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人“不通”，很不客气了。汪中评骘时人，称其“不在不通之列”，似乎更不客气。但他又说，“读书十年，可望不通”。杨钧《草堂之灵》引此语后，接着说王先谦辈看书五年，自称无一不通，实在无一可通，举其补注《汉书》为例，曰：
读《汉书》遇不可解处，偶翻王先谦《汉书补注》，彼亦茫然。所可解者，彼亦明晰。补注之功，究在何处？
读书“遇不可解处”，尽力求解仍不得解，即是汪中所说的“不通”。此种境界亦不易达到，汪氏便费了十年以上的功夫。而求解之一法，便是多看前人的注释。但如果我所能解者“彼亦明晰”，我不解者“彼亦茫然”，这种注释便不能够帮我求“通”，只能使我仍处于“不在不通之列”的地位。那么，作这种注释的人，实际上恐怕也比我高明得不会很多，顶多能够把六字考语的头一个“不”字去掉罢了。
《草堂之灵》所指出的《汉书补注》的毛病，近二十年来的注释夲是更加多，也更“小儿科”了。短文不能长说，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的一句话竟出了六条注，“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汉皋”、“枕流漱石”之类人人尽皆可解的（最多一查工具书便可解，如道光三十年之为公元一八五零年），都不厌其详“明晰”地注出来了；而我所不解却又很想能够得解的“孙氏枕流漱石之馆”究在“汉皋”何处，作者又为何住到这馆里去了呢，作注者却似乎和我一样“茫然”，只以“不详”二字敷衍了事，让读者去拿石头打天。
读书尤其是为书作注，总要求通。尽力以求，还是“不通”，也就罢了，但这注也就大可不作。如果硬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拼命去抄工具书或前人的笺释，品格那就更低，虽然比起连抄都不晓得抄的来还要略胜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