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辉煌与消灭，很少与朝代的兴亡同步，国家分裂，政治混乱时，思想反而开放；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思想却往往僵持不化。
统治者第一维护的是自己的政权，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孟子的民本思想，最让统治者忌恨，朱元璋甚至拆了孟庙，毁了孟子的牌位。靠暴力手段获得皇权的人，最害怕有人步其后尘，效仿其行为进行革命，而大凡继承皇位的人，最害怕野心家篡夺他的位子。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统治者设法对人进行精神奴役，让每个人成为乖乖的“愚民”，于是秦朝焚书坑儒，汉朝罢黜百家，唐朝尚武轻文，宋明推行理学，清朝大搞文字狱，等等，都是为了禁锢思想，把所有人的灵魂纳入统一的模式。
当社会出现战乱时，社会主流文化开始溃泻，统治者的精力转移到如何保命上，而颠覆政权的各势力集团忙于相互较量、争斗，这时，单元文化格局打破，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各种思潮应运而生，人们有了更多说话的机会，精神祈求变成多样化，以致出现了“百家齐放”的局面。
1．乱世：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我国古代史前曾经存在着三大比较强大的民族集团，即河洛地区的华夏民族集团、海岱地区的东夷民族集团和江汉地区的苗蛮民族集团，从而形成由这三个民族集团所在地区的氏族文化共同组合的多源头、多根系的汉文化。到了先秦时期，这种初具规模的汉文化又发展派生为邹鲁、秦蜀、荆楚、三晋、燕齐、吴越等不同地域的区域文化。在区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化热潮的激荡磨炼，转而又出现了诸如阴阳、儒、道、墨、法、名、兵、农、杂等众多不同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文化高涨时期，它为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春秋以来，“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士”阶层出现，他们居于官民之间，从事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是社会改革的设计者与推行者，是变革中各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未形成，仍处在封建割据的状态，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还未形成，因此学术政策宽松，为百家争鸣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各阶层的思想家可以自由地著书立说，不会受到压制。
儒墨显学之争。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是春秋后期的鲁国人，曾在鲁国为下级和中级官吏。后来他自办学样，以教书为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化理念。孔子在政治上尊崇尧、舜、文、武、周公，赞扬西周的制度，认为那时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他的这一思想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希望有所振兴。他认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以一定的封建伦理来维系。因此，人们都要加强个人的修养，要各守其位，各司其事，各尽其职。他把这些行为规范概括为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反对暴政，反对地主贵族的残酷剥削；主张行“仁政”。孔子的政治社会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最高的理想境界；为实现“仁”而制定的制度和行为准则称之为“礼”。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
墨子是从儒学阵营杀出来的反对者，是小生产者的代言人，表达了代表庶人利益的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尚贤、尚同、兼爱、非政、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是墨学十大纲领，是墨家改造社会的政治宣言。墨家主张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才皆能参政；主张“爱无差等”、“兼以易别”，人与人之间的相爱是均等的；提倡“非命”，强调人力；认为利义合一。
儒墨显学间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地位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并非是根本对立的，“仁”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讨论人与人友爱的关系，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理想社会。
儒家、法家的斗争与融合。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战国末期的韩非是集大成者。秦晋法家是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们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仪教化，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
在治国上，法家鼓吹暴力，鄙薄仁义道德，攻击仁义使士兵弱政乱。这种思想的致命弱点是它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提倡文化专制。法家的历史观强调进化，主张变革，反对复古，是真正的历史进化论者。但它过于强调变化，忽略了古今相联系的一面，否定了历史的继承性。
