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235～1280）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主，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中国元朝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为元朝的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还促进了汉、蒙、藏三个民族之间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因此，八思巴毕生为国为民的功德、业绩虽在元代，却泽被后世，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八思巴及其家世
据《红史》、《汉藏史集》等藏文史书记载，八思巴于1235年出生于后藏昂仁一个显赫的萨迦款氏家族。关于八思巴的出生，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在《萨迦世系史》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关于八思巴降生的故事：八思巴的父亲桑察·索南监藏修习日比那夜迦法时，遇到了那夜迦神，那夜迦神就将卫、藏、康三地赐给了他的儿子。另说，八思巴是萨迦西南贡塘地方高僧萨顿日巴的转世等等。
这些故事近似神话，不足为信。但结合当时西藏的历史情况考虑，关于八思巴的传说确实有其现实意义。藏传佛教发展到13世纪，各教派的经济、政治实力迅速膨胀，教派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原有的世袭制和师徒相传办法已无法解决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为此，各教派纷纷改弦更张，寻找其他办法。其中，噶玛噶举派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而萨迦派便着力渲染、神化八思巴的降生，使其从小就获得百姓信仰，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款氏家族的领袖地位。
八思巴从小深受萨迦班智达的影响。萨迦班智达是萨迦第四代法主，在宗教、文字、语言学和艺术等许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是当时西藏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八思巴是萨迦班智达的亲侄子和继承人，自幼就得到萨迦班智达的悉心照料和教育。这对八思巴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自幼十分聪明，3岁能记诵莲花修法，8岁能记诵佛本生经，9岁能说《喜金刚续第二品》。这说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出了聪明的八思巴。
结交忽必烈
1244年，受窝阔台第二个儿子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带八思巴来到了凉州，商妥吐蕃归附蒙古事宜。按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文化。但是萨迦班智达此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很多事情不得不交于八思巴处理。在凉州生活期间，八思巴曾经代替萨迦班智达会见过忽必烈。虽然史书对这一时期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的记载不多，但可以推断，八思巴此时年纪尚幼，声望不高，而忽必烈身边的宗教领袖如海云、那摩都是当时佛学高深的宗师。自然，八思巴还不能引起忽必烈太多的注意。两人交谊也不会很深，但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1252年，蒙哥汗命令忽必烈远征大理，绕道迂回进攻南宋。藏族地区是必经之路。1253年，忽必烈由于需要了解藏族地区的情况，派人到凉州请来了八思巴。次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他向忽必烈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将佛教“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企图说服忽必烈接受佛教的护佑。但是忽必烈此时关心的是摊派差役、征集粮饷，为进军大理做准备，因此他没有理会八思巴。八思巴心中不悦，便要离开。关键时刻，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出来斡旋，说八思巴佛学高深、知识渊博，要求将八思巴留下来。察必还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密宗喜金刚灌顶法。这样，八思巴就成了王妃的宗教老师。后来察必又积极促使忽必烈接受八思巴的宗教思想。1254年，年仅22岁的八思巴正式成为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老师。此时，两人的关系逐渐深化。
然而，八思巴真正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赏识，还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
1.取信于危难中
蒙哥即位后，命忽必烈出镇中原汉地。忽必烈在汉地招贤纳士，实行新政，很得人心。但新政侵害了惯于征索的蒙古贵族的利益，也引起了蒙哥的猜忌。1256年初，蒙哥汗借故忽必烈有足疾，解除了他的兵权，令他在家休养，又罗列罪名捕杀忽必烈的亲信，目的在于“先除羽翼，后与之魁首，”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八思巴此时没有选择离开忽必烈，而是继续呆在忽必烈营帐中，在新年照常向忽必烈一家写新年祝辞。事实上，八思巴从蒙哥汗五年（1255）到至元十七年（1280）的26年中，每逢新年都要向忽必烈全家写新年祝辞。一方面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关系深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八思巴在向忽必烈表明自己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忠心之臣，赢取忽必烈的信赖。
2.在释道辩论中的表现
1258年，佛、道两教矛盾再度尖锐。蒙哥汗命令忽必烈在开平主持佛、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假。这次辩论会阵势庞大。佛教有300多人，道教也有200多人。在辩论中，年仅24岁的八思巴反应灵敏、有胆有识，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后发制人，迫使道教承认失败，会后有17名道士削发为僧。从此，八思巴在佛学界声名鹊起，更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同时通过这次辩论，八思巴对中原的佛教、道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以后担任国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准备了条件。
