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出现大致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但大规模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真正发展则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理论界对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已进行了广泛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发展规模及其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无法解释这种经营组织形态。
一、理论史考察
跨国企业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商务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欧洲的中世纪时期（J。 Geof-frey，1993），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和跨国企业形成原因的独立理论或范式，1960年海默在麻省理工学院通过的博士论文首次提出的一种正式解释成为理论形成的标志，由此开始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概念框架中研究对外投资。俄林（1933）用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禀赋导致的利率差异解释国际资本流动。麦克道格尔（G。 MacDougall，1960）和肯普（M。 Kemp，1962）沿着这个理论传统，用各国不同资本存量导致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资本边际收益差异，来解释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利率差异对国际间证券投资可以提供适当的解释，但不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
尽管60年代以前没有独立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理论，但经济学家已注意到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从30年代开始，有几项经验研究均不同程度涉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例如，F。 Southard，1931；Southard，etc。，1936；E。 Barlow，1953；Dunning，1958），特别是威廉森（1929）的经典文章，已充分认识到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不能有效解释国际经济活动中日益增长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重要性。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企业跨国界活动的所有权问题，这种企业跨国界活动在当时被看做是国际卡特尔的替代形式（A。 Plummer，1934）。彭罗斯（E。 Pen-rose，1956）根据对通用公司在澳大利亚制造子公司的案例研究，对这种国外子公司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法国经济学家拜叶（M。 Bye，1958）试图对石油产业中不同生产阶段在国际范围内的纵向一体化问题作出解释。尽管这个时期科斯已提出交易费用理论，但没有经济学家利用该理论对企业经营国际化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正规的理论分析，因为科斯（1937）的理论贡献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被理论界所充分认识。
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提出为标志，我们可以把跨国企业理论的随后发展大致分成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分支，即海默的垄断优势模型和弗农的产品周期模型，它们分别以产业组织理论和贸易与区位理论为基础。同时，以企业理论为基础的跨国企业行为分析，尽管比较粗略，但对理解跨国企业的某些特征提供了重要工具，并预示了以后的研究方向。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理论的繁荣发展时期。首先，内部化理论出现及其随后折衷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跨国企业理论达到一个成熟阶段；其次，国际化生产阶段论的提出意味着跨国企业理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关于日本式跨国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跨国企业理论的扩展。80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三阶段。对跨国企业新特征、中小型企业国际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对原有理论假说的检验和已有理论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把企业资源基础论和经济进化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跨国企业，以及依据经济进化理论研究产业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研究重点从跨国企业形成机制向发展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转变等，构成这个阶段理论发展的主要内容。
（一）理论形成阶段
海默从区分国际间接投资与直接投资作为出发点，明确指出，只有考虑到市场不完全才能理解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动因，市场不完全使企业形成和保持垄断（特有）优势，也促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作出战略性反应，并把对外投资作为利用市场不完全的手段，使本企业的垄断（特有）优势能够在国外获取利益。随后，许多研究者围绕市场不完全和垄断（特有）优势的概念进行补充和发展（Kindleberger，1969；Caves，1971，1974；Johnson，1970；Penrose，1976；McManus，1972；Aliber，1970；Grubel&；Ver-non，1968；Grubel，1968；Levy&；Sarnat，1970；Lall&；Streeten，1977；Rugman，1976；Wolf，1977）。由于企业拥有的特有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拥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内生产然后出口，或者向国外企业发放许可证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优势。因此，在这个阶段，经济学家探讨了企业优势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原因。金德尔伯格（1969）指出，凡是在通过许可证方式不能获得技术优势全部租金的地方，就会采用直接投资，但并没有回答为什么通过市场不能获得全部租金。凯夫斯（1971）认为由于专门知识不能离开企业和企业管理人员被单独转移，许可证方式不可行。在巴克利和卡森（1976）之前，一直未能提供综合和系统的解释。同时，企业特有优势也不能单独说明为什么直接投资优于出口，这又引进了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劳动成本、市场状况、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等（Johnson，1968；胡德和扬，1979）。在这个阶段，也有经济学家根据企业垄断优势论的基本命题，从企业寡占行为角度研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Knickerbock-er，1973；Flowers，1976；Graham，1975；Vernon，1974），当然由于这时产业组织理论还未能提供较完善的寡头行为分析模型，这种分析还是很初步的。
