业化过程中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技术的不确定性、需求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等。这使得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满了风险。因此，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更加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如制定准确的技术发展路线和产业目录、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鼓励和带动民间资本进入等。
在硬约束下寻觅非传统现代化模式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仿效模式。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谈到：“绝对有必要‘摆脱’照抄今天西方现代技术和一个世界前西方老技术的错误困境。”（注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中信出版社，1999年。）在目标实施中，中国能否成为沿用经典发展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的一个新的例外？所谓经典发展方式就是，耗用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这一经典发展方式曾在20世纪很长一个时期里被视为普遍适用的法则。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里，多数不发达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实行着这一模式，他们片面追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希望以此早日实现工业化，因为在他们前面的成功者无一例外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正视这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严重隐患。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这一经典发展方式带来了令人伤心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在加深。这就指出了，经典发展方式及其变种——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其内在逻辑使之无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效尤，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少数几个硕果仅存的成功者（例如，亚洲“四小龙”）是以该方式下大多数不成功者的存在为前提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要面临的困难正如罗宾.卡拉格撰写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再有了”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其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供出口的初级产品为人工合成制品取代，世界市场产能大量过剩，处于饱和状态，以致新参与者已经没有多少插足的余地。在中国，不仅经典发展方式及其变种能够成功的初始条件在当今乃至未来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是在庞大人口和稀少生态资源的严格限制下进行的。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21世纪技术和工艺进步可望改变这种限制程度、范围和形式，但这些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限制，中国将长期面临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从另一方面使中国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起飞阶段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发达国家“消费示范”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中国与发达国家已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当我们把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进程放在21世纪一个更长的视野中进行判断时，中国应当充分估计到这种西方“消费示范”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巨大压力。事实上，起迄于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是在中国物质限制和西方“消费示范”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的，中国面临的抉择就分外艰难。中国在长期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其人口在未来20年内将跃上15亿（人口总数大大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而中国现有的短缺的资源与资金又不足以支撑这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体系。为了改变落后面貌，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独辟蹊径，在资源的硬约束下，从现有的发展起点出发，置身于激烈的国际性经济竞争中，寻求一种长期的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即采取节约型的资源战略，合理开发资源，充分利用资源。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容包括：（注胡鞍钢：《生存与发展》，香港：科华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包括发展多熟制种植，提倡立体多层次农业，采取先进的灌溉制度与灌溉技术和科学的施肥制度等节时、节地、节水、节能，高效低耗的集约化农业。
——建立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包括采取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加强资源的综合勘探、综合开发与综合利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回收率与降低能耗物耗；开展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发展规模经营，杜绝重复低水平建设等节能、节材、节水、节省资金、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节约型工业体系。
——建立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包括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建立以铁路为骨干，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有机结合，联运联营的综合运输网络；发挥水运（海运与内陆河运）的运量大、耗能低的优势；发展油气、煤的运输管道；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有条件地实行人、车分流；合理布局工业，发展大集装箱运输，提倡运输社会化，减少回空率等节能、节时，重视效益的综合运输体系。
——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我们主张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消费水平与生活方式，反对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超前”消费、高消费、盲目攀比。降低食物消费水平；发展化纤、混纺棉布，减轻耕地压力；降低能源消费；提倡公寓式住宅与发展公园、公共娱乐场所；发展城市集中供热、供气；降低用水消费，采用节水型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发展以自行车、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为主的居民交通运载工具；在衣食住行方面提倡勤俭节约，有条件地提高享乐水平。
这种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分配；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建立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使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更加开放；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21世纪上半叶，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保持较高的积累与适度的消费。
面对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现实与未来，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应当是“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并存，即在进程推进中保证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赖以满足其需要的生存基础与发展能力构成破坏和障碍。它的含义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的，包括吃、穿、烧、住、行等基本生存权利；以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为手段，加快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道路；以争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可以保证人民生存和维持发展的资源、生态环境基础之间长期的平衡和互相适应为条件，把满足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目标结合起来，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这一战略的具体目标和基本任务是：为今后5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以致为至少15亿人口提供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经济、社会条件，即包括吃、穿、行、烧等基本需求，也包括教育、娱乐、文化等基本享受；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3亿新增劳动力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8亿左右劳动者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经营环境，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为今后二三十年内大约3亿老年人口提供基本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并保证他们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而且逐步得到改善；为今后二三十年内7-8亿城市人口提供商品、副食品、住房、社会生活和基础服务设施，以避免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和过分拥挤；为今后二三十年内消除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普及教育提供各类设施。
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把控制人口规模、合理使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包括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之内，任何经济增长都不会得到持续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发展战略，必须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战略的同时，追求以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整个民族的生存战略。这种发展对遏止人口猛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追求的不仅仅是短短几年的繁荣，而是寻求中华民族未来长达一百多年经济永续发展。这样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适度人口目标。2020年，总人口下限为14亿，上限为14.6亿；在2030年左右，实现零点人口增长，最大规模不超过15亿；在2050年以后，实行人口超低速负增长；到2100年，总人口规模大体在12亿-14亿为宜；此后趋于最终的人口稳定。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资源基本自给，有进有出的基本平衡；发展节能产业、无污染的新能源产业（如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发展废物处理、资源再利用产业；发展环境咨询、环境科技、环境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生态和环保旅游产业；发展绿色食品、绿色药品等新兴生物技术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