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是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他的思想体系，从天道观到认识论、方法论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他是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代。到了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庄周，他的相对论、生死观影响深远。《道德经》和《庄子》二书是道家学说的经典，书中的许多内容是对儒家思想的“反动”与“抨击”。孔子提倡“仁义”，老子却说：“大道废，有仁义。”孔子主张加强学习，老子却认为“绝学无忧”。当然，老子思想并非反动，他推行的是“无为而治”，维护事物包括人的自然天性。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句话的大意是：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天地产生以前它就存在着，无声无息，独立于万物而循环运行永不停歇，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只好勉强地称它为“道”。根据老聃的定义，“道”有着这样的特性：“道”没有固定的形体；“道”是独立存在的，不会因为什么物体的消亡而消失。但是，既然“道”有着这样的特性，老聃又怎么能够发现它呢？很显然，“道”虽然无声无息又独立万物，但它肯定以某种形式作用于万物之中，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发现它的存在。这样的条件，在现代科学理论中只有一个客观实在符合，那就是“规律”。
2．治世：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中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使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没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规范、法律章程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哲学体系。
在初创的秦王朝中央政权里，李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如股如肱，时时跟从秦始皇，处决政事，巡行南北。为此，他的地位扶摇直上，官居丞相，列位三公。
李斯建议秦始皇，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接着秦始皇又将反对他暴治的逃亡儒生坑死。焚书坑儒严重摧残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
公元前213年的一天晚上，秦始皇从阿房宫工地视察回来，心情特别舒畅，于是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同时特邀了70多位博士参加。
在宴席上，秦始皇十分高兴，频频向大臣们赐酒，大臣们也争相奉承秦始皇，向他敬酒。不一会儿，君臣们的话题就扯到国事上了。
仆射周青臣敬酒之时，乘机向秦始皇歌功颂德一番，他说：“想当年，我们秦国面积方圆不过千里，但仰仗着您的神灵明圣，一举统一了天下；如今，只要日月光辉照得到的地方，都臣服在您的脚下。臣以为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君王能比得上陛下的威德啊！”
秦始皇素来喜欢阿谀奉承，一听到周青臣的话，于是开怀大笑，举起杯来一饮而尽，并大夸周青臣是忠臣。
这时，博士淳于越起座反驳说：“我听说商朝和周朝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达千年之久，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朝代都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辅佐。这就好比大树的根一样，向各方向蔓延，占地广阔，也就不容易被风吹倒，也经得起干旱。今天皇上虽然贵为天子，可子弟却是平常的老百姓，无权无势。如果有人图谋不轨，篡夺您的天下，有谁能来救您呢？您应该学习商朝和周朝的统治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享国万年。”
秦始皇一听，心里有些不高兴，但他并没有“龙颜大怒”，而是向在座的群臣征求意见。大臣们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轻易讲的，都不吭声。
这时，丞相李斯站起来朗声说：“三皇五帝都各有各的制度，夏、商、周也各有各的治国方略，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环境变了，制度也就要顺应时代而相应地改变。夏、商、周时能指挥的兵力不过万乘，控制的范围也不过千里，而且诸侯并争，百姓不安，而现在天下已定，百姓安分守己，三皇、五帝、夏、商、周怎么能拿来和陛下相比？各位儒生非议当世，惑乱民众，这如何使得？愿陛下不要为他们的非议所迷惑！”
李斯这番话一下子搅翻了马蜂窝，淳于越等带领着众多儒学博士纷纷还击，于是庆功宴变成了一场思想大辩论。
后来，秦始皇越来越不耐烦，心里一直在想：“天下统一了这么久，这些儒生们却天天在思考如何反对我所创立的制度，简直是一群混蛋！”
辩论后的第十天，李斯和他的门客们向秦始皇上书《焚书议》。在上书中，李斯说：“以前诸侯各国争相招士，养成了私人教学和游学的不良风气。如今天下一统，百姓应致力于生产，读书之士则应该学习法令制度。但现在这些儒生，不但不学习当代有用的实际学问，却一味去模仿古代过时的制度。他们整天只知道钻研那些没用的古书，然后哗众取宠，厚古薄今，惑乱人心，以致百姓对陛下所创立的法令制度深为怀疑。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些儒生们就会结党营私，危及陛下的皇威。”
接着，李斯在上书中又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凡不属于秦国历史的所有史书，全部予以焚毁；除掌管国家图书的博士外，任何人不得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各郡的地方官负责对此进行查禁，搜出的书简全部予以焚毁；接到焚书令30天内不执行的，无论官吏百姓，都要发配到边疆修筑长城，等等。
秦始皇看完了李斯的上书，非常赞同，立即诏告天下，下令各郡、县立即查禁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30天内全部焚烧。此后的一个月里，从全国各地查禁的竹简、羊皮、丝绢堆集如山。在眩目的火光下，几千年来先贤们的思想智慧，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化为乌有。
