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对待皇子师傅态度上的失误，使得皇子们从小便没能树立起尊重师长的观念，因此也就谈不上与此紧密相关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孝悌”之心。也许作为皇子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皇四子胤禛继位后不久就下了一道谕旨，要求“皇子见师傅，礼当拜。”当雍正的儿子遵旨向师傅下拜时，师傅们深知前朝的往事，似乎仍心有余悸，“固辞不敢当，遂行揖礼”。
从此，皇子与师傅见面，互相作揖行礼，成为定制，自清雍正后一直延续下来。而康熙对待皇子师傅的无礼行径也渐渐地鲜为人知了。
康熙皇帝的孝道
葛会英
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他除鳌拜，平三藩，统一台湾，亲征噶尔丹，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并在中国历史上开一代盛世。
而他的孝道同样也为人赞颂：“像（康熙）皇帝那样最出色、最典型的孝道，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写给法国路易十四的信中所说。《康熙起居注》中也有这样一段评述：“我皇上至德纯孝，奉事太皇太后三十余年，极四海九州之养，尽一日三朝之礼，无一时不尽敬，无一事不竭诚。居则视膳于寝门，出则亲扶于雕辇。万机稍暇，则修温清之仪；
千里时巡，恒驰络绎之使。此皇上事太皇太后于平日，诚自古帝王之未有也。”这些颂扬之语基本上是康熙帝孝道的真实写照。
遵循祖制，每日尽敬请安
满族人一向注重礼节，尊老爱幼。晚辈每日向长辈请安，是清代一般八旗官宦人家的寻常礼节，清宫内极为重视。而对康熙来讲，向祖母请安并非例行公事，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因康熙帝玄烨从小与生身父母相聚无多。清制，皇子皇女出生后，概由乳母、保姆等哺育、服侍，与亲生额娘分居两处，平日不常相见，而对玄烨还不仅仅如此，为避痘，两三岁时，他就被迁往紫禁城外北长街路东的一座府邸养育。因不在宫内，他与生母佟佳氏接触的机会也很少。顺治十七年(1660年)玄烨7岁时，皇父福临因其最宠爱的董鄂妃病逝，痛不欲生，五个月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也撒手人寰，年仅24岁。时隔两年，生母佟佳氏也离开人世。康熙帝暮年曾忆及儿时情景时说：“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福临）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失去双亲的孩子是十分不幸的，而康熙帝玄烨却有所不同，因为他有一位早已在精心培育他，处处关心爱护他的祖母。祖母孝庄不仅给了玄烨本应从其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培养他良好的品质和作风。虽“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但来自祖母的爱，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玄烨幼小心灵上的感情空白，使他从懂事时起，就将祖母也视为最亲之人。康熙多次讲道：“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因此，他无数次“亲诣慈宁（孝庄居住慈宁宫）问起居”，每次都是急切前往，欢快而归，“晨昏敬睹慈颜豫”，“归路思维乐有余”，“不尽欢欣踊跃回”，恰是其当时心情的写照。每当他外出时，也总是事事处处想着祖母，每隔数日必定奏书请安，遣使送物。如在南巡途中捕得鲜鱼，立即“驰进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兼志思慕之情”，还写诗一首：“千里难承玉陛欢，鲜鳞网得劝加餐。遥知长信开函日，定荷慈颜一笑看。”他行围猎获野禽，也恭进祖母：“遣使呈鲜味，须令马迅飞。”再如，为了使祖母高兴，他特意赶在“端阳节前一日回宫”，并为此又赋诗一首：“满路榴花映玉舆，炉烟香绕侍臣裾。经时远道彤闱隔，先向慈宁问起居。”
至德纯孝，六奉祖母洗温泉
孝庄在晚年患有皮肤病，而且一度较重，所以近10年间连续6次去不同的温泉洗浴疗养，每次时间有长有短，最长一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九月去遵化温泉达73天，即使在平叛战争的异常时期，亦未中断。每次去康熙都亲自陪同，照料得无微不至。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正月二十四日去宣化府赤城汤泉洗浴，从宫中出发时，他扶祖母登辇并随辇步行，到神武门才上马。途中进膳时，他亲视祖母降辇，陪祖母一起至进膳处，得知一切安排妥当，才返回自己的行宫吃饭。二十五日快走到南口时，他得知祖母将要下榻的行宫尚未布置完毕，立即“驰往亲视”，待一切准备妥帖，才回奏祖母，并送至行宫。之后，他又不顾一天的旅途劳累，跃马出居庸关“亲阅道路”，以确保翌日祖母路途上的安全。正月二十六日，康熙一行经过绵延起伏的八达岭，
至山麓下马，康熙亲手为祖母“扶辇整辔”。孝庄心疼孙儿，几次对他说：“汝步行劳苦，其乘马前行。”康熙执意不肯：“此处道险，必扶辇整辔，于心始安。”一直行至较平坦处，康熙才重新上马。经过9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二月初三日终于抵达赤城温泉。三月二十一日，孝庄圆满结束洗浴疗程，起驾回京。途中过长安岭时，大雨滂沱，路甚泥泞，康熙不顾祖母“步行劳苦，可乘马”的再三劝阻，仍旧下马步行，在雨中护持祖母的辇辕，方才心安。整个行程，康熙对祖母表现出的孝敬，确实是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康熙起居注》中记载，此行65天，“凡过岭、进膳、登辇、皇上备极敬慎”，“一路每逢险隘，必下马扶辇而行”，“每至进膳处，必亲视太皇太后降乘舆，入行宫，方回进膳。膳毕，复驰往太皇太后行宫，距宫门数十武（编者注：古时半步为一武），即下马，趋至近前侍立。”“一路往还，畧无倦怠”。对在京城的皇太后也是“每间二日，必遣近侍至京问安”。随扈的起居官员说他：“天性纯孝，古帝王未之有也”，并不为过。
