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栴
朱栴（1378～1438），明朝藩王。号凝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十六皇子，母妃皇贵人余氏。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三日，册封为庆王。二十六年（1393年），本应移驻封地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因为当时宁夏地近边外，是一个新设立卫所的战区，尚难保障亲王的安全和承受王府庞大的经济负担。朝廷命令庆王暂时改驻韦州城（今宁夏同心韦州镇），就近由延安、绥德的租赋供给，并授权庆王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负责镇守塞上疆土。二十七年（1394年）“册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栴妃”。于是庆王在韦州成婚并居住长达九年的时间。在宁夏军卫建制完善，屯垦经济发展和边塞大局稳固以后，于建文三年（1401年），朝廷命亲王迁往宁夏镇城，暂时以宁夏卫衙署作为临时王府。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派内官太监杨昇，工部主事刘谦、王恪和钦天监阴阳刘俊卿到宁夏，共同负责筹备建造新王府事宜。但是庆王当时思亲求返内地相当心切，自己阻止了建造王府工程。当南迁要求被朝廷一次次拒绝以后，他才对王府陆续进行扩建，使这座新王府成为当时塞上壮观宏伟的建筑群。
庆王府位于镇城南薰门内大街西侧，是一座坐朝南的庞大建筑群大内之后为王府花园，园中有迎宾馆、逸乐园。园中建有楼台亭榭，湖光山色，奇花异卉，姹紫嫣红，是庆王把江南园林移植于塞北的一次尝试，也是明朝塞上人工园林的代表之作。
庆王生于南国，十分眷恋江南的秀丽风光，为了消遣自娱，吟诗会友，他又把镇城清和门（东门）外、红花渠东畔的王府果园，改建成为一处大型游乐园，并亲自给这所新园命名叫“丽景园”。园内建有芳林宫、望春楼、群芳馆、大觉殿和众多水榭亭阁，诸如芳意轩、清暑轩、拟舫轩、凝翠轩，以及望春亭、水月亭、清漪亭、涵碧亭、湖光一览亭与杏庄、菊井，桃蹊、月榭、碧沼、凫渚、鸳鸯池、鹅鸭池等；园东有延庆寺；园南有小春园；园西临红花渠，过渠就是宁夏镇城；园北建有青阳门，门外另辟大型水上乐园一处，名叫“金波湖”。大湖之西有临湖亭，北有鸳鸯亭，南有宜秋楼，环湖“垂柳沿岸，青阴蔽日，中有荷芰，画舫荡漾，为北方盛观。”庆王接待朝使钦差，宴请宾客，会友吟诗和春日寻芳，夏时避暑，秋夜赏月，冬令踏雪，无不在此园内。所以庆王和巡边大臣，以及骚人墨客们在园中有许多吟对和美文产生。
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先他而去世，皇位便由皇长孙朱允炆继承。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朱栴的四哥）不服，发动一场所谓的“靖难”革命，从侄儿手中夺取帝位，改元永乐（1403年）。朱棣为了防止其他藩王效仿他的手段，威胁他的权力，一上台就把父亲原定的“以同姓治异姓”（封皇子皇孙为藩王）的基本国策，改变为“以异姓治同姓”（把贴身太监分别派到全国各地对宗室和镇守文武大员进行监督）。所以庆王此时的处境大不如以往，权力被削夺，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仅仅只是个摆设而已。晚年的庆王曾一再要求回归家乡，而每次都被朝廷以“不违祖训”加以拒绝。这时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加之思念亲人，怀望故土和病魔缠身，情绪非常郁闷，几乎绝望了。如他在《长相思·秋眺》一词中写道：“水悠悠，路悠悠，隐隐遥山天尽头，关河又阻修。古兴州，古灵州，白草黄云都是愁，劝君休倚楼。”《捣练子》又写道：“风阵阵，雨潺潺，五月犹如十月寒，塞上从来偏节令，倦游南客忆乡关。”尤其是从《行香子》一词中，更可以看出，这时的庆王已仅仅把自己当作一名富家翁了。词曰：“五十之年，华发盈颠，得平安，感谢苍天。无忧无虑，即是神仙。有数厨书，万钟禄，万丘田。光阴似箭，冬冷春暄。尽今生，所事随缘，从他汗筒芳臭流传。但饥时饭，渴时饮，困时眠。”
正统三年（1438年），庆王郁郁成疾，一病不起，于八月初三日病逝在庆王府。享年60岁。谥“靖”，史称“庆靖王”。庆王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6朝，享藩47年。次年五月十三日，葬在韦州蠡山之阳，后来这里就成为明朝宗室庆藩一支的宗陵区。嫡长子朱秩奎继承王位，封为康王。
庆王朱栴正妃孙氏、次妃汤氏（后扶正）、妃魏氏等。共有6个儿子，都被封为郡王。庆藩一支封国宁夏长达353年，传亲王位历10世，册封亲王11人，世子1人；受封郡王爵位20人，传王42人；授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者，百人之多。宗族支脉繁衍，子孙蕃众，盘根错节，形成明代塞上庞大的封建特权集团。崇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宁夏，末代庆王朱倬漼（未册封）和宗室成员都被处死，庆藩覆灭。
