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原名裕，字醉涵。1906年出生，祖籍湖南省邵东县袁家台村。
1925年，袁国平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袁国平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受党的派遣，随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帮助贺龙改造和整顿部队，从此开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生涯。
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汉后，袁国平调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1927年5月下旬，他随军出发鄂西，参加了西征杨森、夏斗寅的战斗。出发前，他在家书中表示：“原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
1927年8月1日，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时，袁国平随十一军军部行动，进行战场政治鼓动工作。起义受挫后，袁国平于11月来到广州，负责接待各地前来准备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由于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敌强我弱，广州起义失败了。起义总指挥部为了保存实力，下令撤出广州，到花县集合。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四师，袁国平任党代表，到海陆丰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1928年2月，袁国平同彭湃经香港赴上海。他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鄂赣特委宣传部长。
1930年6月，彭德怀的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袁国平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下旬，红三军团乘长沙敌驻军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长沙。部队进驻长沙后，袁国平组织了广泛的宣传动员，红三军团在长沙扩军达七八千人，筹划银元四十多万，给红军及根据地建设以很大的支援。8月下旬，红三军团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胜利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此后，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数次“围剿”。
袁国平十分注重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1933年，他在历次战役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写成《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一书，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从战前动员、备战到进攻、追击，从伏击、胜仗到退却、失败，从行军到宿营，从我军工作到友军工作、敌军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政治工作经验。这本书，成了红军部队政治工作的教材。
1931年4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遵义会议后，袁国平调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在瓦窑堡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上，决定创立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 ，以提高部队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袁国平任红军大学下属的红军学校政治委员。12月，红军大学扩编成两个分校，第二分校由刘伯承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他主持教学大纲的制订，抓教学训练，亲自讲课，并参加学生讨论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为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党中央令袁国平南下，协助叶挺、项英完成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工作。 1938年1月，新四军正式成立，袁国平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到职后的第一步即抓政治部的组织建设，亲自物色和挑选各级政工干部，抓紧对干部的训练和培养，编写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编著了《苏联红军政治工作辑要》等书。袁国平在协助叶挺指挥作战的同时，在部队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他把政治工作的重心摆在连队，“吸收全体官兵参加政治工作，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把整个新四军变成一支坚强的政治工作队。
袁国平博学多才，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机敏善断，且辩才过人。在皖南事变前夕，袁国平赴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谈判，上演了一出现代的“舌战群儒”活剧。
那是在1940年10月，国民党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移到黄河以北，企图借日寇的力量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从日寇手中夺回的地盘，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为了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袁国平和叶挺军长一同驱车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面谈。顾祝同早知袁国平博学多才，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儒将，便指派其“智囊”们与之较量。顾祝同的“智囊”们妄图先发制人，将袁国平震住，首先狡黠地说：“请问袁主任，传闻贵军有个‘三山计划’，原闻其详”。
袁国平扫了他们一眼，扶正眼镜，从容不迫地说：“实在抱歉，此次赴长官部的目的是请示我部北移的路线，要求发给军饷、弹药，别的无可奉告。”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早获情报，你们不仅盘踞茅山、天目山，还要占领四明山，事实俱在恐怕难以否认！”。
袁国平轻蔑地说：“诸君实在高明。那茅山、天目山、四明山乃敌占区，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同胞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略作停顿，话锋一转，激昂慷慨地说：“新四军目标何止这几座山，凡是日寇占领的每一座山，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杀敌的战场，都在收复之列。”
顾祝同请的那些说客被袁国平说得两眼发直，张口结舌，败下阵来。老奸巨滑的顾祝同，静观到此，方才出马，阴阳怪气地说：“醉涵兄，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不经请示上峰，就擅自出兵占地，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了吗？”他停了停，又装腔作势地说：“你懂吗？那就是不合法的哟！”
袁国平镇定自若地说：“请问顾长官，我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沦陷国土，拯救受难同胞，有何不合法之忧？”，谈到此突然打住，还没等顾祝同反应过来，袁国平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说：“蒋委员长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军抗战杀敌难道违背了政令、军令！”，顾祝同及在场人员被袁国平这出其不意的一拉弄得手忙脚乱，尴尬起身立正，以表示对“蒋委员长”的尊敬。
而袁国平却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又点了一支烟悠然地抽着，然后严肃地说：“本军无所谓‘三山计划’，贵军果真眼红日本鬼子眼皮底下那一些地盘，那就请移师占领吧，我们愿意相让。”他略作停顿，又说：“顾长官，自古军中无戏言，那就一言为定了。”
此时的顾祝同，难堪至极，只能“啊，啊……”地吱唔着。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九千多人奉命北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三个军七个师八万多人的重围，袁国平率直属纵队奋起自卫，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1月13日突围中，大部人员牺牲，袁国平率少数人员突出重围，但终因身负四处重伤，血染沙场，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