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2006年10月23日。原载杨燕迪个人博客“音乐人文笔录”，未曾公开发表。
不妨将人的境界粗略分为“神性”“人性”“兽性”三个范畴。“神性”，当然指只有“神”才具备，高于人的东西。“人性”，即通常所见人的品质。“兽性”，指低于人的标准，或尚未达到人的水平的东西。我们说“有若神助”，形容某种高于人间的东西在指引着我们（比如理想、乌托邦、信仰、完美无缺等等）。我们也说“人性的弱点”，因为人不是神，错误和缺憾永远存在（比如自私、傲慢、自以为是、偏狭、冷漠等等）。但我们也说“人性的温暖和光芒”（例如爱、同情、宽宏、无私等等），因为人有向上、向善，以至于接近“神性”的可能。最后，人当然应该高于“兽”，“兽性大发”（比如冷酷、残暴，乃至杀人放火）是为人所不齿的。
可以认为，“神性”“人性”“兽性”可能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人性”就是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的那个非常宽广的地带。捷克作曲家亚纳切克在其歌剧《死屋手记》（根据俄罗斯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改编）中强调，任何人身上（包括卑微、可憎的犯人）都可能出现“神性”的闪光。更不用提霍桑名著《红字》中那个忍辱负重、坚守自己心中神圣的伟大女性海丝特·白兰。一切艺术，包括音乐，其终极功能可能就是让人脱离“兽性”，成就美好“人性”，而在某些可遇不可求的时刻进入“神性”。巴赫的伟大在于，他的音乐中这种“神性时刻”似乎比其他作曲家来得多，而且他自己是无意求得的。再举一个例子：曾看过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很喜欢，其中刻画了“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接近神性）和丑恶的一面（接近兽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辅相成和彼此交织。我认为此片透过生活的残酷和无聊，在细节中展示了某种不可捉摸的温馨。不错，片中父母对待孩子很粗暴，缺乏公正，姐姐伙同弟弟企图“杀兄”的情节更是令人心寒。但这一切都是娓娓道来，并不刻意渲染。影片最后，一个节奏非常缓慢的孔雀开屏镜头是点睛之笔——生活本身大体是无聊、琐碎甚至残酷的，但在不经意间，“神光”还是不期而至。亲情之爱尽管经历了如此残酷的摧残，但仍然默默、顽强地存在于人心的深处。这就是“神性”。
多年前读过英国学者李斯托威尔的名著《近代美学史评述》，书中最后的结论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里不妨抄录，可以作为有关人性与艺术讨论的某种补充和调整：
在（艺术）创造或观照的时刻，在高级的自我和低级的自我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惊异的独特无二的和谐；在人类心灵的各种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在兽性的感觉、纯粹的感情以及各种各样想象中的欲望，与最深刻的同情、对于伟大的人类价值在理智上的觉察以及从实用的和认识的利害感中完全解脱之间，存在着一种混合。美的最辉煌的奇迹是：当在行为中、思辨中、信仰中，低级的自我必须为高级的自我作无情的牺牲的时候，在艺术中，自然的东西和真正是人的东西却完满地调和了起来。那就是说，人类在他千万年来发展的最高顶点，在他成年时繁花盛开的时候，应当能够尊重和保护粗野的本能的天性——他就是从这种本能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
从这一角度思考，艺术的最终功能可能就不仅仅是“让人脱离‘兽性’，成就美好‘人性’，而在某些可遇不可求的时刻进入‘神性’”，而是追求某种更令人向往的境界——“神性”“人性”“兽性”的“合三为一”。这也恰恰是莫扎特歌剧《魔笛》的用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