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薪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地把我的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神经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薪传》，是八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闭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薪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跟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九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挺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之间，起名按舞字排行，下缀一个动物名。她叫舞燕，妹妹叫舞凤、舞鸾，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七十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不久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打听落榜原因，“传说”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日，“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文化大革命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不料此后倒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叫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此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略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既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屈，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辨出哪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甭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是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我跟罗青谈得蛮投缘，他约我第二天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闲谈起自己人之间的话题。罗青热情真诚，没有我那么多疑虑，谈到和大陆作家在海外相遇，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时，他很动情地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误解和争吵不好吗，何必叫外国人看笑话？”他叫我原谅他的直爽，其实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动。回到房间，我和老作家柯灵谈了我的看法：两岸隔离太久，有点误解难免，某些观点不同也属正常。但同胞之情高于歧见。应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柯灵说：“我同意。大家见面的机会难得，要互相多尊重。我们俩从自己做起好了。”
这天到金阁寺参观，我正一个人顺湖边散步，后边追上一个戴贝雷帽、叼着烟斗的艺术家。他走近我身旁时问道：“你是邓友梅先生吧？”我说：“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说：“我是王蓝。罗青跟我谈到了您。”我赶紧说：“我跟他打听过您。我看过您画的京剧人物，非常喜爱，跟关良是两种风格。”他说：“谢谢。我看过名单上对您的介绍，原来您也是天津出生，咱们是老乡！”我说：“是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地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股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您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问：“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全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缘情分总重于后天观念形态吧。随着会议进行，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由只点头变为出声寒暄，由应酬式的寒暄又变为较深入地谈心。日本接待人员看在眼里，接待方法就跟着变化。开始时每逢外出，他们都把两岸作家分别请上两辆车，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后来却专门腾出辆专车，笑嘻嘻招手说：“中国作家，都上这一辆车吧。”
分手那天，王蓝来到我的房间，送我一本画册。我把小说《烟壶》送他作纪念。我问他：“如果我选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陆发表，您不反对吗？”他说：“当然可以，不过，不必说问过我吧。”他又一次对我说，见到舞麟会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诉他。
回北京后，我告诉岳母二叔一家确实在台湾，二叔是教员，二婶是演员，现在她还在拍电视剧。全家人听了好几天都处于喜悦兴奋状态中。
我把王蓝的画选出一组，送到杂志发表，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但没说这画是怎样得到，更没说我俩见过面。那时还没这么大胆）。有一天，忽然有位长者找到我家，对我验明正身后，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问道：“你介绍的王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我看了连说：“正是。”他说：“我是王蓝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计你见过了王蓝，我来打听一下他的近况……”轮到我说话时他是那样神情专注，又用天津乡音打听我和王蓝相会的细节，那种手足之亲，关切之情令我难忘。
大概是从这开始，我对两岸文学界交流热心起来。凡这方面有事找到我，摇旗呐喊也罢，站脚助威也行，都愿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这一来也才知道自己远非最先觉悟者，热心此事的作家，两岸都大有人在。在谈到促进两岸交流，加深了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振兴民族文化时，有时是很难分辨出谁来自海峡的哪一侧。
我终于要踏上美丽、亲切的台岛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过程中，台湾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劳力。但我不想用“谢”字来冲淡同胞之情手足之义。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幸运和自豪，因为世界终究还是按我们意志变得更可亲可爱了。
我只想大喊一声：“我高兴自己是中国人！”
19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