秦始皇进行焚书是极其愚蠢的，它极大的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这种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毁灭了许多古代文化典籍，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损失。
秦始皇下令焚书以后，很多嗜书如命的儒生们把书藏了起来。于是，秦始皇下令各郡、县组织搜查队，挨家挨户地搜查还没有上缴的书简。这些搜查队就像土匪一样，每到一家，甚至是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家里，都翻箱倒柜，拆墙毁室。一旦发现谁家还有没上缴的书简，就把全家处死，多少儒生成了无墓的游魂。
儒生们眼看着古人的心血化为乌有，都痛心疾首，但迫于秦始皇的淫威，谁也不敢公开表示不满。私下里，他们往往聚在一起诅咒秦始皇，发泄自己的怨气。一些胆大的儒生说：“秦始皇刚愎自用，野蛮专横，只知道任用酷吏治理朝政。这样无德无能的人，国家在他的统治下，很快就会灭亡的。”
秦始皇得知后，勃然大怒说：“我养着这么多的儒生，是为了让他们帮我治理天下。他们不但不理解我的心思，还一个劲儿地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太可恶了。我如果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天下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于是，秦始皇下令搜捕对自己不满的儒生。各地的官员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不遗余力地肆意搜捕，并对捕获的儒生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互相告发。弱不禁风的儒生们哪受得了这样的皮肉之苦，纷纷屈打成招，一时间受牵连的儒生达到460余人。
秦始皇命人在咸阳城外挖了一个大坑，将捕获的儒生统统活埋。坑儒事件并不仅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两次残酷的屠杀儒生的事件。
秦始皇野蛮地进行坑儒，虽然堵住了儒生们的嘴，但并没有给他带来长治久安。相反，坑儒事件引起了更多儒生们的强烈反对，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3．治世：汉朝“独尊儒术”
汉初时，儒家学说没有受到重视。汉初统治者信仰的是道家思想，当时被称为“黄老之学”。因为汉初统治者认为，用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结果，汉初时一直延用道家黄老思想，社会矛盾确实得到了缓解，生产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作为一个皇朝，一位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长期的实行“无为而治”。
汉武帝为了摆脱上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集道德、政法、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他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个丞相绾叫做卫绾，是汉武帝的老师，说使用韩非、商鞅的学说的人只能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接着董仲舒走到了历史的前沿，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让汉武帝觉得找到了治国的法宝。从那以后，儒家思想逐渐与统治阶级结合而成为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是怎样成为大儒的呢？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汉王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董仲舒家有大批藏书，因此他从小就潜心于钻研儒家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经传著作，而且对《公羊春秋》下了很大功夫。董仲舒30岁时，已成为对《春秋》深有研究的大学者。但他并没有走上仕途为官的道路，而是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有些人认为他是“汉代孔子”。董仲舒招收大批学生，宣扬儒家经典，传播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也成为当时流行的学说。在当时新兴起来一批学者，董仲舒成为最著名的一个，他是当之无愧的“众儒之首”。
汉景帝时，董仲舒做了博士。尽管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职位，但使董仲舒能够接触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且以自己的主张影响皇帝。这一个时期，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已然形成。他以后的经历，都是在完善和推行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董仲舒不但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而且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在董仲舒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之时，西汉王朝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封建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他们希望“有为”，需要比黄老之学更合适的旗帜。而儒术一向主倡一统、仁义、五伦，显然是最佳选择。董仲舒作为当时的鸿儒，又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自然是首倡统治者与儒术结合的最佳人选。
汉武帝命令群臣选出“贤良文学之士”，把他们召集起来，由他亲自考试。他以皇帝的名义提出问题，叫那些“贤良”们对策。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奏章中把自然的发展变化和上天的意志合为一体，把皇权统治与天的意志结合起来，对刑罚提出看法，又大肆宣扬了一番儒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