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的斗争口号是“摧富益贫”，要以“杀尽不平”来实现太平。这仍是北宋以来“均贫富”口号的延续，只是这时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元的统治最后结束在朱元璋手里。但朱元璋在他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也就是向封建政权转向的过程中，农民起义就完全变质了。
10．“均田免粮、五年不征”
李自成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为自己可以当皇帝，当眼看着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目光投向了皇帝的宝座。实现这样的目标，可得举起“替天行道”的旗子，把人心调动起来。
河南是土地高度集中的省分，明朝诸王的庄田几乎占全省土地一半，农民非常贫困。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到河南，大批饥民穷民涌到李自成的军队，李自成的力量很快就发展强大起来。占永宁（今洛宁），下宜阳，军队发展到10万人。第二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发福王府金银及富室窖藏赈济贫民，向民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这使得远近饥民从者如流，李自成的兵势更加强盛。
除饥民穷民外，这时还有一些读书人也参加了农民军，其中最重要的是河南杞县诸生李岩和卢氏举人牛金星，此外还有宋献策。他们劝李自成收拢民心，严明军纪，延揽人才，以夺取天下。李自成使用他们为谋士，凡一切军政大事，都与他们计议，并有所采纳。这些人的依附，对李自成的兴亡有重要影响。
李自成在河南明确地提出“均田免粮”、“五年不征”、“平买平卖”等口号，同时实行“劫富济贫”的政策。农民军勒令那些锦衣玉食的大官僚、大地主交出粮食和财物，然后把没收的粮、钱，分给穷苦的百姓。农民军还打开官府的粮食、金库，开仓放赈，救济饥民。这些措施，解救了许多群众，当时在人民中流传着很多歌颂李自成的民谣，如：“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此后农民军走到哪里，“免粮”口号也就宣传贯彻到哪里。此外，李自成又曾在河南、南阳、汝宁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河南的小股农民武装先后归附李自成。原与张献忠合作的有实力的罗汝才也来投奔，左金王（蔺养成）、革里眼（贺一龙）等也来相合。于是李自成的兵马更扩大了，崇祯十四年达到50万，第二年号称100万。
明军的主力过去是对付张献忠，现在不得不对付李自成了。崇祯十四、五年间，明军曾连续几次集兵往河南会战，企图消灭李自成，但是都遭到了失败。李自成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的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遂占有河南全省之地。从此明军对李自成便无能为力了。
李自成又统兵南进湖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破襄阳、荆州，十六年正月，破承天（今钟祥），并移檄黄州（今黄冈），数月之间，湖广北部（今湖北）各州县皆在控制之下。
李自成把荆襄地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又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在中央，设内阁，置上相、左辅、右弼，成立六政府，六政府各设侍郎、郎中、从事等官。
基地是事业的物质与精神的保障。李自成意识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散兵游勇式的打法，不会有多大出息。要把规模搞上去，就得建立自己的基地，以基地为中心，扩大势力，拓展面积。
崇祯十六年夏天，李自成召开了高阶将领会议，决定先取关中建立更大的基地，然后攻占山西，进捣北京。正在这时，朱由检又命陕西总督孙传庭为督师，总理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及江北军务，领兵出关，向李自成进攻。这是明军孤注一掷，对农民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了。李自成率大军北上。九月，在河南郏县和明军对垒，当时连续多日大雨，自成以轻骑切断敌人粮道，斩杀四万余人。孙传庭大败退守潼关。于是李自成亲提大军西征，十月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十一月克长安，占有今陕西全省，并分兵取得今宁夏银川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等地。
第二年正月，李自成以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增置六政府尚书，政权组织比荆襄时期有了扩大。大封诸将，授刘宗敏、刘体纯等160余人为侯、伯、子、男等爵。开科取士，改八股文为散文。又严定军令：有一马乱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又造新历，铸“永昌”钱等。此外，李自成还镇压地主豪绅，杀明工部尚书南居益及其族父南京吏部尚书南企仲等24人。又责令官绅富民出钱充军饷，凡官绅“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一般富民则“多三、四十两，或三、五两”。
11．“何独构怨于我国”
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后，开始把目标定向中原，他为了“师出有名”，特罗列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如下：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一草村土也，明无端其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勿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刚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义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仍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垢蹇，肆形凌辱，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有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努尔哈赤在军事谋略上，在指挥艺术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围城攻坚、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体现了高超的智慧。