与海默侧重于探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原因的思路不同，弗农（1966）关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他应用产品周期概念，把产品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要素比例差异与不同国家的区位特殊优势结合起来，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和建立国外生产基地之间的选择。霍夫鲍尔（1965）和赫希（1967）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弗农的理论。实际上，弗农是把企业特有优势作为对外投资的既定前提，从此意义上说，他的理论与海默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并且到这个阶段的后期，这两个理论分支开始融合，尽管他们的研究兴趣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不相同（Dunning，1993b）。
根据经济学的非主流企业理论（W。 Baumol，1967；William-son，1964；Penrose，1956，1959；R。 Marris，1964）和管理学的企业行为与决策理论（Simon，1962；Cyert&；March，1963；Aharoni，1966；Ansoff，1965）的扩展性应用，分析跨国企业的寡占性行为及其福利效应，显示了极大的理论创新空间，但没有在跨国企业的理论主流中产生应有的影响。
（二）理论补充和完善阶段
第二阶段的研究重点逐步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转向同时研究直接投资原因、跨国企业行为和跨国企业经营。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在于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较少涉及企业本身的行为目标、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等方面，以及这些方面对企业直接投资的可能影响，有关跨国企业行为的研究成果也未能融入理论主流。70年代，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从事投资的企业组织的性质和战略密切相关，因此他们开始注意考察跨国企业与单业务企业及国内多厂企业的不同性质，以及它们之间行为差异的原因及形式。同时，理论上对企业组织的理解也有了重大进展，为跨国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供了条件。
马克曼卢斯（1972）、巴克利和卡森（1976）、马吉（1977）、斯维登鲍格（1979）、蒂斯（1981a，1981b）、邓宁（1981）、亨纳特（1982）、拉格曼（1982）等人所阐述的内部化理论，提供了理解跨国企业的一般性框架（Rugman，1986）。这种“一般性”体现在：首先，该理论能解释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该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相符合，即假设跨国企业也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经济主体，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最后，该理论依据科斯（1937）的交易费用概念，从企业存在的原因推导而来，因此，理论基础具有一般性。
与海默依据结构性市场不完全进行推论不同，内部化理论采用交易性市场不完全概念，认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业务扩展，是为了规避市场的较高交易费用，因此跨国企业是用企业内部跨国界交易取代国际市场上企业间交易的一种组织设计，这样，如果说垄断优势论只是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内部化理论则是一种跨国企业理论。巴克利和卡森以三个假设为基础提供了一个内部化理论的系统框架：（1）企业在不完全市场中追求最大化利润；（2）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使企业在组织系统中创造“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以节约交易费用；（3）跨国企业是跨国界的市场内部化过程的结果。按照这个框架，内部化理论在一般意义上被看做是对企业存在的一种解释，在特殊意义上则被看做是关于跨国企业产生的一种理论。
邓宁认为，完整的跨国企业理论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某些企业如何能够获得和维持相对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较强竞争能力；为什么企业需要通过在国外投资扩展企业边界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优势；决定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因素是什么。而已有的垄断优势论、内部化论和区位论这三种主要理论只能回答其中的某一个问题，因此，需要对已有理论加以综合，即把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国际生产一般理论，既作为分析跨国企业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也可以预测企业面对国际市场时，在出口、许可证交易和国外生产三种方式之间的选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邓宁建立了折衷理论（Dunning，1977），随后这种理论几乎成为跨国企业的通论，标志着跨国企业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在后来的研究中邓宁又不断对该理论范式进行细化、修正、补充和发展（Dunning，1979，1980，1981，1988）。在邓宁提出折衷理论之前，科登（W。 Corden，1974）通过修改和放宽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某些假定，也显示出可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作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把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结合起来，但是极不充分（胡德和扬，1979）。赫希（1976）则通过建立一个包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额外成本、专有性资产收益这四个变量的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企业在出口和国外生产之间的选择，显示了较高程度的综合性，例如它可以包容寡占反应模型，引入时间因素就可以包容产品周期模型（胡德和扬，1979）。
