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是她对于西方理论思想观念的有效地进行了后殖民化改造，这种对于西方理论后殖民性的改造能够使得这些产生于西方的理论能够适用于并且解释后殖民社会总的政治与经济等一系列问题。这在斯皮瓦克在对西方理论进行改造之前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后殖民地国家虽然在后殖民时代形式上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是依然在本质上被殖民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前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而消失。相反，殖民统治时期确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依然影响后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她强调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在独立后参照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复制了殖民主义的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关系，对疆界的边缘群体形成了新的压迫，形成了所谓的内部殖民。在很对领域与西方文化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用西方理论来解释殖民地的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的现象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斯皮瓦克却创造了奇迹，她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改造，随后用改造之后的西方理论来解释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创举使得斯皮瓦克一举成名，也使得她的思想跨越多种文化且可塑性极强。国内许多学者在理解斯皮瓦克学术思想的时候，仅仅注意她所处的历史时代，或者强调她的移民背景，这样的理解显然是对她的学术思想的简单化。要理解斯皮瓦克的学术思想，必须把她的后殖民经验，特别是她在印度接受教育的经验以及她的庶民学派的互动关系联系起来，这样才会对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
第二，斯皮瓦克另一大庶民学派的重要的思想是她描述了被欧洲殖民者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群体的经验与历史。众所周知，不仅是印度，还包括其他被殖民的国家在内，当然有其是在印度，广大民众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在反抗殖民斗争的时候，被殖民者、妇女、工人、农民等词汇似乎给反抗殖民斗争中无权的个体与群体提供了连贯的政治身份，也就是说，以上对于被压迫的民众的表述都是分散的，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称呼，在斯皮瓦克看来，这些称号都无法真是的表达和描述人们的历史与生活以及广大民众在反殖民地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随之斯皮瓦克建议用“庶民”来包括不同的主体位置。“庶民”这个术语的意义比较广泛，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社会位置。在印度严格的阶级和种姓体制的社会话语中，庶民的位置被欧洲殖民鼓励我们思考庶民群体所具有的改变社会的力量。而斯皮瓦克认为，“庶民”这个术语比较灵活，可以容纳不同的社会身份。
第三，斯皮瓦克对庶民学派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正。她反对早期庶民学派的观点。早期的庶民学派认为庶民的生命个体收到轻视和压迫，主要是由于其试图恢复纯粹的庶民意千差万别的庶民群体的斗争一种虚假的连贯性，但是从本质上讲，庶民研究是破裂和不完整的。同时斯皮瓦克还强调，为了庶民得利益发出自己提出这样的呼声十分有必要。但同时也引来了许多争议，许多学者包括斯皮瓦克的传记作者莫顿认为斯皮瓦克将西方学术的精英话语强加到庶民起义的历史语言中；同样，敖汉龙也认为，那些试图恢复庶民在场的人，结果在自己的批评理论中复制了自己的从属地位，成为西方精英主义学术话语的衍生物。在斯皮瓦克自己看了，她是反对庶民学派早期的观点的，因为他们认为庶民掌握在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尊严的政治主体，而这个所谓的有尊严的庶民主体实际上是精英主导话语的结果。在她看来，这种话语将庶民包含在资产阶级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之中，完全忽略了庶民的局部斗争，这才是十足精英主义。
第四，斯皮瓦克对自己所创作的文本采用晦涩难懂的风格是一种庶民学派的反抗方式。接触过斯皮瓦克的学者和人士都感觉斯皮瓦克本人是一个爽快的人，并非如她的文风一样晦涩隐蔽。但是为什么斯皮瓦克要选用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呢？这是她一个有意识的选择，是在对传统的透明文本进行抵抗，让读者在晦涩难懂的语言中隐约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庶民对于主流化的习作方式的一种反抗，与其说这是斯皮瓦克理论的难懂之处，更不如说是其理论特色之处。
第五，斯皮瓦克提出了庶民解放的出路和方式，那就是要通过庶民的反抗来得到庶民自己的解放，而不是单纯的只是通过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早期的庶民学派的研究只是把目光聚焦于印度本土的民族解放运动，斯皮瓦克将这一焦点扩大到所有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解放运动以及庶民群体的反抗，当然她关注的焦点依然是以印度为主。
第六，斯皮瓦克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她在庶民学派的研究中引入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她对于第三世界妇女以及底层妇女的反抗与出路的思考，她认为在印度传统的官方的书写中，妇女始终处于隐身的地位，而这种隐身并非妇女自身自愿的选择，而是被迫的隐身，官方有意识的把男性作为书写中的主角，对于这种现状，斯皮瓦克以期通过文本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提供一个自我言说和表达的空间。
《庶民研究》第三卷之后斯皮瓦克正式加入该学派有关庶民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该学派最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并直接推动了该学派研究的后结构转向。而且正是通过她将庶民学派的影响扩展到西方，也是她将庶民学派关注的范围从历史文本的研究扩展到文学、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文本。斯皮瓦克因为其特殊的生活和求学背景，不仅十分熟悉印度本土的社会历史和现状，而且对西方理论也十分了解，不仅关注被西方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文学和文本，还关注在这些文本中成长起来的各类底层民众；从小对英语十分感兴趣的她最终选择了文学专业，这样让其在研究文学的同时，把握了当时最新潮的文学动态，如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化理论等思潮，也让走在这些思想的最前端。斯皮瓦克把自己的丰富复杂的研究视角糅合在一起，成为当今庶民学派成员中研究最广泛的名人之一。而在斯皮瓦克之前，很少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能够对庶民学派进行如此深刻的研究并将其与各种流派糅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庶民学派与世界学术界各种理论动态息息相关，互为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多数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甚至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课程当中一般都开设有“庶民研究”的专题，可以说，蓬勃发展的庶民学派深深的影响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特别是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思潮。后殖民批评的关注焦点是权力关系，特别是殖民主义文化的强势地位及其对于殖民地的渗透，而庶民学派将批评的触角伸向了殖民主义，尤其是殖民主义者对于被殖民主体的知识生产的操控，这就为90年代后殖民批评走向没落的时候却被重新注入了生机；谈及解构主义，庶民学派的与解构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特征是去中心化，去边缘化，目的是让那些属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文化逐渐的处于中心的地位。庶民学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非主流研究，因此毫无疑问，它是解构主义的拥护者。女性主义更是与庶民学派联系紧密，这在此书后面的章节会提到。