向明军开仗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辽东抚顺。抚顺城濒临浑河，为女真与明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年轻时经常到抚顺做生意，所以，他对抚顺的山川、地理城垣都了如指掌。当时，对抚顺突然发起进攻也完全可以拿下，但努尔哈赤没有蛮干，他决定采取智取，派人至抚顺，声言有3000女真人于明日来“互市”，到了十五日上午，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开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后面埋伏的精锐主力突然发难，乘机突入城内，遂破城。当时的抚顺由游击将军李永芳驻守，他毫无防范，仓促迎战，溃不成军，很快向努尔哈赤投降了。
抚顺失陷的情报传开，明辽东巡抚李国翰急命总兵官张成胤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率兵万余仓促赴援。努尔哈赤得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半路劫击明军，后金兵数倍于明军，以逸待劳，三面环攻，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气，全歼了这支援军。八旗军获马9000匹，甲7000副，兵器辎重，不可计数。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的八旗部队趁势又攻取了东州、马根单，略小城堡、庄屯500余处。拆毁抚顺城后，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在这次战役中，他掳掠大批人、畜约，缓和了女真控制地区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社会矛盾。
12．“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历史上，不少人都喜欢利用宗教达到自己目的。洪秀全是玩宗教玩得最具影响的一位，差点把清朝玩下去，自己成为中国的皇帝。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在一个中等农民的家庭。幼时读私塾，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曾3次赴广州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非常失意。他生活于鸦片战争时期，对动荡的社会，清王朝统治的腐朽，看得很清楚。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回家后，他无聊透顶，读起一本由西方传教士编写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读着读着，他从基督教关于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的说教中突然得到启发：与其做一个失落的书生，不如利用宗教，把自己塑造成为“真神”，那么手下必有一帮忠诚的信徒。
于是，洪秀全宣称上帝是“天父皇”，他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的弟弟，是上帝派他到人世间拯救世人，缔造人间公平社会的。洪秀全一番自我宣传炒作后，创立起“拜上帝会”。洪秀全真正的动机，他的族弟洪仁玕和同乡塾师冯云山看得最清楚，他们首先加入了拜上帝会。
一开始入会的人并不多，洪秀全与妹婿萧朝贵密议了一个计策——装死。别人不知真假，听说洪先生暴病死了，便来吊唁。萧朝贵治丧，亲友家人哭声一片。洪秀全白天装死，夜里起来与朋友喝酒。过了7天后，洪秀全突然“复生”，把灵帏撤去，灵床烧掉。当下惊动无数乡民，都来探问，人人传为异事。于是入会的人越来越多，入会者须纳银5两，这些钱成为后来洪秀全活动的一笔重要经费。
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著作，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下，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基础。《原道救世歌》宣传上帝是宇宙唯一的主宰，拯救世界万物的真神，“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从而否定了人世间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则宣传了人世间平等的观念。《原道醒世训》讲醒世悟人的道理，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号召人们打倒“凌夺斗杀”的旧世界，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原道觉世训》则明确地把清朝封建皇帝指作“阎罗妖”，把贪官污吏指作“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号召广大农民即“天下凡间”的“兄弟姐妹”们，群起而“击灭之”。它表明，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已酝酿成熟。
太平军在转战湘南道州等地时，杨秀清提出“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战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从而明确了离开两粤，进取南京的战略目标，并以此统一了全军思想，成为太平军胜利中的一个重大抉择。随后，太平军东进郴州，北攻长沙，开始向北进军。
在向湖南进军途中，太平军还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重要文告。文告揭露满洲贵族奴役人民的罪行，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的宗旨，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太平军，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各地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木匠、小商贩，以及郴州、桂阳一带山区的挖煤工人等等，像潮水般地涌进太平军里来，使太平军迅速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