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祈雨，则另有其俗。张岱《陶庵梦忆》卷七《及时雨》条曰：“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并扮演《水浒》娱神，“得三十六人，梁山伯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婕而行，观兜截遮拦”，“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
北方遇旱，则要“打旱魃”，顾景星《攻旱魃诗序》曰：“今北路遇旱，或指野冢是魃，击鼓聚众，发而戮之，谓之打旱魃。虽冢主子孙不得问。”
吴地麦收时多雨，要“拜蛇王”，蔡云《吴歈》有诗曰：“月交蛇位麦登物，日纪蛇生验雨场，更怪妖氛干正气，丛祠香火拜蛇王。”并有注云：“俗以四月十二日为毒蛇生日，雨则麦坏。盖以四月属蛇，麦收忌雨，而有此说也。娄门有蛇王庙，是日多焚香乞符者。”
北京久雨不晴，则有“扫晴娘”风俗。刘侗、于奕正《帝宋景物略》说，天气久雨不止，民间女子以白纸作妇人头，剪红绿纸为妇人衣，苕帚苗绑一小苕帚，令纸女携之，系于竹竿，挂于屋檐，以祈天晴。陕西汉中则称之为“扫天婆”。
江南农家有“祭土谷神”之俗。成化《东阳县志》曰：“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神；束草之标插诸田间，就而祭之，谓祭田婆。六月六日，农家复祀谷神，谓之六六福。”
北方七月要祭青苗神。沈榜《宛暑杂记》载：“宛农家岁以是月祈祷年丰，各用面果送纸钱，挂田禾之上，号曰挂地头。”同时还有祭赛仪典，明人沈贞曾为此拟写祝诵歌《乐青苗神词》曰：
两旗兮分张，舞轻风分悠扬。
神之司兮我疆，原田每每兮立我青秧。
不穰不莠兮无好无妨，无雨无阳兮百谷登场。
惟神降康兮报以蒸羊。
又有七月十五祭麻谷，冯应京《月令广义》云：“七月十五，燕城乡民黍苗、麻粟苗连根及土，缚坚门之左右；别束三丛，立之门外，供以面果，呼为祭麻谷”。
此外，各地尚有元宵“请紫姑”以卜一岁之丰歉，以及视正月二十日晴雨占棉花收成。岭南流行“雨卜”。陈献章《五月二十六雨》诗序云：“民谓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丰”；《六月一日雨》诗序云：“民谓是日有雨，主旱。”
11．雇工经营形成习俗
明代中后期不少地主不再满足于出租土地，而流行雇工经或风俗。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六中记载茅处士在唐家村种桑万余；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四记载四川新都杨佥宪有千余亩地种红花，每年卖红花可收入八、九百两银子，皆雇工经营。潘允端《玉华堂日记》记载，潘允端拥有的一二千亩土地，雇工从事垦田、耘田、挑泥、莳秧、砟稻、挞花、种麦等农事劳作，由主发给“工本”和“工银”。田庄里种植的作物品种包括稻、麦、豆、菜子、棉花、蔬菜，以及西瓜、枣、桃、柿、樱桃、桔、李、梅、香圆等果品，木樨、桂花、梅花、牡丹、蔷薇、竹、柏、松、冬青、桧、棕榈等花木。田庄产品除自用外，也有一部分投放市场。潘允端从买谷种、浸稻种、买牲畜、置农具、下种、莳秧到收割，从耕作到农具的修理、水利设施的改善等，样样都参与管理。张安奇：《明稿本（玉华堂日记）中的经济史资料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在明代后期，雇工耕作并亲自管理农业生产事宜已成社会风俗。据李诩《戒庵漫笔》卷四记载，苏州常熟县谭晓居住在水乡，“田多洼芜”，雇佣百余名乡民将低洼处皆凿为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上筑舍养猪、鸡、鱼食其粪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连鸟凫昆虫之属也“悉罗取而售之，亦以千计”。鱼、果、蔬、菜、鸟虫收入，“视田之入夏三倍”。谭晓田庄中的大部分产物都是投放市场的，空间利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是一处以商品性生产为目的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
