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推导出的两种情感，都是人类性姿式革命起着催化的作用。如果人类还是如动物般的雌前雄后的交媾，人类大概也会如动物一样，不会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萌生只是在自我对异性的认识之中。因此，是性的进化促进了人类的社会比，而不是什么单纯的经济因素，也不是单纯的生理因素。事实上，性关系，已经包括了经济、生理、精神等一切关系。性关系，是一切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都必须充分地体现自我的性，去实现自我的性，去追求自我的对应体，去爱，去创造。然而，生命的悲剧并不是因为爱和创造，而是在于人类进入社会化之后，人类便开始创造出种种文明来压迫自我。从此，生命不但要与死亡作斗争，还要与自我作艰苦卓绝的斗争。
1988.3.16
性本色
——现实与历史对生命的塑造
个体的有限性，促使个体不断地去追求神的无限性。
两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神性的高贵与永恒。
如同自然界的所有事物一样，两性的结合也是遵循着对立统一这一宇宙原则。没有对立的前提，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结局，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道德经》）当然，所有的男性与所有的女性就生殖意义上来说都是对立的，如阳具凸起与阴器凹陷的对立，阳性的进攻性与阳性包容性的对立，阳性进攻的短暂性与阴性包容延续性的对立。因此，就生殖意义来说，所有的男性都可以和所有的女性达成生殖意义上的结合。然而，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人类自站立起来之日起，就以惊人的力量抑制自我的生物本能，而建立起一个给人类自身带来无比尊荣的社会文明。正是这一复杂的社会文明，使人类的两性结合从纯粹的生物学意义过渡到社会学意义。人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之子，而是兼有自然之子和社会之子双重角色。因此，作为社会之予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携带着自然的特征（生物学特征），而且还携带着社会的特征；不仅带有群体的特征，而且还带有个体的特征。而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两性角色，就是讲的群体的特征。
我们的性别角色，并不是个体进入社会时先验性地具备了的，而是我们古老的文化积淀与生命之个体的相互塑造而形成的。因此，要分析性别角色的形成，必须上溯到我们古老的祖先从狩猎猿到领地猿的进化时期。
在旧石器时期，人类的祖先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然而女性站立起来后，产道各平面经膜的缩短，给分娩增加了困难，自然选择完成了新的遗传规律，婴儿提前分娩。呈现出幼态成熟的状态，即幼时的某些特征将延续到性成熟时期，这就迫使女性必须以大量的时间来哺育早产的婴儿。
在哺育期间，母亲能从事劳动强度较低的采集活动，而父亲必须不断地去狩猎以维持妻儿的生计。这样，两性分工形成了。两性的分工摆脱了动物的生活自理性。男人承担狩猎，女人从事采集。由两性的分工使男人和女人面临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领域或曰客体、而不同的客体必然会塑造出不同的主体。男人的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充满着惊险、搏击，而女人的生活世界则很狭窄，充满着平静、优雅。这两种生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狩猎，发展了男性的理智，“让他们学会表达感官刺激，与最狡滑的动物较量，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本领，如警觉、耐力、战斗力、胆量、计谋、圈套、陷阱、埋伏等等。”（《男女论》第18页）狩猎活动，使男人学会合作、交换以及分配的规矩，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男性的理智，无疑是促进人类社会化的一个有力因素。而采集，发展了女性的感觉。从众多的植物群中采取果食，培养了女性的敏捷、机灵、毅力与智慧。而哺育后代发展了女性特有的母爱，正是这种感情保证了生命的延续性。因此，女性的情感也无疑地使人类社会化成为可能。男性的理智与女性的情感，构成人类社会化赖以存在的生命基础。人类的全部智慧不外乎理性与感性两个方面，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观照。现代社会里，有人认为女性是“社会文明的低能儿”，这是一个非常反动的谬论。这个谬论的根本症结在于男性统治的社会里，以考察理性作为智力的标准，而忽略了感性的标准。这一混淆遗害不浅，甚至直接推导出男女的不平等地位。然而，在以逻辑理性为主要工具的社会，那么多卓越的人物错误地把智慧归功于理性，而掩盖了理性和感性同时构成智慧的两端这一基本事实。这些问题以后还会谈到。让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正是狩猎与采集的两性分工，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也赋予了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性别角色，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代代相传。
