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作为身处第一世界学术阵营内部的第三世界女性，斯皮瓦克宣称自己是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现实中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身份使得斯皮瓦克从一个学者的高度上敏锐而深刻地体验和意识到这一身份所带来的方方面面有形无形的压力。为了证明并修正这一现实，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精神分析理论被作为有效的手段或认同与批判的对象有机地整合入她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因其特殊的维度而成为她理论体系中的最终指向，这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斯皮瓦克的体系中，我们既可站在后殖民的角度上来关注女性主义，亦可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上来观照后殖民主义。
斯皮瓦克首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的理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即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性别”一词，在传统的观念中，似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和阶级的色彩。古往今来，男性和女性各自遵守着自己的性别定位。社会、主外、阳刚、主动、理性等修饰词被用来描述男性；而家庭、主内、阴柔、被动、感性等词被判给了女性。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1951）在她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或者更明确的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在被那个她成长的社会中或者在对那个社会对女人的期待而做出的反应中，被转化成了女人。女性受到歧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经叙述中，可以说《圣经》标志着性别歧视的开始，因为它将人类堕落之罪归咎于夏娃。此后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查尔斯·达尔文都发表过生命生成女性是一种过时的、低等文明，她们弱于那些在体质上、智识上、艺术上高人一等的男性。所以，凡是被认为低劣的物质都被与女性划分为一类。斯皮瓦克身为女性，生长于女性歧视严重的印度，对女性的地位更加是感同身受。她对女性主义有着自己独特见解。
斯皮瓦克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她的批评大多是围绕女性而展开的。同时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 她总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关注“庶民”（subaltern）那些沉默的边缘群体，尤其是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在她的眼里，第三世界的妇女承受着双重的压迫，一方面是宗主国或者殖民地国家的压迫，除此之外，她们还承受着来自殖民地国家和本国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在双重的压迫下，她们失去了自我，不能表达自己，处于“他者”地位。
斯皮瓦克又是一个后殖民主义者。北京大学出版社在1999 年出版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是近些年来介绍后殖民理论论著中较为系统的一部，书中介绍了斯皮瓦克的两篇非常有影响的论文，成为研究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依据。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在20世纪，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结束了殖民统治，纷纷独立。这时候，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仍然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渗透和侵略。因此，西方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继续保持着双方不平等的事实，这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独立后但仍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国家逐渐的分析和认识到了自身的文化地位和被殖民的命运，开始寻求自我的价值取向。后殖民的理论在此时也随之得以兴盛。后殖民地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半个世纪以前，法农（Frantz Fanon）等学者就开始从殖民的角度思考文化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其后作家阿彻伯（Chinua Achebe），奈保尔（V.S.Naipaul）也进行了殖民主义创作的尝试，但后殖民理论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一九七八年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作品《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出版以后。爱德华·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国家对东方的研究，讲述的是一个东方的故事，而不是真正的关于东方国家的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的核心就是东方主义的研究。继爱德华·萨伊德之后，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有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Homik Bhabha）。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结合在后殖民地理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后殖民理论。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以帝国话语的模拟和戏仿为特征实行削弱权威化的策略，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爱德华·萨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位大家，至今无人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斯皮瓦克同萨伊德后殖民理论的系统性和庞大性无法比拟，但她在后殖民研究中引进了女性主义视角，并提出了富有深度的见解，这正是其的特色所在。
殖民地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宗主国的依附，因而其文化记忆被深深地打上了“臣属”的印记。殖民地的历史在成为第一世界观照对象的同时，受到知识暴力的压迫，遭受人为虚构而产生变形，成为一种“虚假”性的文本。斯皮瓦克意图推翻这种虚假的历史，重建客观真实的殖民地历史。她提醒人们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审视受到帝国主义篡改和误读的历史文本，尤其是女性受压抑的历史叙述。 斯皮瓦克从男性与女性、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与第三世界妇女再到第三世界内部男性与女性，对涉及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领域中无论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还是经济与政治、文化等方面诸多重要问题进行阐述，论证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边缘与失语状态，她们无疑是最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典型群体。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主要体现在《贱民能言说吗？》中，在该书中，斯皮瓦克借助自己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对于“贱民”或称“属下”或者“庶民”等非主流的边缘文化和政治群体给予了支持。她认为这些群体主要指从属于殖民地国家的第三世界，而这些国家的妇女，更是属下的属下，边缘的边缘，因为这些妇女不仅遭受经济、政治的压迫，还遭受着性别的压迫，即斯皮瓦克所提到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第三世界妇女由于所遭受的男性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双重构建而沦落为“他者”，在这种现实压力下，妇女呈现出失语状态，根本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力和空间，即使要表达也需要通过中介，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话语会被经过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过滤，或被忽略，或被选择的存在，即被西方和男性阶层改编成符合他们非属下或非贱民利益的话语存在。通过对第三世界妇女从属话语地位的研究，斯皮瓦克对于殖民主义者在语言方面给第三世界妇女造成的话语压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同时，她还就西方国家的小说文本中体现出的对于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建构进行了评价，认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话语霸权行为，认为女性主义文本在这里成为殖民统治的文本，提出女性文学批评家应转向研究帝国主义的统治档案，而不能只关注他们的文学作品，而被其虚伪的外衣所迷惑。
针对她所分析与研究的殖民地女性文化的普遍现状，斯皮瓦克提出了她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