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是去年最受关注，并创造了惊人销售业绩的长篇小说。褒扬者称之为“旷世奇书”，能提供强烈的阅读快感，是一部以狼为主体的史诗，是一道享用不尽的“精神盛宴”。激烈的批评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沉闷、乏味、难以下咽的平庸之作；尤其是它对穷凶极恶的狼及狼文化的张扬，更引起一片反感的声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狼图腾》不再成为热点；但作为热门书，今年以来仍居于多家图书榜前列，仍在读者的手上流传着。我总感到，关于“狼”的话题没有完，某些非科学、非理性、非文明的似是而非的理念仍在流行，而《狼图腾》最具代表性。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对这本书文学文本的评价与对其文化宏论的评价分开来。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集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文化观的宣扬，它仅凭抓住了一个“狼性性格”就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启世界文明史的钥匙，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和改写整个人类史、文明史、中国史。尽管作者动机可嘉，不乏睿智，深思多年，固执己见，但漏洞毕竟太多。笔者近日重读此书，颇多感触，愿将若干思索写在下面。
我认为，姜戎的《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然而，即便这样少有的坚实之作，也明显存在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作者说，这部书的写作历时三十年，我相信书的主体部分写得相当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体验，触及和诱发了人类生存的许多大道理，让人的心为之悸动和痛楚。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原本的内蒙古草原既受狼害又与狼不可分离，既恨狼又敬畏、崇拜狼，所谓“学狼，护狼，拜狼，杀狼”的图腾崇拜和精神悖论；描绘了几十次惊心动魄、伤心惨目的人狼战争，写了能够在几天几夜里洪水滔天般把几千匹马从肉体到灵魂彻底瓦解的蚊灾，也写了黄灾、白灾、鼠灾。在暴烈的血色场景的间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浑而柔情的笔调，描绘了荡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宝盆，那美丽的天鹅、野鸭、大雁，那色彩斑斓的大鸟小鸟，那娇艳欲滴的白芍药，那满地的无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让人心胸浩阔。我一直认为，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绝对分明一样，文体亦然。它那刚健、苍凉、硬朗的排浪式的语句，它那不加文饰的逼真感和原生感，恰恰最能凸显其狞厉之美。
整部作品悲怆恢宏，撞击人心。因为，在内在精神上，它贯通了草原古老神灵腾格里与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脉，毕利格老人对草原的神圣的爱统领全书，乌力吉、巴图、陈阵、杨克、嘎斯迈、沙茨楞等人在政治灾难笼罩草原时睁大着识别善恶的眼睛。作品没有回避内蒙古草原在外来人口压力、极“左”政策胁迫下，面积一步步缩小、质地一步步恶化，日渐走向沙化、荒漠化、废墟化的严酷现实。全书关注的是大命与小命息息相关、互生互补的“天之道”，关注的是草原生命的天理：如果人之理顺应天之理，人必然蒙福；如果人之理与天之理一致，大自然馈赠给人的精神福分和物质财富就多得不可测度；但是，倘若“时政之理”逆于天之理又藐视人之理，时政之理被推为世间唯一真理时，草原的毁灭就在劫难逃了。毕利格老人说，因为狼会使旱獭、野兔、黄羊、羊、马等威胁草原存活的动物的数量与草原的承载量相协调，“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可是场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个政治性问题啊，一定要为党和国家把狼彻底干净地消灭光，于是，把狼斩尽杀绝的运动开始了：传统围剿的办法，为草原大忌的放火方法，草原人前所未见的雷管、机关枪、卡车联合作战的方式等等，都肆无忌惮地踏入草原。陈阵说，新牧场的天鹅可不能杀、那些鸟蛋可不能给糟蹋了，领导包顺贵们却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什么天鹅不天鹅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把《天鹅湖》赶下台，《红色娘子军》能上台吗？”于是所有飞的鸟被杀了，所有鸟的蛋被煮了。毕利格老人说千万不能开垦草原，因为土层非常薄，生命层非常脆弱，一开垦就必然沙化，但领导们说这可是政治性问题啊，这么广大的草原不开垦种地是多大的浪费，“要想给党和国家多创造财富，就一定要结束这种落后的原始游牧生活。”在这种违背草原生态逻辑的指挥棒下，乱挖乱垦的来了，大规模破坏草原的“兵团”来了，像榨干机一样，像硫磺火焰一样，几千年的草原被迅猛榨干、烧毁了，牧场变成了荒沙。陈阵说：“体制荒沙比草原荒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尘暴的真正源头之一。”无疑地，这些描写既属实用层面，又使人痛切地思索着人类的生态问题。
当然，狼才是《狼图腾》这本书的精神主载体，狼的狡猾、狼的智慧、狼的生命强力、狼的团队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烟、狼旗等等，才是全书的看点所在。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狼固然凶残，但在文学的王国里，未必就不能构成一种复杂的审美意象；狼肯定吃人，但通过狼性未必就不能更深邃地揭示人性。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有时是需要分开的。在人类生活中狼是可诅咒的，在艺术世界里狼完全有可能成为观赏的对象，就看置于什么样的语境了。可虑的是，艺术一旦纳入严密的道德评判体系，自由的精神就可能遭到限制。我对小说中人与狼斗智斗勇的大量精绝片断很感兴趣，我看陈阵钻狼洞、掏狼崽、抚育小狼的经历，也大为感动。在我看来，《狼图腾》艺术震慑力很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当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
是的，《狼图腾》的主体部分是优秀的。但它的社会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的描写是不平衡的，文化层面就有不少混乱，尤其是赘在后面的《理性探掘——关于狼图腾的讲座和对话》比较糟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逆差？因为在主体部分作者隐藏于后，形象呈现于前，尽管作者念念不忘他的狼性伟大论，不时跳出来宣谕几句，但形象系统毕竟具有自洁能力，能包容多侧面的意义。等到作者以一个文化新大陆的发现者和宣扬者站出来大声讲话时，作者对文明史的偏执解读和他自己灵魂资源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象部分的形象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理性探掘部分有时恰好在消解主体部分的思想。