为圆夙愿，不畏艰险上五台
孝庄自幼笃信喇嘛教，去五台山菩萨顶礼佛，是她多年的夙愿。凡是祖母所想，康熙无不千方百计予以满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他先率领皇太子胤礽前往五台山住了4天。这其间，他除去拜谒神佛，为祖母“致祈景福”外，还颁发帑金，修缮五台山庙宇，“御书匾额，依次颁布”，并为寺院亲笔撰写碑文。返京后，即令工部修整京城至五台山道路、桥梁，为孝庄五台之行做好各方面的前提准备。同年九月，各工程刚竣工，康熙就奉祖母之命前往五台山，并特意叫上哥哥（和硕裕亲王福全）和弟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以便在途中更好照顾祖母。途中康熙因长城岭一路山径险峻，率侍卫及祖母身边的太监赵守宝先行前往，亲视所修道路，命福全、常宁随祖母后行。十九日，康熙行抵菩萨顶，第二天即奏书祖母，详报路途的艰险情况。“銮驾既已到此，臣岂不欲太皇太后圣祖母至菩萨顶瞻礼，但极危至险之处不行奏明，为孙者不能即安也。”他最后恳请祖母，“仍询太监赵守宝定夺”，表现出康熙对祖母的极大尊敬。但孝庄不愿放弃多年的愿望就此止步。康熙理解祖母的心情，也不愿让祖母失望，尽管山势过陡，抬轿之人站立不稳，难以攀登，还是谕令抬轿校尉及随侍内监等勤加演习，小心扈行。九月二十四日一早，起驾出发，当行至长城岭，孝庄见抬轿之人步履维艰，于心不忍，执意易车。康熙不得已听从了祖母的要求，同时又暗自“命轿近随车行”。走了不远，一直跟在车旁的康熙见车身不稳，请祖母仍改乘轿。孝庄早已后悔，无奈地说：“予已易车矣，不知轿在何处，焉得即至？”不料话音未落，康熙已让人将紧随车后的轿子抬到祖母身边。孝庄喜出望外，抚摸着孙儿的脊背，连声称赞说：“车轿细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许多年后，康熙还将此事作为“臣子”“尽心体贴君亲”的例子讲给皇子们听。他说：“凡为臣子，诚敬存心，实心体贴，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也。”康熙的确以自己的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病榻之前，大孝性成超千古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长辈的孝敬之心，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康熙也是如此。随着祖母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健康状况。祖母稍有违和，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祖母一旦痊愈，他便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初一日，他接到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昼夜兼程，迅即回京，直奔慈宁宫病榻前。当看到祖母“慈体已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了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康熙守候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徧检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康熙执意不肯稍离。他“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30多种，以供祖母所求。见孙儿如此殷切周到，正受病痛煎熬的孝庄不禁老泪纵横。她抚摸着康熙的肩背感叹道：“因我老病，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不思食，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安慰汝心，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如此竭诚体贴，肫肫恳至，孝之至也。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康熙“在宫中无日不竭诚默祷”。万般无奈之下，他甚至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措。十二月初一凌晨，寒风刺骨，康熙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宫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读祝版时，康熙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康熙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祖母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因人之心愿能改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康熙昼夜号痛不止，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不遵祖母“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的遗旨，毅然割辫守丧。发丧中，康熙“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梓宫的杠夫时，“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他执意要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侍疾、守丧共计60天，康熙“不宽衣解带，犹未盥洗”，始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这些描述中，足见康熙的孝敬之心“超越千古”。