以企业已有优势或对优势的利用能力来解释跨国企业产生，均属静态分析。任何一家跨国企业总是从国内企业逐渐成长起来的，对这种成长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把握跨国企业结构特征和行为特征的决定因素，也可以为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以及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北欧的一些学者（Carlsen，1975；Forsgern&；Johanson，1975；Johanson&；Wiedersheim-Paul，1975；Jo-hanson&；Vahlne，1977）提出的“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与弗农相似，他们也侧重探讨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但他们不是以产品周期理论为基础，而是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要点是：第一，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是由市场知识的性质所决定的，市场知识中的经验性部分对企业至关重要，而它们只能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获得和积累。第二，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呈现出明显阶段性连续过程，每个阶段具有相应的经营形式，主要包括四个阶段和相应的四种经营形式（Johanson&；Wiedersheim-Paul，1975）。国际化过程中由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以及相应的经营形式转换，表明了企业对国外市场承诺程度的提高。第三，企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决定于企业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指妨碍和干扰企业与国外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政治体系等。第四，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从事国际经营方式通常经历纯国内经营—通过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国外销售分支机构—国外生产。二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区域扩张通常经历本地市场—全国市场—邻近国家市场—全球市场。
60年代形成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跨国企业的经验为基础，据此形成的理论通常会得出以下的预期，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主要发生在研究密集型的行业和那些通过市场营销技术形成产品差异的行业，并且与企业规模大小正相关。但是，随着60年代日本企业和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投资的出现，其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地区分布与美国等先行发达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此上述理论不能提供有效解释，于是形成一系列新的观点。小岛清（1978，1981）根据与美国跨国企业的比较，概括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其特点是顺贸易指向型，即日本对外投资的项目一般是本国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所谓“边际产业”，因此不会产生对本国贸易的替代效应。并且企业拥有垄断（特有）优势并不是“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Ozawa，1975；Kojima，1978）。该时期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主要是经验性的案例研究，但理论性的成果也已出现（Dunning，1981；威尔斯，1983；Lall，1983），下面还将详细涉及。
（三）理论拓展和深化阶段
第三阶段没有出现具有重大理论突破的全新综合理论框架，但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领域的扩展，投资方式的不断变化，为跨国企业理论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经验基础，理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均有所发展。
首先，对跨国企业新特征、中小型企业国际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代表了这个阶段跨国企业理论研究广度的拓展。技术优势是跨国企业的最主要竞争力所在，传统理论把它看做既定的，但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跨国企业保持技术优势的基本手段就是进行研究和发展方面的投资，70年代关于欧洲公司的一项研究（Parker，1974）就表明，大约50%的跨国企业属于研究密集型的，其他企业的该比重只有约15%。8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企业开始以全球技术战略为核心构建其跨国经营战略，相应地理论界对跨国企业研发行为及其机制、跨国企业研发的行业特点、不同母国跨国企业跨国研发投资行为的差异以及影响跨国企业跨国研发决策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研究（Dunning，1993a；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1999；OECD，1998；Kuem-merle，1999）。巴克利（2000）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不同市场（商品、劳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差异，使得“灵活性”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力至关重要，而对灵活性的追求必然对跨国企业的外部环境、企业界限和企业内部组织等产生重要影响，也影响跨国企业的国际经营战略。伯金肖、胡德和琼森（1998）探讨了跨国企业通过各子公司的全球学习过程，创造新知识，并迅速有效地在跨国企业内部进行传递和整合，对跨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性。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和重要性的提高，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制定鼓励跨国企业投资的激励性政策，关于政府与跨国企业之间关系的“谈判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Behrman&；Grosse，1990）。8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国际经济活动的障碍逐步减小，国际竞争环境也有所变化，这种情况导致大量中小企业也参与到跨国投资的行列。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信息和知识获得的角度（Liesh&；Knight，1999）和网络联系的角度（Chen Homin&；Chen Tain-Jy，1998）对中小企业跨国投资的条件和动因进行分析。坎特维尔和托伦惕诺（1990）、托伦惕诺（1993）提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是这个阶段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对已有理论模型的检验、修正、补充与发展，以及把企业资源基础论和经济变迁进化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跨国企业，依据经济变迁进化理论研究产业发展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代表了这个阶段跨国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刘（Liu，1997）利用斯宾塞（M。 