明末还出现了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如福建“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出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万历《永福县志·风俗志》。在经营中，逐渐出现了“山主”和“寮主”的区别。山主是“土着有山之人”，寮主则是“颇有资本”的外来者。寮主从山主手中租下山地，便“披寮蓬以待箐民之至，给所执之种，俾为锄植”。所谓“箐民”，又叫“畲民”，都是“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熊人霖：《南荣集》卷十一。很明显，寮主与山主之间租佃关系，箐民与寮主之间雇佣关系，其产品基本上都被投发市场，这种经营方式是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步表现。
二、园艺风俗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和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园艺业中的蔬菜园艺、果树园艺和花卉园艺都比前带有较大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专业花农。《帝京景物略》载曰：“京师右安门外十里曰草桥，后人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辰千百”，“冬则蕴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南方苏州、岭南广州等地，也有大量的专业花农。商品性的园艺生产基地也已兴起了，园艺种类和品种大大增多，园艺风俗有新了的进展。
１．蔬菜园艺冬用“火室”
随着城市和市镇的发展，城镇附近的蔬菜种植业也日趋兴旺。北京附近不仅种植各种北方蔬菜，还将南方各种菜疏移植过来。如白茶原为南方菜，以苏州所产生者最为有名。明代中后期，北京郊区大量种植，生值秋末，白菜大量上市，“比屋腌藏以御冬，其名箭干者，不亚苏州所产”陆容：《菽园杂记》卷六。隆冬季节，北京还有人利用温室栽培黄芽菜、韭黄以及各种瓜果。湖州“各随土宜”，种植菱藕、萝摩、姜、芋、竹笋，“逐末者与之推移转徙”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运到城镇出卖。
明代蔬菜种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白菜、萝卜成为主要的栽培蔬菜。从公元6世纪的《齐民要术》到14世纪初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所记载的情况看，葵和蔓菁是主要、或重要的蔬菜。而明代以来的农书在记述蔬菜时，往往只及白菜和萝卜，而不提葵和蔓菁，如《便民图纂》和清代的《三农记》、《齐民四术》等都如此。白菜的种类，这时大量增加，出现了瓢儿菜、矮青、箭杆白、乌菘菜、塌科菜等。其中明代中叶出现了结球白菜，《戒庵漫笔》曰：“杭州俗呼黄矮菜为花交菜……”“黄矮菜”就是结球白菜。由于白菜品种多，四季可种；加上结球白菜品质好、产量高，因而与萝卜终于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蔬菜。二是自明以来，外国蔬菜引进较多，就目前所知，南瓜首见于《本草纲目》；辣椒最早见于《遵生八笺》和《草花谱》，当时称为“番椒”；蕃茄和番椒最初都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后来才作蔬菜用的；马铃薯既是粮食作物，也作蔬菜用；菜豆和洋葱则首见于清代的《三农记》和《岭南杂记》。三是甘蓝类蔬菜的引种栽培。球茎甘蓝传入我国最迟在17世纪初。不过，“球茎甘蓝”一名，至今在古籍中尚未发现，除了擘蓝，或借用“芥蓝”之名外，有些籍也称它做批蓝、撇蓝或披辣。四是夏季蔬菜种类的充实。在我国早期的栽培蔬菜中，夏季蔬菜的种类相对地说比较少，如《齐民要术》所记35种蔬菜中属夏季栽培蔬菜只有甜瓜、冬瓜、瓠、黄瓜、越瓜和茄6种。从明代开始，辣椒和豆类逐步加入了夏季蔬菜的行列。可以说，瓜、茄、菜、豆共用组成我国夏季主要蔬菜的格局，是在明、清之际奠定。
