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斯皮瓦克的翻译观(3)

因此“性别”的概念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生理性别，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对不同性别的要求，习得和塑造了自己的社会性别。但正是由于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塑造而成，正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对于翻译，翻译的性别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翻译也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王宁说过：“因为翻译研究总是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狭义的字面翻译；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后者则有着较大的能动性阐释的张力”。翻译的生理性别即两种语言相对固定的文字和语法背景等不可变化的因素，也就是结构主义者所关注的表面上的语言转换，文字和语法背景因素如同人的社会性别所赖以生存的生理肉体，离开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则无从谈起。在翻译中，如果没有了原文和译文的文字及语法背景的物质支撑，那么翻译活动就成为空中楼阁而无法进行，当然也不会有社会性别之说。但是真正决定翻译性别的并不是这些固定不变的文字和语法背景等因素，真正决定翻译性别的是它的社会性别，那就是文化。可以说翻译是伴随着文化一起出现的，“翻译之事，由来已久”，“不同的文化需要沟通，这种沟通离不开翻译，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最终要的载体。可见，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文化总是在不断地变迁，因此如同文化中没有永恒的男性和女性一样，随着文化的变迁，笔者认为翻译的性别也会产生转换，它不会永远居于弱者的地位，而是总是随着各种变化的因素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致力于改变翻译的女性性别的力量之一。它产生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中，是翻译理论同女性主义相结合后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承认文化和语言构建现实的巨大力量，因此，该理论受到女性主义核心理论的影响，首先借助重构女性的性别而为翻译的性别正名，正所谓：“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翻译”。重构女性的性别的基础理论是女性的社会性别是由占主流文化的父权制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特征，男性与女性的生活经验有别，所追求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别，但这种差别却被父权文化社会无底线的贬低和歪曲，因此女性所表现出来的性别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性别，故而女性意识到这种性别差异与其背后的权力差异之后，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女性性别。语言便是女性重构性别身份的主要标志和主要战斗工具。因为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操纵工具，那么女性要想逃脱被歧视的性别身份就要停止对男性文本的被动接受，从女性自身的真实经验出发，对文本进行独立的阐释。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重视翻译的性别可一定程度上实现改变女性的性别定位的目的，即“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

斯皮瓦克并不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特定的领域，而是打破了专业的限制，横跨多种学科，吸收多种流派的思想，在其他领域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洛丽·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 、路易斯·冯·费拉德（Louise von Flotow） 和芭芭拉·戈达尔德 （Barbara Godard）和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齐名。在女性主义翻译领域，斯皮瓦克也硕果累累，成就非凡。在其研究初期，因对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解构主义代表作《论文字学》的英译本的翻译而成名，随后她用解构理论对女权主义进行多年的研究，出版了《翻译的政治》、《关于翻译的问题：游移》、《玛哈斯韦塔·德维<想象的地图>：译者序跋》、《属下的文学在现：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文本》和《在他者的世界》等多部涉及翻译问题的文章。即使是在其后殖民主义的重量级作品中如《贱民能言说吗？》和《斯皮瓦克读本》中，斯皮瓦克也谈到了翻译研究的种种问题。

总结而言，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显示出如下四个特征：

（一）解构主义特征

斯皮瓦克的翻译理念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斯皮瓦克的成名与德里达有直接关系。当时曾在一所名气不大的大学任英文系教师的斯皮瓦克，通过翻译介绍德里达及其后结构主义理论，一下出了名，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斯皮瓦克不仅是德里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而且也是对德里达思想把握最为准确的研究者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她为德里达的代表作《论文字学》撰写的那篇长达80页的“译者前言”以及其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解构主义者攻击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称之为二元独立的思想传统，提倡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永远存在。在阅读中，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很明显受益与此。一是体现在解构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或二元独立的“宏大叙事”上；二体现在对被压抑与忽视的“他者”的关注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很明显也受益于斯皮瓦克和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目的在于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标准和原则进行彻底的颠覆，并成为翻译研究一种全新的革命性力量。

（二）后现代主义特征

西方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时期的人文思潮成为翻译理论的主要源头。第一时期是古典主义（Classicism），第二时期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第三时期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始于20世纪50到60年代，以法国反传统浪潮兴起为标志，福柯（M. 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 F. Lyotard）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它以批判和背离现代主义为标志，其目的是消除现代理论和摧毁现代文明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同现代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非深度性。（二）多元共生性。（三）思维的否定性。（四）消解话语权力等等。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当时正值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女性主义理论也随之澎湃发展。早在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之前，就有一些零星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代表人物出现。最早的关男女平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Platon），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就把柏拉图视为第一个女性主义者。此后，涌现了一大批提倡男女平等的学者，如法国的彼森（Christine de Pisan）、英国的埃斯泰尔（Mary Astell）等等。随着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并且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女性主义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之后的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并称为现代女性主义。现代女性主义可以说是女性主义在没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之前的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似乎毫不相干，后现代主义关注意义、解释和二元论；女性主义关注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但实质上二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两者都是有意颠覆现存传统的理论思潮；两者都具有努力按照理想计划来改变现实社会的实践特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虽然一直各自独立地工作在一个共同的领域内，但两者在反对父权制，反对二元对立，及解构理性、知识、强调差异性和多元论的问题上，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斯皮瓦克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必然的会在她的翻译理论中烙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