封为国师
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返回中都，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颁给玉印，令他掌管全国佛教。此时八思巴年仅26岁，可以说，他的成功，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有必然的因素。
首先，蒙古王室向来信仰宗教，需要宗教领袖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持，忽必烈也不例外。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忽必烈需要的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还需要西藏地区的政治代表。封赐国师的目的是为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故而国师其人必定在藏传佛教中选取。
其次，在选择藏传佛教领袖时，忽必烈一开始并不是选择八思巴。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曾处于比八思巴更有利的地位。但是噶玛拔希一开始就不愿意追随忽必烈，后来又站到忽必烈的对立面，帮助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这引起忽必烈对他的极大不满与愤恨，从而更加信赖八思巴。因此，正是错综复杂的历史造就了八思巴的国师地位。
当上国师后，八思巴既是忽必烈全家宗教上的老师，又是元朝的高级顾问。在职期间，八思巴做出了以下3点职责和贡献：首先，为忽必烈全家及皇室成员传法授戒，传授喜金刚灌顶法，为国家昌盛、社稷稳定祈福；其次，发现、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为元朝的栋梁之材，对元朝和西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作为藏族地区的代言人，八思巴还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了中央对西藏的施政，为巩固西藏地区统一于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晋封帝师
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进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次年下诏封八思巴为帝师。元代以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如果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只是沿袭旧有的传统，那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的确是忽必烈的首创。帝师制度也就成为元朝近百年历史的一项重要制度。元灭亡后，帝师制度也随之消失，因此帝师制度也可算是佛教史上的一个特例。
实际上，八思巴从国师晋封为帝师，职责和权力并没有相应增大。两者都是为皇帝及皇室成员传授喜金刚灌顶法；都是带领僧人为皇帝进行各种各样的法事活动，为国家社稷祈福；都是管理天下释教徒众和处理西藏事务，同时负责荐举僧人及西藏地区的行政官员。但设置帝师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古往今来“君天下者皆有师。”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改称元朝皇帝，晋封八思巴为帝师是必然之事，同时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帝师位极人臣，受百官崇信、顶礼膜拜，但他的权力再大，也是世祖忽必烈赋予的。至多帝师八师巴是世祖忽必烈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而他所管辖的西藏地区也只是世祖忽必烈统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也正是忽必烈的用意所在。
两大贡献
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的贡献很多，除了在宗教上繁荣佛教文化事业外，在政治和语言文字学方面也有两大非常突出的贡献。
1.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
1264年夏八思巴离开大都返回西藏，经过长途跋涉，于第二年元旦到达西藏拉萨，在向忽必烈致新年贺岁后便赶回萨迦，立即着手建立乌斯藏行政体系。
在萨迦，八思巴建立了“剌让”制度，设立13名侍从官，即司礼官、掌内室和服饰之官、司宗教仪式之官、司礼宾官、司座经官、掌运输之官、掌马官、掌犏牛官、掌犬官等。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负责八思巴起居与日常生活的官职，但这些官职的设置类似于蒙古王室的怯薛军组织。事实上，这些组织是八思巴代表元朝有效管理西藏的政治、军事组织。
它的职能主要有：管理各教派的僧人，使帝师的法旨与皇帝的命令并行于西藏；依据皇帝的授权，给有功人员赏赐，对反对元朝和帝师的贵族加以处罚；向元朝皇帝推荐和任命西藏各级官员。这一体系对元朝统治西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顺应了历史发展要求。
2.创制蒙古新字
1269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和王公大臣的热烈欢迎。八思巴此次远道而来的目的不是讲经诵法，而是向世祖献上新创的蒙古字。八思巴所创制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元朝没有自己成熟文字的缺陷，维护了大元朝的威严，故而了却了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一桩心愿。紧接着，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
八思巴所创文字的字母表主要是由藏文字母构成，也有一部分梵文。由于字形呈正方形，故也称“方体字”。字母的数量为41个，其中藏文字母有30个，加上i、u、e、o 4个元音和拼写蒙古语所用的7个字母。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灵活的拼音符号，这也是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一大发明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