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7年12月14日，在写给勃兰登堡选帝侯之妻苏菲·夏洛特的信中，莱布尼茨不无高兴地说：“我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纸条：‘有关中国动态办公室’，以便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可以向我提出了解中国最新情况的请求。”
他一点也没有夸张。在得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资料，并经过研究获得一些看法和心得后，莱布尼茨立即着手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献和研究成果。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了一部拉丁文的《中国近事》，这是利用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报告编辑而成的介绍中国的重要著作。
《中国近事》出版后，引起了耶稣会传教士白晋（1656～1730）的注意。白晋于1687年来华，1688年抵达北京，不久留在清朝宫廷讲授西学，深受中国清朝康熙皇帝的器重，他还于1693年回法国聘请精通科学的学者来华。正是在法国期间，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令白晋很感兴趣，于当年10月18日将自己所著的《中国当朝皇帝传》（一作《康熙帝传》，又称《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寄赠莱布尼茨，两人由此建立了密切的通信联系。1699年白晋再度来华，同年莱布尼茨将白晋的著作由法文译为拉丁文，作为《中国近事》第二版的重要内容。两人就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书信讨论，尤其以1701年至1703年间关于二进位制与易图的通信受世人关注。
在为欧洲众多王室筹划建立科学院的同时，莱布尼茨也关注中国的科学发展。在1704年7月28日致白晋的信中，他问道：中国是否有像欧洲那样的大学、科学院或类似的机构？如果没有，应该设法劝说康熙皇帝建立起来，以便有利于各种科学的研究。他不仅认为欧洲各国应加强科学研究的合作，还提出中国人和欧洲人也应联合进行研究工作。这一设想，在20世纪终于得以实现了。
作为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莱布尼茨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都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清朝初期，一批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活动频繁的时期。在给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的同时，也给欧洲学者发回了有关中国文化的通报。莱布尼茨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介绍的情况，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观点。鉴于他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几乎是近代欧洲最早关注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近年来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学者对莱布尼茨与中国这一课题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和重视。
197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蒙哥利的《莱布尼茨与儒家学说：探索和谐》一书，继出版了德文、英文版莱布尼茨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后，1990年，又编辑整理出版了《莱布尼茨关于中国的通信：与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往来（1689～1714）》一书，选登了70封信件，其中由莱布尼茨写出的有42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位伟大学者的思想。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是出自其建立百科全书知识体系、尽量收集世界文化的一切资料的需要，这在他的百科全书知识体系方案中是十分明显的。同时，由于他自己出身于当时科学文化尚落后的德意志，在巴黎和伦敦居住、访问时，一些学者对他及德意志文化的鄙视态度，使他能够平等而客观地接受一切人类文化，进而成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伟大先驱。
当时学者们将他称为“中国通”。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莱布尼茨只要有机会，就收集有关中国文化的情况和论著，进行了卓有价值的研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研究工作恰如陈年佳酿，越来越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