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初性本善,经商全凭善为缘。心字头上一把刀,滚滚利源满三江。
博大精深的怀药文化可以演变、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明清时期,怀庆商人(怀药商人)的大量涌现,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商人,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纵观明清时期的怀庆商人,就一般而言,在商人的经营规模不断地扩大,商业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之后,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
怀药商人广泛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热衷于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人与官府、儒与商、商与农的对立,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是有所裨益的。
如在《明故恩荣寿官西田刘公妣孺人金氏合葬墓志铭》中记载了明代儒商刘冕轻财重义,广做慈善事业的义举。
“性好施予”,施棺、施粥、施茶、修桥、铺路,万历六年(员缘苑愿),“恩例,诏授寿官冠带。”
道光版《河内县志》中记载了河内人李庚,经商有了积蓄后:“曾立乡学,延请明师敬之,以故老生宿儒,均乐与之往来,其课子最严,子(李)涧源能承父志,攻苦读书,名誉斐然,道光元年岁贡生。”
乾隆版《孟县志》中载有孟县乔必达:
尝纠族人捐资并建先祠,家虽非素丰,而遇乡人婚丧缺费,率以所入修金助之。
乾隆版《怀庆府志》中记载清代孟县人张炳熤早年丧父,与母亲一起居省会祥符后赈济灾民的事迹。
习商贾业,每积居获息,辄多所施予。乾隆四年(员苑猿怨),开封大水,熤挟金,约贫者于佛寺,赒之,患平乃止。
乾隆版《孟县志》中记载了张炳熤之子张继行:
客祥符,卖丝归,丝中藏有白金一百五十两,继行送还丝客。又省城遭大水,继行持银一百三十余两,散给贫民,活者甚众。
嘉庆版《续济源县志》中载有清代济源宋家庄人李建元,亦农亦商,“后服贾邓州,慷慨乐施,邻里婚葬,凡告贷,皆量资之。”
绝大部分的怀商都具有重义轻利的优秀品质。方志中记载了不少商人重义轻利的事迹。
乾隆版《怀庆府志》中记载清代阳武人程希圣,父母早亡,哥哥程希元又移居原武,他独力营运,三十岁时,“积金千两”。
道光版《武陟县志》中记载清武陟人李如芝:
敦厚好义,以贸易起家,积数千金,凡族党有贫困者,辄周之。
道光版《河内县志》中记载河内人薛金章,早年家贫,朋友何宽,“饼师也,畜三十金,知薛诚朴,与作贸迁资,二人皆目不知书,薛善积,获利日赢,何时瓜分焉。”后来,何宽病故,薛金章非常悲痛,回去把经商积累的金银拿来,“置之几案,拜且哭,众起视,则白金千,积年出纳清册一,咸大惊异。”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通过怀药贸易使自己发家致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与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同时,也为全国各地的商贾在怀川从事商品贸易,提供了发展机遇。
但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性质,商人致富后,热衷于兴办义学、乡学、家庙祠堂等公益设施,培养封建人才,成为封建秩序的自觉维护者。这说明在封建时代,商人的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却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
中国的徽商文化、晋商文化,一南一北,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实,诞生于洛阳、郑州、安阳三大古都京畿之地上的豫商,也创造过令人称奇的豫商文化,只是豫商文化保留下来的东西不多,我们后人对豫商文化开发利用得也不够。
康百万是豫商的代表人物。我们就以康百万为豫商的代表,探讨豫商文化与晋商、徽商文化的不同之处。
北宋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商业文明虽然南移,但中原地区的开封、洛阳、商丘等地,仍是商业繁荣地区。康百万家为河洛交汇之处,离古都洛阳较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他与当时较发达的山西晋商和两淮徽商,在经营上互有不同之处,简要比较如下:
从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古甚至白俄发展;徽商则主要在两淮、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通过泾河、渭河、洛河、运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围发展,西部最远至兰州,东部最远达日本,北至京、津,南达沪、杭等地。
从经营内容看:晋商以票号、典当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以关公(山西解州人)之“义”,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园林别墅和戏楼,以文会友。康百万为代表的豫商,则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紧紧围绕土地做文章,以经营粮、棉、盐为主,处处设栈房,赚钱买地,哪里有康家的生意,哪里就有康家的土地。“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从土地的拥有量上,康百万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商人之冠。