庶民学派可以说是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土壤，它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到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变化。抛开庶民学派研究斯皮瓦克的反意思想，乃至其他的思想如同缘木求鱼。有关庶民学派与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互通研究方面，即把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放置于庶民学派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斯皮瓦克作为庶民学派的核心人物，她的翻译学思想必然受到庶民学派的影响。庶民学派认为西方的理论建立在欧洲的经验之上，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和历史存在着歧视，再加之二者地理和时空上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误读，这些误读是以第三世界的庶民阶层“失声”为代价的，因此，该学派反对精英主义的学术研究，反对用精英主义的理论来解读边缘群体，比如低种姓群体以及劳动大众的作品，反对用这些精英的文学批评标准来贬低庶民的文学创作，而是试图将底层的经验纳入到知识生产中去，试图让庶民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基于庶民学派的这一基本观点，斯皮瓦克主张研究底层的庶民学派长时间的忽略妇女和性别的问题，这扩展了古哈等早期庶民学派成员对于“庶民”的定义。斯皮瓦克庶民的定义中不仅包括来自于中上层妇女，还包括农民以及其他庶民群体社区中的妇女。在她眼里，妇女是真正的被失声的“庶民”，又被她称之为“他者”， 在文化霸权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被归类为“他者”，并被一系列强制性父权制文化等级化、本质化和固定化。第三世界妇女由于所遭受的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构建而沦落为“他者”。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妇女呈现出失语状态，根本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力和空间，即使要表达也需要通过中介，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话语会被经过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过滤，或被忽略，或被选择的存在，即被西方和男性阶层改编成符合他们非属下或非贱民利益的话语存在。同样，如果一个事物被比喻为女性，那么其地位必然在世俗眼中是地下的。翻译和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也被划分于分散和局部的理论而认为具有女性特征，即“他者”特征。
随之她提出文本和语言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空间来言说妇女的真正身份。而翻译向来是文本和语言斗争的主要战场。具体到翻译领域，斯皮瓦克在研究庶民学派的文本时发现，西方知识建构通常把非西方的主体描述为西方再现体系僵化、无言的客体，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文化与历史。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为强势文化，强势文化自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遍意义，对异域的语言和文化一味排斥，不会主动地吸收，借鉴弱势文化，只有符合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期待的文本才能被翻译到强势文化中去，而不符合的非西方文化则予以丑化和摒弃。针对此，斯皮瓦克深刻的认识到边缘群体，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和经验被主流的知识与再现体系破坏与扭曲。因此在翻译中，她关注那些被隐身或者扭曲的“他者”现身。斯皮瓦克认为，翻译是一种阅读游戏，翻译的过程是一个阅读的过程，是译者瞬间的阅读理解过程向瞬间的语言表达过程的一种转换。译者通过创作性的瞬间阅读接受了不同文化的作品，然后再通过语言的重新建构来再现作品。斯皮瓦克“阅读即翻译”不仅认同了文本的语言层面，因为要阅读，语言层面是第一关，同时它还把译者的翻译工作看是对原文创造性阅读的过程，那么，跟以前的翻译不同，阅读过程中译者必然可以读出传统翻译理论关照下所进行的翻译实践中有意或者无意读不出但却实际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被称为“他者”。 “他者”在男权社会中的文本中被隐身了，或者讲“庶民”在强势文化的文本中“失声”了。
对 “他者”身份关注并且致力于改变这一身份一直是斯皮瓦克翻译理论的目标，即让失声的“庶民”出声，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她认为，翻译允许将修辞系统纯粹的合理性的挪用，但必须被置于适当的位置，这样会使人赏心悦目，也才是真正的翻译。但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里，性别歧视被作为正常的秩序而接受，这便是一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把修辞系统错误和不合理的挪用，甚至是忽视，这样的文本呈现于公众面前，修辞系统必然会对逻辑性产生颠覆作用。要求“他者”的现身是一种对于父权制度下文本的大胆而叛逆的翻译观点，却也是实现真正的翻译的前提，同时也给了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无数的启示。
我在整理本书资料的准备工作时，有感于该学派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但又深深地感到国内研究庶民学派的人不多。在西方社会，庶民这个词语成为西方研究边缘体文学、边缘群体的文化及他们的历史所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批评术语和分析范畴；庶民研究作为一个常识纳入到西方多数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与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等相关的课堂。但是在我国，庶民研究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200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刘健芝、许兆麟主编的《庶民研究》，其中收录了12篇庶民学派重要成员的文章。这标志着庶民学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但庶民学派和斯皮瓦克思想，尤其是她的翻译思想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斯皮瓦克作为庶民学派的核心人物，她的论文在最近几年，已经有数篇被翻译成了中文，国内还涌现出有许多研究斯皮瓦克翻译思想的学者，但是这相对于她二百多篇论文，多部专著，合计约一百万字的学术作品来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是因为斯皮瓦克的学术文章语言晦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斯皮瓦克非西方的学术背景视而不见，对其学术产生的背景庶民学派视而不见，是在是一种遗憾。弥补这一遗憾是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实际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