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萌芽在明代中晚期就开始出现，那时中国在东方海上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海外贸易中也显示出了雄厚实力。自从清军入关后，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私欲和保证军事力量，上层贵族们开始大量圈占土地。这种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极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用以放牧，民间耕种逐渐开始废弛，人民辗转流离，无家可归。中国的圈地运动非但不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在向农奴或奴隶制倒退。战争对手工业也造成了巨大破坏，手工业和丝绸业逐渐凋零，经济反而陷入了严重的倒退。
然而，中国和西方交往的大门并没有因此而关闭。恰恰相反，百余年间，欧洲的传教士不断涌向中国，他们到达中国的同时，带来了各种西方科学，包括天文、历算、物理、地理、农业、水利、医药、美术、建筑、火器、工艺等。当时这些传教士们所输入的西学，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西学使接触的人目光和观念不断地改变。政府和官员们都对于西学很重视，一些火器制造或者军事训练的场合都有西方传教士的参与。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们缺少了明朝时期的那种开放精神，整个清朝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高压之下难以进步，甚至出现了极大的倒退，清朝一直以“西学中源”而故步自封。
清初，只有朝廷内部可以与西方传教士交往，民间根本无法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康熙皇帝曾经大力支持测绘《皇舆全图》，整个测绘过程中，有着不少西方传教士参与了整个工作。然而，在完成《皇舆全图》后，康熙皇帝并没有把图中的内容公布，反而将《皇舆全图》收入内府密藏起来。整个大清王朝一直坚持“西学中源”的说法，自称为天朝大国，在心态上自傲自大导致了清朝的故步自封，不能够接受先进的西学内容。由传教士巴多明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钦定各体全录》被清朝统治者认为不可以示人，因此并未获得出版；由梅毂成与何国宗等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中介绍了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算术知识，但是书中却宣称这些学科都是中国本土所流传的，由此可见整个清朝故步自封的自傲心态。相对于明朝统治者，整个清朝统治者更加保守和封闭，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和边疆地区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整个清朝政府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法国人佩雷菲特曾经这样评价过当时的中国：“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
在清廷以天朝大国自居，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时候，西方各国在各个领域大步地朝着近代化前进，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在工业领域，1733年，凯伊发明了纺织飞梭，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工业产业出现了动力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学说和思想启迪了智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思潮的进步。在政治领域，1775年，北美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动。
此外，西方的学校教育也开始朝着全面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各个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成，为西方世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康熙皇帝虽然被称为有为之主，但是他对整个世界的大潮流却视而不见，并没有注意到西方各国取得的卓越飞速的发展和成就。尽管康熙本人对西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算术、天文、生物、地理等方面均颇有深入的研究，但康熙只是将其视为玩物，并没有想过更好地推广运用这些学科技术，因此导致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晚了整整二百余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遗憾。
在康熙皇帝以及他的后继者的治理下，清朝前期虽然出现了康乾盛世等强盛的阶段，但是清朝故步自封，国家运行体制僵硬，并没有保持开放，因此导致了中国逐渐在世界近代化大潮中落伍。清从清太祖立国至康乾盛世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下从先进逐步走向落后的二百多余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里，清廷没有主动抓住机会，没有利用西学开启中国近代化之路，因而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平等发展的历史机遇。在这个问题上，康熙皇帝应该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