Spence，1973，1974）信息经济学的信号模型，建立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号模型，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功能，是向外部市场发送有关企业特有优势市场价值的信号，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和许可证交易。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出口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和互相强化的关系，跨国企业的内部化交易与外部市场交易之间也不是互替关系，而是互相强化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信号模型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对内部化理论提供间接的经验检验。巴特利特和高歇尔（E。 Bartlett&；S。 Ghoshal，1998）将弗农的产品周期模型加以扩展，提出产品创新（在母公司或某一子公司开发产品）、接近市场（当地化生产或改造）、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在全球范围进行标准化生产）的企业三阶段跨国投资模式。
企业资源基础论是管理学科的学者（Wernerfelt，1995；Conner，1991；Barney，1991）提出的理论，认为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决定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其中由企业自身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不可模仿的知识和技能，构成企业的核心资源，也称“核心能力”，它是决定企业差异的关键。
经济变迁进化理论则是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1982；Do-si，Freeman，Nelson，Silverberg&；Soete，1988；Saviotti&；Mecalfe，1991）发展的理论，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非均衡性、路径依赖性和内生累积性，以及决定或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因素的相互依赖性，并把增长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尔逊，1996）。
把企业资源基础论和经济变迁进化理论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企业不仅是一组资源或能力的集合，而且是随时间过程而持续积累的资源集合，由此可以得出推论，跨国企业是企业内部特有资源持续积累的结果。与折衷理论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用企业已有资源或能力的组织调度和区位配置来解释跨国企业的产生不同，上述两种理论的结合，显示了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的经营扩展，也是积累企业特有资源和能力的过程，并且企业可以设计和执行一定的战略来发展这些资源及其竞争力，对外投资就可以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国际化扩张的一种战略。
与上述理论相关，把“知识”作为企业竞争力资产的观点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现在人们用知识经济概括目前的发展阶段，就是承认知识是企业或国家增加财富的基本要素，科古特和赞德（B。Kogut&；I。 Zander，1993）认为企业是一种特有的创造并在内部转移知识的社会共同体，跨国企业的产生不是由于知识交易的市场失效，而在于它是高效率地进行知识跨国界转移的组织载体，就是说，即使知识等中间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由于企业作为转移这些中间产品的组织其效率更高，也会出现用企业替代市场作为交易机制的动力，当这种替代跨越国界时就产生了跨国企业。
坎特维尔（1989）、纳汝拉（1996）在经济进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一国技术进步的累积性演进过程，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变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指出一国企业的特有优势和竞争能力是累积性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结果，因此某一时点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程度、性质和一国经济结构均由以前的积累性进步所决定，由此也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路径论（邓宁，1981）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最后，理论研究重点从跨国企业形成机制向发展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转变，反映了这个阶段跨国企业理论的应用性程度的提高，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进展及其重要性和可能性（Dunning，1988，in Dunning（ed），1993b；Casson，1991，in Dunning（ed），1993b）。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企业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使跨国企业活动的地理多样性和经营的一体化程度同步增长，形成了更加一体化的国际分工（UNCTC，1993），在传统的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对外投资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战略资产寻求型（也称资产增强型）对外投资，这种投资不是依据企业的已有优势，而使为了获得母国之外的各种具有默会性的无形资产，它们也可以增强跨国企业已有的所有权优势（邓宁，2000）。经济学家在尼克博克（1973）和格拉汉姆（E。 Graham，1975）研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的方法对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分析（Veugelers，1995）。跨国企业寻求战略资产，除了采用传统的收购或绿地投资形式对外投资之外，8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盛行跨国战略联盟的形式，经济学家依据价值链理论、网络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秦斌1999）。由于战略型对外投资对跨国企业重要性的提高，波特（1980）、科古特（1988）把战略变量引入跨国企业优势分析框架，提出“战略优势”的概念。马克奇里基于战略优势分析，仿照邓宁的折衷框架，提出一种新的关于企业选择参与国际经营活动形式决定因素的框架（刘海云，2001），如表2-1所示。
二、主要理论分支
