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泽留守，赵构南渡
当北宋王朝在皇帝被掳掠的一幕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后，赵宋王朝却依旧在新的统治者的治下苟延残喘。南渡的赵宋王朝，被人们称之为南宋，而南宋的开国君主就是因杀害岳飞而为后人唾骂的宋高宗。
高宗爬上皇帝宝座后，一心考虑如何确保帝位。他深恐徽、钦二帝返回，自己的帝位得而复失，决意向金朝统治者妥协退让，以求苟安于东南。在高宗的支持下，黄潜善、汪怕彦加紧割地求和、避敌东南的妥协投降活动，不断派使者前往金国，以探望、迎请二帝为名，试探投降条件。甚至叫张邦昌致书金帅，表达“愿以黄河为界，割让两河之地”的意向。为了表示诚意，禁止把高宗即位的敕文下达两河各地。黄、汪深恐宗泽被任职朝廷，割地求和会毁于一旦，暗中唆使高宗将他调任襄阳知府。但为了对付混乱的局面，防备金兵再次南下，也不得不起用深军众望的主战派首领李纲为宰相，“以收人心”，稳定政局。
建炎元年（1127）六月一日，宗泽晋见高宗。此前他曾在《贺康王即位表》中提出，希望高宗担负起“嘉靖中兴之事，戡除外侮之凶残”的重任。这次进京后，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意愿完全相反，割地求和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朝廷，自己竟被安置到后方的襄阳。于是，他接连给高宗上了《条画四事札子》、《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前者着重批评高宗用人不当，赏罚不公，这里显然是指责用黄潜善、汪伯彦主持朝政不当，也包括对自己的安排不妥；后者猛烈抨击割地求和的主张，指出“为是说者，不忠不孝之甚也”。高宗也感到将战功卓著的老将置于后方难以自圆其说，便改任宗泽为青州知府。李纲也是六月一日到达的，再接受任命后积极部署两河的抗金工作。宗泽感到青州并非抗金的要冲之地，难以实现自己抗金卫国的抱负，便上书表达自己抗金的决心，反映了河东各界盼望收复失地的强烈要求。李纲非常敬重这位老帅，视为是自己最可信赖的战友。当时开封尹、东京留守相继出缺，就极力推荐由宗泽出任。高宗接受李纲的建议，先任命宗泽为开封尹，不久又加职延康殿学士、迁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宗泽受任开封尹后，对前景充满信心，立即走马上任，正如他在途中所作《雨晴度关》诗中所写的：“燕北静胡尘，河南濯我兵。风云朝会合，天地昼清明。”认为只要训练好军队，会集各方面力量，必能打败金兵，恢复昔日开封的和平繁荣景象。面对残破不全的开封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他首先从安定民心、解决民生问题入手。下令逮捕了一批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在全城张贴告示，严禁盗窃，犯者不论赃物多少，一律按军法处置。
于是，“豪强退缩，盗贼屏窜”，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鉴于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他密令衙内厨子和监库使臣，买来米、面制成笼饼和酒，核计成本，发现笼饼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酒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他传唤一个作坊饼师审讯，并以“哄抬物价罪”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从而煞住了哄抬物价的歪风。他深知物价暴涨源于货物缺乏、要稳定物价必须开辟货源。于是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泛应纲运”，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他还恢复了“税盐制”，允许百姓贩盐，盐价随之下降。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在驻军中也积储有半年的粮草，为抗金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金兵占领期间，开封城的防御设施被破坏殆尽。金兵撤离开封后，仍屯留在黄河北岸，距开封不足200里，鼓角之声朝夕相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事。整军布防是面临的最急切任务。宗泽大力修复楼橹，开浚壕河，修造守御之具，把分散在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按城的四壁分为四区，各置统领为守御使臣，选派四位“有谋略勇敢之士”分任四区提领，规定各区的防守范围和职责，把召募来的义兵，分隶各区统领管辖，与正规军协同作战。
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宗泽汲取他人的经验，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每辆战车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每辆用55人，一卒使车，8人推车二人扶轮，6人执牌辅车，20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每十辆战车为一队，共120队。宗泽派两位将领担任指挥和操练。每日操演“回旋曲折之阵”，协同步兵作战。宗泽在加强城防建设的同时，还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之处，建立了24座坚固的壁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给府属16县负责守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南密植鹿砦等，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城至黄河南岸建起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开封有宋以来的最强固的防御设施。