庆王朱栴“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于诗文”，著作有《宁夏志》2卷、《凝真稿》18卷、《集句闺情》1卷，自编的《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共5种。另外，庆王的书法也是名闻遐迩，“其草书清放训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珙壁”，可惜现今只有《宁夏志》和《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书传世，其余都已失传。
徐琦
徐琦（1385～1453），明朝大臣。字良玉。祖籍钱塘（今浙江杭州），后因祖父犯罪被谪贬到宁夏戍边，就以宁夏为籍贯。徐琦自幼聪颖好学，天资笃实，过目不忘，被誉为“塞上神童”。永乐六年（1408年），23岁乡试中举。永乐十三年（1415年），高中进士。
徐琦进入官场之后，很快就从行人升任兵部员外郎。宣德六年（1431年），提拔为右通政，作为代表明廷出使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礼部侍郎章敞的副使，赴安南策封黎利为国王。他在外交公务中，既能坚持原则，严斥安国“白相见礼”的不友好做法，又注意团结该国臣民，洁身自重，不接受馈赠，保持了大国使节清正廉明的形象，顺利完成了外交使命。章敞对于这位有才学、务实肯干的助手十分满意，回国后向朝廷报告了他首次出国的良好表现和杰出的德能，很快就被重用，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
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与安南的关系恶化，并发展到军事对抗，给双方边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重建两国的传统友谊，明廷派徐琦为正使，持节出使安南。这时正值安南老国王黎利去世，新国王黎麟刚刚继位，在少数大臣的唆使下，新国王不明真相，一时对于来之不易的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产生动摇，使中安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受到严重挑战。徐琦临危受命，坦言向安国君臣“谕以顺天保民之道”。他还直接做安国文武大臣们的工作，主动拜会新王黎麟，向他陈述两国友好的重要性，认为人民不希望两国交恶，更反对两国开战，请黎王放心，大明帝国是会像以往一样保护黎王室的利益，帮助安国稳定国内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但是，如果国王听信小人馋言，不顾社稷安危和百姓的死活，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决策，是要对不起两国人民的，就是中安两国人民的敌人，就是历史的罪人。由于“琦晓以祸福，麟惧，铸代身金人，贡方物以射”。新王在大明使臣徐琦正义言行的感召下，继承老王制定的中安世代友好的国策，重修两国旧好，在中安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徐琦在出使安国期间，也不像有些使者那样，因“安南多宝货”，“常以水道挟估客往以为利”，让“安人颇轻之”。他拒受一切礼物，受到安国君臣的尊重，在安国朝野有很高的威信。皇帝朱瞻基对他的表现十分高兴，当他回国后马上受到召见，并在宫中设御宴款待他，宴后又赐予丰厚的赏赐。为了表彰徐琦，经朝廷恩准，撤销对他先祖被降为戍籍，发配到宁夏守边的处分，仍然恢复了徐家一门的民籍。
正统初，南直一带（东南诸省）多灾，徐琦受命与工部侍郎郑辰共同考察南畿地区的大小官府，秉公执法，果断查处30多名官员，并条陈“弭灾十事”，挽救了大批江南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两桩业绩在朝野传为佳话。五年（1440年），他开始进入最高层政治决策圈，亲身参赞南京机务。十四年（1449年），在任南京兵部尚书时，朝廷出于政治原因，接受某些大臣建议，正计划把迁都北京后，仍留家小在南京的官兵家属全部搬迁到北方各地驻军的城乡进行安置。此举引起了大部分军人和家属的不满和骚动，廷臣们虽担心会出事，但官场积习已深，为了保官和一己私利，谁也不愿为将士们冒险进言。而徐琦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勇敢上奏。他说：“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骤徙数万人，人心一摇，事或叵测。”竭力劝阻了这件事的实施，为国家消除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大动荡。他主持兵部期间，还看到边关地区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屯建制，这些军卫地区没有像府县地区那样层层建立儒学，这就使边地官兵的子弟失去了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科举选仕制度下，也就等于失去了公平进身的机会，这种不合理现象如果得不到纠正，将来会有一天国门无人愿守，边关难以巩固，国基就会受到威胁。在他的大力呼吁下，朝廷也认清了问题的严重性，批准了他提出的“天下卫所视州县例皆立学”的请求。从此边疆军卫地区儒学大兴，风气大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也对边疆的巩固与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徐琦人品醇正，居官务持大体，故权重而主不疑，势倾而僚不妨，尤其是安南君臣一直把章敞、徐琦和后来的刘戬（弘治间使节）3位大使视为中国的化身而倍加敬重，在邻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名望。安南使臣曾对明朝官员说：“安南草木，亦知公名。”朱祁珏皇帝给这位德高望重、一生处事“镇静安祥”的老臣予以最高的荣誉，封赠太保。