孝道表率，留给后人之思索
孝庄在遗诏中指出：“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惟愿天下后世，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这是一位老人临终前发自肺腑之言，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位孝道的楷模。康熙帝关于如何尽孝，对儿孙们曾有过这样的教诲：“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不在衣食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路，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还有“人孰无祖父母、父母，为子孙者，皆当尽孝。人若不尽孝道，则与狗彘何异！”同时他还将孝延伸至以孝治国。他曾说过：“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因此，我们追溯康熙帝为祖母所做的一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孝道思想，首先是体现在他固有的满族孙儿爱敬祖母的朴素成分上，同时他还忠实地实践与光大了汉族封建伦常准则。在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孝道。故有“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孝，德之本也”。孝为人伦之本，是为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孝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持家庭（家族）的和睦、稳固，确立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同时，孝的延伸，体现于社会风化、国家政治之中。“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即为孝者，也必然是忠君报国者，主张的是，人慎终追远，以孝立身，以孝齐家，甚至以孝治国平天下。所以，康熙对祖母的孝敬之心，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即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对其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是旨在给儿孙、臣民做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长辈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正所谓“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确保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这从清圣祖实录档案中也可得到佐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康熙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并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并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执行。再者，康熙还将儒家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上老者而民兴孝”的思想加以光大，在其晚年，举行“千叟宴”，无论官民，凡年逾花甲者均可与宴，以倡敬老，表率臣民。孙儿乾隆帝也步其后尘举办了“千叟宴”。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出现“康乾盛世”，与康熙帝奉行孝道，实行孝治不无关系。重孝道，对安邦固国不无裨益。
爱好戏剧的康熙皇帝
王澈
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1662-1722年）中，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扫清漠北，经历了无数次分疆裂土的危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他孜孜求治、正本清源、崇尚宽仁、改革赋役，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得“天下粗安，四海承平”，奏响了盛世华章的序曲，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昆曲繁荣、徽班进京、徽汉合流逐步发展，并在清末促成了京剧的诞生。清代戏剧文化的发展，与清廷统治者对戏剧文化的喜好和扶持有极大的关系。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年底，经过8年战争，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清王朝开始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政治上大一统逐步完成，社会日趋安定；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日趋繁荣。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逐渐充实的经济实力，为清代戏剧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