九月初，宗泽获悉金兵在真定一带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他渡过黄河，前往视察河北各地驻军，约集河西忠义统制共商对策；同时致函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邀他出兵配合。早在八月间，主和派为了打击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低毁招抚、经制两司的设立，猛烈攻击张所、傅亮。李纲上疏为张、傅辩解，高宗置之不理，李纲仅做了75天宰相就被迫辞职。
朝廷接着下令免去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使职务。正在部署战斗的张所，突然接到免职谕令，因而不能领兵出战。其部将都统制王彦决心按张所的部署，率军渡过黄河，袭取卫州新乡。金帅以为宋朝派大军进击，急忙调集数万金兵围攻王彦部。王彦战败后，退守共城西山，吸纳两河忠义民兵，组成名闻遐迩的“八字军”。宗泽感到王彦部孤处敌后，有被歼灭的危险，函约王彦到开封共商，建议他移师黄河南岸，以壮宋军声威。王彦接受宗泽的建议，移师黄河南岸，拱卫开封。
宗泽历来关心民生疾苦，注意民心向背，他从广大群众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中，看到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金力量。宗泽被派往磁州时，就是凭藉对广大人民的信赖，勇敢地奔赴抗金第一线，组织群众抗金，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后，目睹“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抗金。
尽管这些群众武装的渊源和构成各不相同，有抗金自卫武装，有农民起义军，有散兵游勇，有“盗窃集团”，但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他们都有抗金的要求。宗泽深信只要举起抗金大旗，晓之以理，待之以诚，齐之以法，一定可以把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开封保卫战胜利之后，宗泽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各地纷纷派人前来开封联系。宗泽在奏疏里说：“河东、河北山寨义民，数遣人至臣处，乞出给榜旗，引领举通，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协心，扫荡番寇。”宗泽越来越感到联络两河义兵的必要性及其深远意义。
王善拥兵号称70万，战马万匹，是当时的一支最强大的义兵。他们活跃在濮州一带，并打算进占开封。宗泽获悉后，不顾部下的劝阻，单骑前往王善军营，一见王善就了着他的手，仰天号泣曰：“朝廷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使当时有如公辈，岂复有今日之患。”王善见鬓发皆白的老帅单骑前来相邀，言词恳切，感动万分，热泪盈眶，回答说：“敢不效力。”王善到开封晋见时，要求带一部分全副武装的义兵同来，宗泽毫不犹豫的批以“从便”两字。三天后，王善带领全部人马到开封投奔宗泽，其中披甲的仅五百骑。宗泽在留守司衙门宴请王善，并告诉他授以节使。席终，王善请宗泽去义兵营寨检阅，宗泽慨然接受，前往慰劳义兵将士，“第赏有差”。
宗泽的爱国热情，宽广胸怀，真心诚意对待义兵，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王善及其将士，他们愿意听从宗泽的号令，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为保卫开封作出了巨大贡献。丁进过去是“巨寇”，应召率部来开封参见宗泽。宗泽的僚属怀疑他并非真心，打算暗中派甲士保护宗泽。宗泽不以为然，对僚属们说：“正当披心腹待之，虽木石可使感动，况人乎？”坦然接见了进，待之如老部下，亲切交谈，关怀备至。隔天，宗泽又应丁进之请，亲去丁进军营犒军。丁进见宗泽对自己如此信任，更坚定了追随宗泽抗金的决心。此后丁进部下有阴谋作乱者，丁进都亲自严加处理；坚决维护抗金的团结。在宗泽的感召下，王再兴率义兵五万，李贵率义兵两万，杨进率义兵30万，纷纷投奔宗泽，并把各自的队伍了到开封一带，协同守卫开封。
宗泽治军严明，赏罚公正，对正规军和义兵一视同仁，绝不偏袒。英勇战斗的义兵将领得胜或负伤归来，宗泽同样亲自去祝贺和安抚。如马皋，是义兵首领丁进的副手，每次与金兵战斗，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一次，马皋在战斗中负伤归来，宗泽得讯后，亲往慰问并嘉奖其战功。恰巧这时送来前线告急的报告，宗泽问马皋：“派谁去合适？”马皋慨然日：“非皋不可。”便裹伤出战，大败金兵，并擒获一个金兵将领。但对违犯军纪者，虽义兵首领他也决不宽容。如义兵首领赵海，原是“贼之雄者”，投奔宗泽后，本性不改，在板桥设卡勒索过往行人，并残杀太尉闾勍的8个侍从。宗泽接到报告后，立即召赵海去开封。赵海带领五百甲士同来，企图顽抗。宗泽问明情况后，认为赵海所部胡作非为，其责任在主将，下令将赵海系狱，第二天斩首示众；对赵海部众则不追究责任，令次将“领众还营”，并告诫他们要爱护士卒。由于宗泽处事公正严明，赵海的部众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宗泽的处置。在宗泽的领导、教育和帮助下，各义兵很快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不足，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大军。
