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供给学派的兴起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于美国的新自由学派经济学，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供给学派还带着任何一种新学说都具有的幼稚、零散、肤浅特征的时候，就被美国政府决策者所青睐，将其作为炙手可热的经济政策加以实践。各种新版的教科书设专章介绍，许多大学经济系开设新课讲解，各种报刊杂志或宣传、或评论、或批评，纷纷发表意见，一时间供给学派成了美国极为时髦的经济学说。
它的传播之快、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所难以比拟的。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饱受长期“滞胀”之苦的美国大众对一种“救世学说”的渴望；其次，供给学派的产生包含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然性之中。20世纪30年代以前，萨伊定律一直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30年代大危机宣告了萨伊定律的破产，取代萨伊定律的凯恩斯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生产过剩、开工不足、工人失业等一系列现象，因此令人担心的不是产品能否生产出来，而是产品能否有需求，没有需求的产出必然表现为过剩，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以刺激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定律。
30年代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纷纷采纳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主义及相应的政策，在缓和阶段矛盾、推迟周期性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的破坏力、推进生产发展等方面，确实曾经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而生产力又在其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段“黄金时代”不能不说有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作用。但是推行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又带来了一些未预料到的后果：第一，政府开支急剧膨胀，赤字空前上涨；第二，通货膨胀加剧；第三，劳动生产率增长低，居民税收负担加重，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上升。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了“停滞膨胀”的局面，即经济呈高通货膨胀率与低增长率并存的状况，“滞胀”的持续使凯恩斯主义政策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和对付。供给学派及其他理论流派便应运而生。
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对付滞胀，在凯恩斯的理论中，经济萧条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发生，增加政府开支的政策可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的政策可以刺激投资，但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却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在70年代出现了滞胀——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这使得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更拿不出解决良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供给学派举起了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一场革命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所谓的“供给学派革命”。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无非是与萨伊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相对立的一种“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凯恩斯主义不断人为地刺激了需求，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需求，就必须供应”的道德心理。供给学派指出，当今的美国经济和凯恩斯当时大萧条的时代不同，需求的增长不一定会造成实际产量的增长，而是只能单纯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的上涨，结果反而引起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放慢，技术变革延缓。由此乔治·吉尔德断言：“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应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供给学派正是在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批判和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来复兴“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从而提出他们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的。
（第二节）“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还缺乏严密的明确的体系，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分歧，它大体上可以分成“正统的供给学派”和“中间的供给学派”两支，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实行大幅度的减税，并且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介绍以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正统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
（一）税收理论
既然刺激供给就是刺激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刺激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改变生产者自由支配的收入，而税率就是决定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关键。关于税收的理论及政策是供给学派的精髓，也是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重要分歧之一。
为了说明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以及减税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理论家拉弗提出了着名的“拉弗曲线”，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减税理论的依据和工具。严格地说，“拉弗曲线”是用来指出一个命题，即“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这里的“收益”当然是指政府税收。如果税率为零，则政府收入也就是零。因此，为了使政府得以运转，必要的正税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政府所征收的税收总额是否总是随着税率（不论是比例税还是累进税）的增加而增加呢？拉弗首先认为事情未必如此。
万尼斯基给“拉弗曲线”的极端情形作出了扼要解释：“当税率为100％时，货币经济（与主要是为了逃税而存在的物物交换不同）中的全部生产都停止了，如果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所征收，他们就不愿在货币经济中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100％额税，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税率从0～100％，税收总额从零回归到零。其中，必定存在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增加而增加，而一旦税率再增加越过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进一步增加而减少。高税率的A点和C点，分别与低税率的B点和D点为政府提供着相同的赋税收益，换句话说，总是存在着产生同样政府收益的两种税率。当税率从100％下降到A点，生产开始恢复，政府略有所得，可以看到，由于税率的下降，收益还可以增加。在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而在B点代表一个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两者可以为政府提供同样多的收益，同样在C点和D点，“拉弗曲线”告诉我们，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税率，例如从A点降到C点，随着产量的进一步扩张，政府收益也可以增加；
而政府也可以通过提高税率，如从B点提到D点，政府的收益也会增加得一样多。
收益和产量只有在E点为最大，在E点，如果政府还要降低税率，产量将增加，但收益会下降；如果提高税率，产量和收益都会下降。对于政府来说，只有降低税率，产量和收益才能增加。而对于政府和政治家来说主要的任务就在于要找到税率的量佳点E。