在运载工具上,山西商人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徽商以船为主;而中原康百万则兼而有之,既拥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高脚队”。
在经营思想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挣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豫商往往是深藏不露,“守中虚外”。可以这样说,河南人的优点代表了中国人的优点,河南人的劣根性也代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传统道德的“学而优则仕”,“尊儒黜商”,“重农轻商”,在河南人的思想中一直是根深蒂固,而康百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冲破了这种禁锢,大胆经商,且以经商赚钱,教育子孙从儒进仕,讲君、臣、父、子,讲忠、孝、节、义;以公益为手段,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赢得民心和朝廷的赏赐,达到做官的目的,回归正统。
在经营办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从小商贩开始,精打细算,各成体系,渐成气候,发展稳定;徽商则从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大的则走官府门子,盈大利,走红运,穷奢极欲,夸富斗靡,骤起骤落,昙花一现。尽管总体上徽商也活跃了三百年,但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台,难以像康百万那样,沉着老练,稳扎稳打,遇变不惊,处处为营,横跨三朝、十三代而仍然富甲一方。
另外,晋商长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康百万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家教极严。
豫商的代表怀商,能够兼容优秀文化,使豫商享誉中外。怀商的大本营覃怀地区,位于山西、河南两省的交界处,与晋商山水相连,也是晋商挺进中原的第一站。明朝时的山西洪洞县向河南怀庆府一带的移民,使许多优秀晋商和具有晋商文化传统的人直接入住覃怀地区,为覃怀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而怀商也能从晋商的经营之道中借鉴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些成为怀商迅速崛起的基本元素,也使怀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人们说:“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精。”就是中国人认可怀川商人的一种方式。这里所说的精,一是精打细算,二是精明强干,三是精诚团结。
总体上说,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北宋以前,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关中地区和山西南部)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是长期以来,又是动乱频率最高的地方。徽商(徽州六县的商帮)的始祖,是西晋末年大动乱、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期南迁时由中原逃去的名族。徽州缘远姓,其中源怨姓是由中原迁去的。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宗族文化、门阀文化、婚姻文化、丧祭文化、伦理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等等,也传到了那里。地狭人稠、被逼从商的徽州商人,亦带有浓重的中原文化气息。
康百万先祖,是明初由山西迁来的。因而不管晋商也好、豫商也好、徽商也好,在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在崇尚河洛文化上,徽商和豫商更为贴近些。
在历史上,豫商虽不像晋商、徽商那样雄霸当世,富甲天下,但历代豫商对中国商贸经济的贡献,却是彪炳史册。
商代名臣伊尹是河南人,他很早就运用商品“重则至,轻则去”的流通规律,大力促进贸易,创造了商代的经济繁荣,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管理者;战国时的商业巨子兼政治家吕不韦是河南濮阳人,他筹划完成了“货天下”的宏图大业,堪称一代人杰。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商业中心,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大大便利了市场流通;明代怀庆府药材商组织了紧密型的民间组织“怀帮”,使怀庆会馆遍布全国。清代河南巩义的康氏家族,富过十三代,辉煌四百年,船行六河,土地员愿万亩,成为一代豫商的代表。
这种连绵不绝的怀商文化,影响了怀庆一带乃至河南的民风。在河南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怀庆一带的八个县市一直名列前茅。尤其被称为“河南的温州”的巩义县,作为中西部第一个百强县,过去员猿 年一直稳居河南经济第一线,连续七年在全国百强县排名榜上名次攀升,被人们惊呼为“巩义现象”。
总之,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豫商文化,如一幅壮丽的《清明上河图》,辉映着人类商业文化的长廊。中原深厚的文化底蕴所造就的勤俭、吃苦耐劳、踏实厚道、团结互助、白手起家的豫商精神,成为天下华商文化的血脉之一,使华商以鲜明的个性与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等世界著名商帮并肩而立,同台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