面对金兵的大举入侵，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宗泽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联合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共同抗金。他首先从策动金兵中原辽国降将入手。王策就是其中之一。金帅对王策很信任，经常派他带领千余骑兵往来黄河两岸，措置边事。宗泽密令统制王师正设法将他擒获，解送开封。王策自以为被俘后必死无疑，想不到宗泽亲释其缚，待以酒食，并耐心地开导说：“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尔国，义当协谋，以刷君父之耻，汝何不悟？”王策听了十分感动，哭泣道：“蒙再生之恩，且闻公之意，使策晓悟，敢不尽死节以报！”于是，把金兵在黄河一线的布防情况，—一向宗泽禀报，为宗泽制订北伐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策反王策成功，宗泽进一步看到了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可能性和迫切性，并进行了全面部署。宗泽亲自撰写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给契丹汉儿公据》，上奏朝廷，提出了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建议。接着，宗泽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在金兵占领的州县广为张贴，号召他们“回戈掩杀贼人，永为我宋太平赤子”；把《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发给被金兵所掳之人，认为他们“多是我国良民”，叫他们收存《公据》，待“大军到日执呈，免致误被杀戮”。同时加紧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每当俘获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宗泽常常亲自接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金的道理，并由“契丹”、“汉儿”陪同，一道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发给资粮，予以释放，并令各持《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数百份，回到原辽国地区散发。《公据》云：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顷缘权臣奸议，遂结金人坏乱耶律天祚之后。今将欲发大兵过河尽行剿除，又恐仓卒之际，不暇辨理，枉有杀戮。已约大军期应契丹、汉儿，特给公据，仰各收执，以为信验。
当时“契丹”、“汉儿”既不满金王朝的残暴统治，又害怕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伐，处于苦恼彷徨之中。他们得到《公据》，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坚定地站到宋军一边，准备迎接宋军的北伐。原辽国地区有些人，还冒着风险，越过金兵的封锁线，前来领取《公据》，并说：“契丹、汉儿皆愿得公据，以俟王师”。宗泽认为国内各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这是他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追求的目的。当时辽王朝已被金王朝所取代，抗金斗争取得胜利后，对原来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这个政权如何处置？宗泽主张各复其国，“约为与国”。他以孔子的“兴灭继绝”之说为依据，向高宗一再建议，派使臣去原辽国地区，“声言立契丹天祥之后，讲寻旧好。且兴灭继绝，是王政之所先，以归天下心也”。但高宗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在宗泽领导和主持下的开封，建成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聚集了强大的抗金武装，并在战斗中选拔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成为抗击金兵南侵的中流砥柱。
§§§第二节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一个并不起眼的城市，在南宋王朝来临后，却一跃而成中国当时最繁华的都市，这个城市就是临安（现杭州）。
当赵构登基大宝后，金兵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追击和打压。以致于赵构的朝廷成了移动的朝廷，甚至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金兵凶猛南下，袭破扬州，穷追猛打，高宗犹如丧家之犬，不断转移，经镇江、建康逃往杭州，又从杭州经越州、明州，浮海窜奔温州。这时幸有抗金事业的继承者爱国将领岳飞、韩世忠等奋起抵抗，才迫使金兵北撤，保住了半壁江山。宋高宗在绍兴府居住了一年有余，又将“行在”迁往临安府，表面上谓之“行在”，其实将以为久居之地。经过金军的焚杀之后，北方的流民成为临安府居民的多数，他们往往盖茅草房来居住。
宋高宗暂时不得不同金与伪齐处于战争状态，以战求和，窥望在半壁残山剩水中寻欢作乐。他骨子里并无恢复河山的打算而是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等地视为异域。宋高宗和一些大臣甚至连“北伐”、“收复汴京”等类似政治口号也不敢使用，“约束诸路，不得擅自出兵”。有的官员接纳了越界归宋的北方军民，竟遭到朝廷的严惩。宋高宗为首的统治者们为了及时行乐，舒心享受，就必须重建这座城市。
宋高宗因何要定都杭州呢？难道是因为杭州的财政收入可以供他享乐吗？其实他看重的是杭州的地理位置。杭州，在五代时曾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代，仁宗曾称赞为“地上有湖山之美，东南第一州也”。杭州城西的西湖经过唐朝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有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