经济学中对跨国企业及其活动的分析，核心问题是企业价值增值活动的区位安排和这些活动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及其组织协调，因此，需要结合经济学的两个分支（Dunning，1993，in Dunning，1993 b；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克鲁格曼，1997），即基于资源禀赋空间分布的国际间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或更广义的组织经济学。前者主要涉及生产活动的区位安排，贸易理论通常与其相联系；后者则涉及生产活动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以及由企业安排的与生产活动相联系的交易形式。但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逐步重视跨国企业的形成过程，以新经济增长理论（Romer，1986；Lucas，1988）和经济增长进化理论（纳尔逊和温特，1982）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技术创新与跨国企业优势形成之间的关系，指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均是累积性技术进步和组织进化的结果（Ca-ntwell，1989；Tolentino，1993），并且在更广的意义上，跨国企业优势的形成与一国经济发展过程及其结构升级密切相关（Narula，1996）。据此，从经济学科的角度可以把跨国企业理论分为三个主要分支：即基于区位与贸易理论的宏观分析、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微观分析和基于经济增长进化理论的动态分析。同时经营管理学科也研究跨国企业的形成过程，但与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它试图对国内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可能经历的阶段作出概括和解释，并侧重从经营的角度强调外部环境和内部战略在决定一个国内企业成长为跨国企业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它对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这样，大致可以归纳出跨国企业理论的四个分支：宏观分析、微观分析、动态分析和企业国际化理论。
（一）宏观分析
宏观分析是根据国家水平（母国或东道国）生产要素差别或经济环境差别，来解释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继承了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因此可恰当地称之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不是真正的跨国企业理论。第一，约翰逊（1970）、邓宁（1973）和格雷（1978）等根据要素禀赋差别形成的国家区位特征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他们主要涉及的是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劳动成本、市场特征和状况、贸易壁垒和政策环境（胡德和扬，1979），这方面的分析后来被邓宁综合到他的折衷理论之中。弗农（1966，1974）和赫尔施（1967）把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要素密集度变化与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结合起来，说明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该理论归入宏观分析范畴。第二，科登（1974）认为依据新要素贸易理论，把人力资本或知识作为独立要素，并放弃要素在国家之间不流动和不同国家生产函数相同的假设，就可以解释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三，阿利伯（1970）用不同国家的资本化率差异来解释直接投资活动。资本化率是指收益流量的资本化程度，可表示为资本价格与收益流量之比。资本化率高意味着同样的收益流量可以形成较高价值的资产，而资本化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不同国家货币在资本和外汇市场上的软硬程度，硬货币国家的企业在软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能够获得通货升水，从而获得较高的资本化率。他认为用企业特有优势方法，既不能预测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模式和产业模式，在解释变量中也缺少与国内经济相区别的国外因素，如不同关税区、通货区和税收制度差别等，企业特有优势使用方式的选择（出口，许可证交易，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不同国家资本化率的差别。阿利伯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国家货币差别而非企业本身融资能力差别所造成的资本化率差别，因此属于宏观分析的范畴。第四，小岛清（1973，1978）也指出产业组织方法忽略了国际间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国际分工的作用。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各国生产函数相同并不合理，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那些将要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可能更适合其他较低发展阶段国家的要素禀赋。这种情况下，同样可能发生前一类国家向后一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特有优势并不是国际间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并且这种直接投资具有扩大两类国家之间贸易规模的特点，属于“顺贸易导向型”的直接投资。
（二）微观分析
微观分析是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了跨国企业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扩张的原因与条件，跨国企业的行为、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等方面的特点，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和假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垄断优势论、内部化论和寡占竞争论。微观分析构成跨国企业理论的主流，其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分别来自贝恩（J。 Bain，1959）开创的产业组织理论、科斯（1937）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伯利和米恩斯（1933）开创的管理者理论、熊彼特（1912，1934）、奈特（1921）的企业家理论、彭罗斯（1956，1959）的企业成长理论，以及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西蒙（1947，1955）、威廉姆森（1975，1985）等发展的组织理论。