如果说，男女结合的生物性互补，是阳具凸起与阴器凹陷的互补，是男性精子的“创造以维持”与女性卵子的”维持以创造”的互补（西蒙波娃《女性的秘密》第32页），那么，男女结合的社会性互补则是男性的理性与女性的感性的互补，是男性的力量与女性的温柔的互补。前面我们讲过，全部婚姻关系都是性的关系，而性关系取决于性本色。性本色取决于个体的现实与类的历史对个体的双重塑造。然而，性本色仍然只是可能性或潜在性的范畴，只有在性结合的具体过程中才成为现实性。性本色的实现过程，就是性关系的总和。
作为可能性的性本色是大家公认的，包括性别角色和性体本色两个方面。性体本色由于个体之丰富性，而具有各不相同的特征。而性别角色则由于社会的一体性而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包，它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以观念的形态出现。
我们男性角色就是通常所说的男性形象。对于这一角色，差不多所有的文化都要求具有男子汉气概，它首先必须是力量和理性的象征。这是狩猎文明赋予他的天职，他必须像他的祖先与猛兽搏击那样，有着坚实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又有足够的理智对抗，他坚毅而不偏颇，具有良好的支配优势，有着足够的自信和威望，成为生活的主宰。一句话，性的趋神性是对立两极的合一，那么，男性所代表的是神性的阳刚、理性的一面，女性所代表的是神性的阴柔、感性的一面。而女性角色，就是通常所说的女性形象，是情感和感性的象征。她是本质的利他主义，这是采集的情调赋予她们的天性，她们必须无私地将自己宝贵的一切奉献给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如果说，男性的理性足以使人成为有序的。那么，女性的情感保证了人类有序得以延续。
性欲是自我存在的证明
人类的童年是在无边的混沌之中，生命个体的童年也是在无边的混沌之中。人类赖以存在的宇宙原来就是个巨大的混沌，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人是自然之子，故人天生就带着宇宙的秉性，如同佛家所言“真性”。
人的婴儿状态，并没有自我意识，而是以情感为基础，沟通所有的生命形式乃至非生命形式。婴儿状态的“自我”，是所有生命的集合，也是所有非生命的集台。没有你，也没有我，感觉中宇宙只有一个生命。这个伟大的生命，没有时间的昨天与今日，也没有空间的远近与大小，没有慨念，没有理性，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弥漫的生命场。对“我”的这样一种状态，我在《混沌的自我》中有形象的描绘。
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一切，我无须理解。
我就是一切，我就是宇宙，我无须解释。
我是一切的一，我是一的一切，我无须表白。
我没有语言，却可体验世界。
我没有概念，却与万物同一。
我没有知觉的空间，我只有行动的领域。
我没有抽象的时间，我只有行动的过程。
我就是时空流变中的过程。
我缺乏知觉，我有伟大无比的场觉。
我没有理性，我有奇妙莫测的感性。
我没有虚构的种种模型，我只有不可言说的
流动的真觉。
我没有逻辑的种种形式，我只有模糊的系列
直觉。
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
我就是上帝，我就是天地万物的代言人……
这里的“我”无疑是理性的自我对混沌的自我的描述。真正混沌状态中的我，是不知道有我的，是不自觉我的。因不知有我，故没有我的生老病死苦等种种痛苦，故混沌状态中的生命，并不知道自我的存在，只有一种生命一体的无限欢欣。
然而，人不仅有宇宙的真性，而且还有生命个体之所以存在的生命个体的真性。这种生命个体的真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生命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生命个性对于宇宙真性的扬弃过程，尽管生命最终仍回归宇宙的真性。而人的智性是发展人的个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智性的基础是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是好奇心驱使着人对宇宙自然提出种种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正是无数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确立了人类意识中对于宇宙的种种差别。