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场有点像凤姐在《红楼梦》中的出场，一样的先声夺人，当然也一样的光彩照人。
一九一九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渐入高潮。如同男女做爱，经过诱惑、接吻、抚摸、动情以后，热血沸腾，激情喷涌，最后攀上欢乐的巅峰。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粗俗，但是意思没有错。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是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大变革、大震荡、大决裂。
官方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只是在某个节点上一次特殊的行动。在后来中国式思维中，这场从思想到文化的伟大复兴被简化成为狭窄的爱国运动，甚至连科学与民主也丢掉，却单单将“五四运动”突出出来，提升为一场爱国运动。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的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夹杂着电闪雷鸣，冲刷着积淀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尘埃。从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六十年，庚子赔款让一大批学生奔赴海外留学，完全有别于东方专制的海洋文明让中国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国门既已打开，再也无法关闭，从太平洋上吹来的飓风呼啸而入，霉味扑鼻的中国老宅里飞沙走石风雨飘摇。这是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碰撞，新文化运动便一呼百应，应运而生，干柴早已预备，只一点点火星它便马上烈焰腾空。已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一旦逆运，它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虽然后世对那场运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代全新的人群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迅速成长，长成有思想有头脑的热血青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偶然事件，但是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演变而成，它之所以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肯定不是偶然，偶然在这里就是历史的必然。
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在一个从徽州深山里走出来的清秀学生身上。那是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岁的胡适抵达美国纽约，他是二期“庚款”留美生。对胡适来说，从上海到海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美国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与古老国度的文明传统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国文化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将主宰未来中国的精神之舵，这其中就有他，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青衣书生。这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
一进入美国，胡适马上便成为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各政党的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胡适全身心投入，佩戴一枚象征着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在美国的几年，胡适脱胎换骨，他迫切想将这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改变腐朽、没落的祖国。在他看来，只有打开国门兼收并蓄，这个民族才会强大，才会有全新的未来。大洋上的海风吹进了胡适有点迂腐的头脑，美国精神正一点一滴融进他的骨肉，中国走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传统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坐标，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学者胡适。七年后，一代大师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全新时代。
这一天应该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划时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弹，让一潭死水般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一时万众瞩目，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这时候陈独秀趁热打铁，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论”的大旗。仿佛为他们的文学主张作注脚，鲁迅在翌年发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记》，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在这里翻开这全新的一页，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鲁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
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的异军突起其实是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从根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当然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佐证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新式教育、新型企业，试图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人长期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漫长积累，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渠成，用胡适的话说，全都是被逼上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