彭罗斯（1956）早于海默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提出企业成长的跨国企业观点。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营规模扩展的一种表现，并认为“对日益增长的直接投资进行分析，恰当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长理论，而不是对外投资理论”（1956，P224）。在没有明显不利的条件下，企业家均倾向于将企业内部拥有的内部管理资源运用到更大范围和具有更好机会的领域，不仅在已有的经营领域扩张，而且会设法生产新产品或进入新市场。企业成长不是一个持续的直线过程，而是会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动而波动的，也可能受内部困难所阻止，但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过程不能持续下去。导致企业成长的因素不单纯是外在的，更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内部资源所决定的，内部资源是随企业活动的进行内生积累的，因此，企业成长也是内生的过程。她用企业成长的内在趋势来解释企业建立和扩展国外子公司的原因，同样是企业内部的经验、管理能力和技术诀窍等内部资源决定了企业跨国扩张的程度。并且认为一旦国外子公司建立，它也具备自身独立的成长机制，这时是企业成长导致对外投资增长，因为这时的企业通常是子公司留利的再投资。彭罗斯根据分析得出以下命题，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就是母公司的资源和经验，不仅包括管理和技术人员方面，而且包括资源和经验在企业内部使用所具有的更高效率，这是一种不能具体化的优势。
由于企业成长的跨国企业观点只是从单个企业的成长机制上给出一种跨国扩张的可能性，无法在这个观点的范畴之中容纳跨国扩张的必要性，因为企业成长可以在国内进行区域或业务的扩展。这个观点也缺少与市场结构联系的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把握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竞争行为，而这对解释企业的区域或业务的扩展模式是关键要素。这些不足是导致该理论观点一直影响较小的原因。后来根据管理者理论发展的销售收益最大化（鲍莫尔，1967）、管理者效用最大化（威廉姆森，1964）、增长率最大化（马里斯，1964）和行为理论（西蒙，1962；西尔特和马奇，1963；阿哈罗尼，1966）等模型也能适宜于解释企业的跨国行为（胡德和扬，1979），但均不同程度存在与彭罗斯理论相同的问题。
垄断优势论是海默（1960）依据贝恩的“进入壁垒”概念，以结构性市场不完全为前提，提出的一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他指出直接投资的特征在于对国外经营活动的控制，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消在与当地企业竞争中的不利因素；二是不完全市场的存在，使企业拥有和保持这些垄断优势。并且海默发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具有独特优势的少数部门，它们进行跨国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充分利用“独占性的生产要素”优势，控制国外经营，借此控制东道国市场，以谋求垄断利润。海默把对外直接投资与市场不完全联系起来，这是与彭罗斯理论相比的进步之处。在海默之后，金德尔伯格（1969）把市场不完全具体分为产品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和政策措施导致的市场不完全，把特有优势归纳为知识资产（专有技术、管理技能等）、产品差异化能力（商标、营销技巧、操纵价格等）和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三类，并用收益流量资本化的公式来说明海默理论与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区分（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1982）。
沿着海默的垄断优势论思路，尼克博克（1973）通过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行业情况的分析，发现这些行业的集中程度一般较高，具有典型的寡头垄断特点，在这种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中，为了竞争的需要，寡头企业把互相追随进入新的国外市场作为一种预防性策略，即一旦该行业中某个企业到国外投资，为了抵消占先者可能获得的优势，其他企业也会追随先行者进入新市场。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跟随领先者假说”。弗农（1974）则引入寡头市场行为以弥补早期产品周期模型的不足，结合企业特有优势，强调了企业寡占行为对产品周期的影响。在创新寡占阶段，本国垄断企业的生产区位放在国内，不仅是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以对新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把生产过程与研发活动相协调，以保持技术创新方面的垄断地位。成熟寡占阶段通过研发、生产和营销等活动的规模经济构筑进入壁垒，是寡头企业的主要竞争策略，通常按跟随领先者的方式确定经营活动的区位安排，以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老化寡占阶段的行业进入壁垒大大降低，这时寡头企业一般通过卡特尔或产品差异化保持垄断，或者退出该行业进入新的行业，这个阶段的经营活动区位基本上取决于成本因素。格拉汉姆（1975，1978）的“交换威胁”模型进一步认为，寡占行业中垄断企业之间的策略行为不只是限于国内企业，当一家寡头企业对外投资建立子公司时，也会打破东道国原有企业之间的均衡，会使东道国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它们将向对方的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以分享其市场份额。
内部化论以市场交易性不完全为前提，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对跨国企业形成提出最一般化解释。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1937）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解释市场中企业存在原因所提出的假说，即由于信息的不完全，通过市场交易必然发生与询价、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巴克利和卡森（1976）根据交易费用理论指出，随着分工的深化，中间产品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大，更重要的是，以知识形态为主的中间产品地位超过传统的半成品、原材料。而知识、技术、技能等中间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使交易费用过高，甚至无法实现交易，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通过内部化交易取代市场市场。当企业的这种内部化过程跨越国界时就产生了跨国企业。
邓宁（1977，1979，1980，1981，1988）依据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形成的折衷理论，试图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的选择给出统一的解释。他把与企业直接投资相关的条件概括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企业本身具有的竞争优势、国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相比所拥有的优势、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所获得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企业用内部交易取代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优势，具体说，一是由于减少市场交易费用，并利用具有隶属关系的企业内部组织来获取交易利润；二是保证从自己拥有的特有优势上获得最大限度的租金。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所特有的有利于国外企业投资的条件，一是东道国要素禀赋所产生的有利条件，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市场规模、收入水平、基础设施等；二是指东道国社会因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如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特征、教育水平等。