景泰四年（1453年）徐琦病逝在任所，享年68岁。谥“贞襄”。家乡官商绅农各界在宁夏镇城为他建立牌坊，上书“司马”两个大字，作为第二故乡人民对他的纪念，并尊他为“乡献之首”。
满俊
满俊（？～1469），明朝少数民族暴动头目。因在家中排行老四，俗称“满四”。蒙古族。曾祖父名叫巴丹，是元朝豫王的部属，“仕平凉为万户”。元朝灭亡后，于洪武中率部众归降，“授平凉正千户”。所带的部属数千人解甲归农，被就地安置在平凉、固原一带，当地人称呼他们为“土达”。满俊的家居住在开城县固原里三岔沟满家营（今宁夏固原杨郎铁家沟）。明廷对该部降户有许多优惠照顾，令“仍故俗，无科谣。”这些蒙古族人得到安居乐业，很快“畜牧为雄长”一方。到成化初，固原土达人丁兴旺，仅满家营地方就有数千人。他们“皆骁勇，善骑射，岁以纵猎山野，逐获禽兽为利。”头人满俊更是“犷悍”，并经常“藏匿奸盗，出边抄掠”，可见满俊不仅是富甲六盘的大牧主，又是横行乡里的一股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宁夏地区在明朝时期，先是残无势力南下搞复辟活动的首扰战区，后来又成为瓦刺、鞑靼各蒙古部落内犯的主要方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情况十分复杂。满俊领导的固原土达暴动，就是这种复杂矛盾的产物。而地方军政官员对于土达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又加速了这种矛盾的发展。成化四年（1468年），正值明朝建国一百周年，官员们乘机巧立名目进行额外苛索。固原指挥冯杰为了给新上任的参将刘清送礼，大肆向本地土达户进行搜刮，因而引起广大土达民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点燃这场暴动的导火索有两条：其一，在上年，曾发生宁夏退休都督张泰向官府状告满俊，说他属下有一个叫张把腰的畜牧业户户主掠夺了张家牧场的牲畜。陕西巡抚陈价轻信同僚的话，要逮问满俊。恰逢此时，又有通谓县一个朋友为了逃避徭役正藏匿在满俊的家中，满俊怕事态扩大不好收场，就用重金贿赂官差缓办此案。但是有关办案人员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乘机反复上门敲榨。满俊性格暴烈，在一怒之下，就发难起事；其二，满俊家族中有一个叫李俊的人，此人早就与境外蒙古部落有勾结，是境外入犯边地的内奸。当李俊看清了满俊的处境后，便积极从中挑动，献计献策，煸诱起满俊的野心，一手点燃了这场暴动的火绳。满俊、李俊原来商定六月十一日举事，由于走漏风声，官方决定首先下手扑灭这场动乱，先派满俊的侄儿、世袭平凉指挥佥事满王寿，带兵到满家营去拘捕满俊。满俊采用缓兵之计，假装不知情的样子，仍和平常一样，在全村治办酒宴，把官兵们分别请到各户进行“款待”，乘酒酣之间把官兵全部杀死。与此同时，又挟持侄儿，立即召集队伍，率全村300多人举行暴动。满俊按照与李俊等预先密谋好的计划，暴动队伍首先抢夺了开城、广宁苑马寺的官马、器械武装了自己，“旬日啸聚一千余徒，披明甲、执弓矢，吹响器，势已猖獗。”固原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明廷考虑到平固地方临边近敌，区位重要，又“诸夷杂处，恐其扇惑结构，为患不细”。所以先令镇守太监刘详，陕西总兵官任寿和陕西巡抚陈价，会同巡按三司等官，“量度贼情，速抚剿之”，“胁从者设法招抚，首恶者亟行剿捕。”但是，当官军与暴动队伍一经接仗，就连连败北。明廷给于陕西巡抚陈价和总兵官任寿撤职“戴罪杀贼”的处分，改派马文升为陕西巡抚，项忠为总督剿办军务，都督同知刘玉佩平虏副将军印，接任陕西总兵官，指挥京营及延绥、宁夏、甘凉等处军马13000多人，向固原杀奔而来。可是，原陕西巡抚陈价、总兵官任寿和宁夏总兵官吴琮等，为了抢功，不等征剿大军到达，便匆忙集合两镇约30000人马，轻敌冒进，再次受到重创。暴动大军屡败官军，声威大振，四方各族灾民烽涌投入满俊大旗之下，不几个月队伍猛增至20000多人。这时，满俊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已由少数土达的暴动，而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农民军了。于是满俊自称“招贤王”，李俊亦称“顺理王”。不久李俊战死，满俊率部向北转移，占领固原西北的石城（今宁夏西吉火石寨云台山）为踞点，控制周边的广大山区，打算同官军作长期斗争。这时，冬季即将来临，黄河很快就要封冻，朝廷担心“虏酋毛里孩去边不远，比年关陕无事尚欲深入，一或间此，宁无奸计？且荒年之后，民穷盗起，势之必然。”一旦形成外侵内乱合流，陕甘糜烂，大局将不堪设想。明迁命令总督军务项忠，统帅官军、土军、京军和招募义勇共计33000多人，限期完成平叛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