作者在理性探掘部分宣称，他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他在探讨华夏农耕文明及其国民性时发现，“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要是没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战。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那么什么是“大游牧精神”呢？据作者说，那必须是以狼性为基础、以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作者颇为惋惜地说，只要一踏进河谷平原、一踏进农田，从事农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凶悍的狼性也凶悍不起来啦”，只能变得“温柔敦厚”。作者恨不能从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勾销农耕文明这一段才解气。作者说，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来如此！原来一切都是狼这家伙惹的祸。全世界受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侮辱和掠夺之苦的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一切因为自己属于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该。解决的办法也立刻就有了，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牧场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阶级斗争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去也行，因为只有在那儿的厮杀才能让狼性激发出来。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药方：“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会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好一个锦囊妙计啊！引述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滑稽，沿着这个臆造的规律推衍下去，恐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类了。有趣的是，作者却自感满足地说，他“总算理出头绪来了”。
实际上，与一般人的错误解释一样，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狼图腾》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使草原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既不是开疆拓土的血腥厮杀，也不是各种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竞争，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顺从“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对草原的善待和与草原的和谐相处。实际上，正是那些貌似伟大的开疆拓土和貌似进化的残杀在真正地毁灭草原。
草原恶化、沙化的道理是这样，整个人类生存的道理也是这样。无论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电子文明，从来都不是殖民屠杀、不是专制恐怖、不是贩卖黑奴、不是种族清洗，而是善待所有生命。比如西方——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如作者所说的纯粹的、笼统面孔的“西方”，只有不同人在做不同事的纷纭复杂的西方。在西方，有人在贩卖黑奴，有人在倡导人权，有人在炫耀武力，有人在谈论博爱；有人在经营跨国公司，有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有人在参拜纳粹墓地或靖国神社，有人在虔诚地言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同样是通向美洲大陆的船只，有的载着屠杀土著居民的枪手和恶徒，有的如“五月花”号，则是载着寻找和宣扬天国的清教徒。这种种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事的本质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能用“狼文明”一言以蔽之。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殖民、杀人、专制、挑起战争之类永远是反人类的、是罪恶的，是使人类退化、沙化、毁灭化的，而不是如有人说的是优胜劣汰的（顺便说一句，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基督是拯救世界的“羊”，耶稣基督把他要救赎的万民也叫“羊”）。事实上，中国人的狼性并不少。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之后深深的感触是，中国历史的吃人性，中国人经受着比其他民族更多的经久不息的来自王的屠杀、来自匪的屠杀，常常觉得，这样的社会“并非人间”。其实何止历史，像“文革”这种扼杀人性的残酷斗争还少吗？中国历史上的大破坏、大灾难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多而深重。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历史的本质恰恰是狼性的肆虐。
总之，用羊性和狼性来划分文明史，是极不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在社会生活中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其结果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世界被毁坏，被沙化。难道我们对那么多物种的灭绝没有感觉？难道我们对那么多热带雨林被大规模沙化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有报道说，臭氧层的破坏，各种污染、各种毁坏已使地球不堪重负，光是气候变异这一项，就足使人类在极端的时间里面临灭顶之灾。
让我们回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来。为什么总是难于出现触及人类灵魂的真正杰出的大作品，或者总是半部杰作现象，总是缺乏灵魂，总是只有优秀的局部而缺少巨大的概括力？对此现有各种说法。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类最重要的心灵资源，缺乏永恒的神圣的内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当然，事情是复杂的，我们不能因作家的观念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成就。由于缺少更高的光亮和声音，必然使当代中国文学短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之口说过，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说，如果人的心里没有永恒的信仰和准则，必然会为所欲为。灵魂信仰的问题是人类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于是，急于解救现代人精神困境的作家，有时候就不得不用心造的幻影如“狼崇拜”之类来充当替代品了。
（原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