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还须依靠产量（供给量）来解释。税收与产量的关系是简单的，在特定的税率之下，它们总是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在税率和产量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反馈方式”，被称为拉弗式的“赋税-收入反馈”。它是指高税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将使（货币经济的）产量不断收缩，而低税率可以使产量不断增加，这样，由于税收与产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低税率也可以产生较高的税收水平，在经济中也就存在着相同政府税收收益水平上的两种不同税率。
进一步说，“拉弗曲线”及其相关的各种解释，给予了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途径及效应的基本说明。面对着经济中由来已久的“滞胀”，苦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收效甚微，供给学派将视线转移至供给的一边。为了增加供给或者说是产量，就必须降低美国经济中现存的过高税率。所幸的是，减税又未必使政府税收收益大减，从而，按拉弗等人的逻辑，政府不必担心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政策效应。
“拉弗曲线”已经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宣扬他们政策主张的有力的分析工具，他们把“拉弗曲线”看成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一把钥匙。他们认为，至于美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成功地停留在“拉弗曲线”禁区之外的。但是，从此以后美国的大多税率都一直处在“禁区”之中。因此，供给学派相信，当前美国首要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减税，降低边际税率，从而提高工作、储蓄、投资的相对价格，提高投资的相对收益，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他们认为，只有减税才能使政府的收益和私人的储蓄、投资同时增加，而以往使用税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只会造成经济停滞，用减税刺激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一定行得通。他们声称，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将日益缩小的经济“馅饼”从富到穷地重新分配的基础之上的，而拉弗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宗旨在于要不断扩大这块“馅饼”本身。
“拉弗曲线”的确是经济理论的新形式。但是，正如万尼斯基所说，“拉弗曲线”后面的思想无疑地像文明世界一样古老。问题在于，经济学是非常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科学。今日之问题与前日之问题似曾相似，而昨日之问题也许在明日就将重现。经济学在不断发展，问题也在反复出现，于是乎，作为其“折射”的经济思想当然会有所反复，但其每一次再现则会被赋予新的名称。如果说休漠和斯密时代，资本主义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还没有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当道，经济关系还不是十分复杂，那么，面对当今“有组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理论家包括拉弗在内，就不可能不去深入而系统地剖析经济运行机理，寻求可供操作的政策措施所依托的新理论。“拉弗曲线”所蕴含的思想固然“古老”，但其派生出来的理论体系绝非是“新瓶装旧酒”。
（二）劳动、资本“楔子”模型
阿瑟·拉弗和其他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还从理论上考察了税率与劳动供求以及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所谓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试图说明改变税率对劳动供给和工作闲暇之间的选择弹性和刺激作用，以及对劳动需求函数和资本形成的影响。
假设雇佣平均每个工人的成本费用愈高，就业机会就愈少。那么，高税率，特别是高的工资税实际提高了雇主雇佣工人的成本，他就会减少就业机会。因为税收是支付给政府的，当税率提高时，雇佣工人的实际总成本就比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更高。这种离异状况就被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称之为税收“楔子”，而在这里则称之为劳动“楔子”。在没有税收“楔子”打入的Y0点，雇佣劳动的雇主成本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收入是相等的。当工资税开始增加时，不仅增加了雇佣工人的成本费用，而且由于工人也支付了类似的税收，因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也降低了。可见，这一税收“楔子”导致了企业主对劳动需求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减少。作为税收和雇主雇佣工人成本上升而工人实际工资减少的“楔子”的增大，当“楔子”增大到Y2时，这意味着在每个工人的雇佣成本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之间“破离”的增长。例如在Q1，雇佣一个工人的成本是Y2，而支付给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是Y1。相反，如果税收减少，市场的力量会向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如果拔掉了政府税收这根“楔子”，就能使劳动的供给趋向等于劳动的需求，达到Q2。并且当作为例如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某些就业工作通过支付转移的形式得到津贴补助时，由于雇主的劳动成本小于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水平，这样会刺激企业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使就业量达到Q3。
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类似于劳动“楔子”模型中的税收“楔子”存在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同样，税收“楔子”使资本的供给成本和需求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资本的供给不足和投资引诱的削弱，这是美国经济停滞增长的根本原因。
上述劳动、资本“楔子”模型实际上是一条派生的“拉弗曲线”，它是“拉弗曲线”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引申。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它与资本的函数是对称的），仅仅是一个税后工资函数，假定在工资税率中，有一个外生变量，那么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函数是处于税前工资条件下，因此工资税这一外生变量会改变劳动力的需求函数。LD1代表对劳动力的需求，假定这时的工资税率为零，那么这时劳动的就业机会是较为丰富的。当工资税率开始提高时，由技术决定的边际生产率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工资普遍下降，导致了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LD2。如果工资税率进一步提高，就会使劳动力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向较低的就业均衡点或税后工资均衡点移动。
供给学派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旨在从理论上论证减税同劳动、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减税具有对增加劳动就业、鼓励资本供给、增强投资引诱力的积极效应，从而为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三）供给决定需求理论
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人为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高福利政策，失业救济政策，最低工资政策等等，不仅使自愿失业者反而大增，而且不能鼓励提高技术，从而使结构性失业增加。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关于失业的理论及其政策是错误的，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废除按凯恩斯定律建立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代之以对供给的刺激政策，只要对经济有了刺激，就会扩大生产，生产的扩大意味着雇佣工人的增加，失业减少。
供给学派还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忽视了投资，与需求管理相联系的税收政策、退休金制度、膨胀信用政策等起了人为抑制储蓄、鼓励消费的作用，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生产率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膨胀必然造成通货膨胀，形成滞与胀的恶性循环。由此，供给学派得出结论，凯恩斯定律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了滞胀的恶果。“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应重新得到肯定。
供给学派认为，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萨伊定律，他们在萨伊定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刺激供给的因素和途径。
他们认为，解决滞胀的根本是刺激供给增加，决定供给增加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生产要素投入的绝对增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