自此，人意识到生命不再是一个与宇宙融为一体的生命，而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一个有形的存在。人从此陷入分离的无限焦虑之中。而生命的无限的焦虑，正是系缘于生命的性欲。性欲，如同人的其他欲望一样，是本能的无对象，或者说是无对象的本能。人只有通过性欲，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不能实现的性欲，与人的创造力几乎同时存在。人不仅通过性欲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且意识到自我是一个分离的个体——孤独感生焉。同时意识到自我必须努力克服自我之孤独，重新建立生命的统一体——爱心生焉。孤独感与爱心都是建立在不能实现的性欲的基础上。
性欲，就是使生命超越孤独并且回归统一的本能。人必然要走出混沌，走向孤独。人天生就具有向往理性的品质。人之所以不是动物就是因为人具有理性。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伟大力量而与本能处于对立的两极。人在走向理性的过程中，本能总是作为隐性的动力而成为理性的基础，如同一切变化都是以对立面作为基础一样。人之所以有理性，就是因为有本能。人类的所有理性都是以本能作为观照。尽管理性总是嘲弄本能。性，是生命的存在。而性欲，则是存在的证明。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性：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性欲。这一生命至真至善的道德，为什么又老是被我们虚构的理性所嘲弄呢？
性欲是本能的无对象，只有生命的分离，才有性欲的激发。分离的克服就是性欲的实现。实现的终极，就是性欲的消失。而自我的羞耻心，并不是自我对于性欲的发现，而是自我对于未实现的性欲的掩饰与谴责。人们习惯于把女性的羞怯理解为对自我的性的保护，而把耻辱理解为对自我的性的攻击。这是对羞耻心的误解。我们不妨看看《圣经》，就可以明白羞耻心的起源。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智慧果后，“当他们从原始的动物与自然的和谐中解放出来而成为人，即他们作为人诞生以后”（弗洛姆《爱的艺术》第22页）——他们看到自己赤裸的全身，羞耻之感油然而生。如同弗洛姆所说的那样，如果按照19世纪那种道貌岸然的道德看待这个古老而原始的神话，这个故事只不过是说亚当和夏娃因性器官的暴露而产生羞涩。这种习以为常的误解，当然又基于伪道德的文化心理。事实上是亚当和夏娃反观自身的裸体之后，猛然发现了自我已是处于分离之中，如弗洛姆所说：“人类分离的意识，没有爱的结合——就是羞耻心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焦虑的根源。”（《爱的艺术》第13页）
在人类这一特殊生物中，性欲与爱情同时存在，不可分割。人类的性行为较之于动物的性行为，根本不同的一点是：动物的性行为不过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人类性欲的达成必须借助于爱情。爱情，使人类之所以成为伟大。爱情是作为社会之子的人类所独有的精神产物。
生命的种种苦恼，无不是自我意识的种种形态。理性中的自我，永远是一个痛苦的自我。所有的自觉，无不是通向痛苦。然而，人类又不得不走出混沌，走向自觉。这是生命最悲壮的一页。
性欲是人存在的证明，自我的种种悲剧性形态，通过性欲而自觉。孤独的自觉，激发着人去追求，去爱，去弥补生命的缺陷。这是一种怎样纯净而美丽的冲动呢？只有虚伪的道学家才会冷酷无情地忽略甚至扼杀自我的存在。
既然性欲是自我存在的证明。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对自我的性欲如此惶恐呢？只有伟大的人类，才可能将性欲演化为爱情，也只有伟大的人类，才会把性欲视为罪恶的根源。不仅仅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历史上，部曾有过把性欲视为洪水猛兽的时候。那么多辉煌的文明，在教导人们如何抵制性欲，如何克制性欲，如何把自己打扮成没有性欲的正人君子。难怪马尔库塞说：“人的历史就是他的压抑史。文化不仅抑制了他的社会存在，而且抑制了他的生物存在；不仅抑制了他的部分人格，而且抑制了他的本能结构本身。”（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农村版第1页）没有性欲就没有热情。没有热情，生命就会枯竭。对性欲的否定，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对性欲的否定，是自我的异化。人类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性欲。“上床了，然而我们毫无感觉。”——一个文学家这样描绘时代的麻木。然而，我们也狂呼一声：
我们存在，
因为我们有性欲！
198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