栽培民俗的进展表现在多方面：一是豆芽菜的生产，进入明代以后发展很快，在种类上除黄豆芽以外，还有绿豆芽。《种树书》中不仅有“豆芽菜”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而且记述了豆芽菜的生产方法：“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二宿，侯胀，以新水淘，控干。用芦席洒湿衬地，掺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大豆芽同此。”此段记述《农政全书》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均有引用，而今本《种树书》未见此条。可见，当时生产豆芽菜已有不见风日、适量供水和保持恒温的风俗讲究。“日以水喷之”、“一日二次洒水”和“春冬置坑旁近火处”。《遵生八笺·寒豆芽》。二是育苗移栽之俗已成为蔬菜栽培普遍采用的方法，如《便民图纂》菜记述了40多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其中半数以上采用育苗移栽，它们包括瓜类、茄子、芋、白菜类、芥菜、莴苣、韭菜等；不仅喜温的春播蔬菜采用育苗移栽法，而且喜冷凉的秋播蔬菜也采用。到清代的文献中则已有“苗地”这一名称。三是火室火坑的推广应用。虽在早在《汉书·召信臣传》中已有利用温室栽培蔬菜的记载，但是记述很简单。直到明中叶以后，文献中才出现了一些关于应有火室、火坑生产黄瓜、韭黄等的比较具体的记载，如《五杂俎·物部》说：“京师隆冬有黄芽菜、韭黄，盖富室地窑火坑中所成……今大内进御，每以非时之物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其它花果无时无之，善置坑中，温火逼之使然。”
２．果树嫁接之俗普遍
明代果树的专业种植已有了显着的发展。广东、福建、浙江、洒西、四川、江苏等省多有种桔之俗。如“苏之洞庭山人以种桔为业”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多者千树，凡栽桔可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千，甚或至万钱”《震泽编》卷三。福建、广东还盛产荔枝、龙眼。泉州“荔枝郁为山麓”，福州、兴化的荔枝生产比泉州还要兴旺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广东人“以荔枝、龙眼为业，随土壤所宜种之”，如广州“凡矾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广东功枝品种达数十种之多，其中状元红等品种产量很高，在本地“贱如菽粟，岁收数十万斤，贩于他方”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北方果树品类也很多，种植亦广，如北京市场上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枣、梨、杏、桃、苹果等以及榛子、栗子、松子、榧子等硬果史玄：《旧京遗事》。都是城郊及附近山区所出产。北京尚有种葡萄之俗，陆容《菽园杂记》曰：“京师葡萄者，冬则盘屈其干而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
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明代开始从海路引进了一些新的果树种类。亚热带地区名果芒果，这时从国外传入，“杧果，实大如鹅子状，生则酸，熟则甜，惟新会、香山有之”嘉庆《广东通志初稿·土产》。原产于南美洲巴西的菠萝，于明、清之交传入我国；番木瓜、番荔枝也是在同一时间传入。于是，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就有了芒果、菠萝、番木瓜、番荔枝等栽种习俗。一些传统果品，则在明时逐渐选育出地方名品，如莱阳梨、秋白梨和水蜜桃等。
明代果树栽培技术在宋、元基础上有相当大的提高。一是嫁接方面，明代新出现“匕头接”和“寄接”《竹屿山房·杂部》。等风俗。匕头接就是接，寄接就靠接。二是果树整枝习俗，明时已出现冬季修剪和夏季修剪。如葡萄是必须夏季整枝修剪，《便民图纂·蒲萄》曰：“待结子架上，剪去繁叶，则子得承雨露肥大。”《竹屿山房·杂部》则记有冬剪始期和果树物侯期联系的习俗，曰：“必自其秋冬枝叶零落时始宜修平攘剔”。三是自明代开始习俗已重视果树的冬季防寒。《农政全书·树艺》曰：“（桔树）极畏寒，宜于西北种竹，以蔽风寒，又须常年搭棚，以护霜雪，霜降搭棚，谷雨卸却。”可见，明时已有桔园栽竹作为防护林防冻和冬季搭棚防冻的习俗。此外，又有疏果习俗《竹屿山房·杂部》有以疏果之法，使园中的一半果树在当年休息，以保证下一年能结果的记载。另有冬时灌溉之俗，在广东地区，于腊前“通灌之以俟其来春发育。”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在明代还出现了果树滴灌之俗。《群芳语谱》曰：“（无花果）结实后不宜缺水，当置瓶其侧，出以细溜，日夜不绝，果大如瓯”王象晋：《群芳谱·果谱》。日夜不绝细流的灌溉法，正是现代滴灌法的滥觞。
