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统一全国以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3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大地区，置于一个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
可是这个时候，忽必烈身上所表现的改革旧俗、附会汉法的积极因素在逐渐减退，而保守、嗜利、黩武等消极因素却逐渐增长。当初投奔忽必烈，并在元王朝建立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汉人儒士、官僚，相继被冷落。回人阿合马却受到重用，从主管中央财政，发展到独揽朝政，引起了汉人官僚的不满。不久，阿合马被杀。忽必烈又先后用卢世荣、桑哥理财，均以失败告终。
7．改革带来家族的灾难
张居正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明穆宗朱载垕在位的时候，张居正因才能出众，得到朱载垕的信任，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572年，朱载垕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朱载垕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张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走高拱，代为首辅。当时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
张居当上首辅后，先是耐心辅导年才10岁的皇帝朱翊钧。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少儿皇帝讲解。朱翊钧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不能不及时注意啊！”朱翊钧连忙点头答应了。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朱翊钧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见10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3000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经过10年的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10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当首辅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自己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朱翊钧和一些大臣的挽留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朱翊钧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朱翊钧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前任首辅高拱说：“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瞧不起朱翊钧而丢了官，张居正很精明，可还是不够智慧，他的权力实在太集中了，这难道不也是对朱翊钧不当回事？朱翊钧一日日长大，再不是孩子了。朱翊钧闲得没事干，一些太监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李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朱翊钧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人拿《汉书·霍光传》让他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现在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朱翊钧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老妈面前求饶。
后来，张居正作主，把一些引诱皇上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李太后还让张居正代朱翊钧起草了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朱翊钧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为敌意，再到怀恨了。
1582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亲自执政。以前那些因改革而触犯了利益的人，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存心不轨。第二年，朱翊钧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遭到破坏，明朝政治又走回了原来的腐朽的道路。
8．变法使俊杰壮烈牺牲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中法战争爆发后，他目睹外侮中国，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光绪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倡议国事开会讨论后执行，采用他国的制度，“定宪法公私之分”，这些涉及到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挡，未能上达。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本想召见康有为，也被顽固派所阻。
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载湉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叫他把改革的主张和方案写给他看。康有为激动不已，连续几天奋笔疾书，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变法纲领：
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重点是第二条，维新派把制度局设想为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
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载湉立即变法。四月二十三日，载湉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载湉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
百日维新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种种外患，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
慈禧的底线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载湉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载湉越过此底线，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她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载湉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皇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也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保护皇帝，捍卫变法新政。载湉不知维新派计谋，却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目的是利用他的兵权，并且提拔维新人士，充实集团力量；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不断接触伊藤博文，上折皇帝要他聘请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官。
后党集团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担心维新派利用外国势力结合，扶植载湉，从慈禧手中夺权。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
维新派也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世凯假装同意，但寻找借口延缓执行。
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载湉。第二天，载湉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接着，慈禧借载湉的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说维新派将派人杀他。荣禄很害怕，忙跑到北京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密报慈禧。慈禧大发雌威，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几天后，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