３．花卉园艺形成产业
自明以来，花卉产区遍布全国，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名产区。北京草桥“民人以种花为业，冬则蕴火暄之，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桑麻”，邻近北京的丰台，在明初栽培的芍药就已“连畦接畛，依担市者，日万余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广州河南庄头村居民以种素馨花为业，贩运入城，“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分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七。明代后期“汉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逆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牡丹），若蔬菜然”谢肇淛：《五杂俎》。至今数百年来，曹州（今山东荷泽）牡丹一直见称于世。
明代后期《群芳谱》中记述的花卉已多达100多种，所述栽培习俗十分丰富如传统名花菊花和牡丹，明代以前栽培菊花，普遍流行分株繁殖之俗，扦插虽已出现，但尚未成俗。到了明代，菊花的“扦插法”已广泛流行。此时，既有利用整枝修剪下的“头梗”《菊月令》。作插穗，应用水插法，以繁殖新株的；有在梅雨季节时，采用扦插法，培育成株形较矮的“独本菊”周履靖：《菊谱》。的。到了明末，更出现以艾蒿作砧木，用嫁接法繁殖，培育“什锦菊”《种菊法》。的。对菊花的施肥灌溉、虫害的防治等方面也都比前代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牡丹的繁殖在宋代大都采用根接法，到了明中叶以后，繁殖牡丹之俗嫁接、分株、播种等。采用实生变异的方法以培育出新品种的习俗也已成形，对此薛凤翔《牡丹八书》有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
盆景和瓶花制作习俗，明代以来发展较突出。明以前，我国盆景制作的意境已有相当深的造诣，到明时，苏州、上海、扬州等地都有以培育制作盆景为业者，且所养盆景风格各异，已为珍奇的商品。明代制作盆景，崇尚“几案可置者”，其特点是摹仿画家，特别是宋代的一些画家，如马远、郭熙、刘松年等人的山水画意境。取材种类与搭配很讲究，选取“高可盈尺，本大如臂”的天目松；或“自露其根，樛曲古拙，偃仰有态”的古梅，独本栽植；或用“一枝两三梗者，或栽三梗者，或栽三、五窠，结为山林，排匝高下参差”，再配以“透漏窈窕奇古石笋”。对盆的选择以及盆景的陈设也有讲究，盆要选择“古雅”的，以“白定”、“官、哥等窑为第一”；“形状宜圆，不宜方，尤忌长狭”；《考盘余事》；《长物志》。陈设时，“小者忌架于朱几，大者忌置于官砖，得旧石凳或古石莲磉为座，乃入士”。
瓶花供养习俗在我国历史颇久远，其起源可能与佛教的昌盛有关。宋代，瓶花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占一定地位，南宋《分门琐碎录》记有如何使花瓶中的水在冬季不冻，以及如何使瓶花持久的方法。到明代，文献中涉及瓶花供养习俗的记载日渐增多，出现了专着《瓶花谱》、《瓶史》等。当时的习俗讲究养花容器和摆设瓶花的环境的协调如《考盘余事》曰：“堂供须高”，“山斋充玩，瓶宜矮小”。养花用水则“忌用井水贮瓶，味咸，花多不茂；用河水或天落水佳”；切花则“须拣其受气足堪玩者”，“凡折花须晨带露，取半开者”。《瓶史》。为使瓶花能持久，切花剪取后要进行处理，《瓶花谱》曰：“梅花初折，宜捶碎其根，擦盐少许”，对瓶花配置，“须要花与瓶称，令花稍高于瓶”，“小瓶插花宜瘦巧”；“瓶花每至夜间，宜择无风处露之，可观数日”。
三、副业风俗
1．蚕桑习俗发展迅速
明代朝廷鼓励农民种桑植棉，洪武初年，太祖下令，农民有田五至十亩者，得种桑、麻、棉各半亩，不种桑者出绢一匹，不种麻、棉者出麻布或棉布一匹。之后，又有“率蠲其税”、“俱不起科”及分发桑种等举措。《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三二、卷二四三、卷二四六。促进了蚕桑生产的发展。成弘时，江浙及蜀中等地，蚕桑大兴。如松嘉湖地区“俗务农而习朴，高原树桑麻，市平陧种禾麦，尺寸无旷者。”弘治《嘉兴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