邓宁认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选择以及国际生产的决定，均取决于上述三种优势的结构，它们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只有三个优势同时具备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发生（Dunning，1981b，in Kuman&；Mcleod，1981，P4）。这一范式通过强调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一种综合解释。给定国外生产的附加成本，跨国企业“如何”能够与当地企业竞争？取决于企业特有的所有权优势。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企业“为何”不采取许可证交易方式利用国外市场机会呢？内部化优势提供了答案。跨国企业在“何地”从事国际化生产？按照区位理论，应该选择那些能够把本企业特有优势与东道国禀赋结合起来获得利益的地方建立增值环节。通过解决企业向国外扩张时涉及的上述问题，折衷理论解释和预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模式。邓宁认为，这些优势不仅影响所发生的国际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区位，而且影响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特征，由此决定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因此，折衷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解释传统的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也能够解释新的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Dunning，2000，in Hood&；Young（ed），2000）。
（三）动态分析
上述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均属静态分析，是以一定时点上相关优势的存在为条件，而没有探讨这些优势的形成及其过程。弗农（1966）在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研究中首次引入动态研究方法。他的产品周期模型从企业产品成长的角度，把企业利用特有优势的方式与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相应的不同市场策略结合起来，解释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模式，对企业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最初的动态分析。企业作为产品的提供者，其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产品竞争力上，为此，企业总是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而任何一种产品均会经历其生命周期的新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这三个阶段，由于产品在每个阶段的要素密集度和市场需求状况不同，会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的市场经营策略，由此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现。在新产品阶段，该产品反映了企业所在国的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情况，考虑到新产品的市场竞争状况以及自身的技术、性能等方面因素，企业通常选择本国作为生产基地，并在国内市场销售新产品。在成熟产品阶段，产品开始向经济收入条件相似的国家大量出口，国内外的竞争和产品的需求弹性均变得较大，这时只要出口的边际生产成本加运输成本低于进口市场预期的平均生产成本，企业就会选择出口利用国外市场，只有当上述条件变得有利于对外投资时，企业才会利用在当地投资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标准化产品阶段，企业在该产品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已消失，成本因素在竞争中起决定作用，企业会考虑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直接投资，谋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向母国返销或向第三国市场出口。
在弗农的模型中，虽然考虑的主要不是企业特有优势本身及其变化，而是企业利用特有优势方式的变化，但他关于新产品出现条件的分析，对理解企业特有优势的形成及其变化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新产品的出现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这种技术创新之所以发生在某些国家的企业，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积累和研发投资；二是国内需求方面的偏好、收入水平等。因此，可以预期，随着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一国企业的优势会随之变化。如果把弗农着眼于一国企业的这种动态过程扩展到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帮助理解跨国企业出现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为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供一个工具。
邓宁（1981，1986）则依据折衷范式把企业特有优势的形成和发展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直接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路径、周期）论。该理论以微观的折衷范式为基础，又从宏观角度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从而为分析一国跨国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框架。它包括三个命题：一国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经济结构的转换；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与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国外企业的投资流入，存在着系统性的联系；一国的直接投资活动（对外投资和外资流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状况是变动和相互作用的，即直接投资活动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影响，反之，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也受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
坎特维尔（1989，1996）进一步以技术进步的进化理论（纳尔逊和温特，1982）为基础，探讨了企业特有优势形成的过程和机制。对技术概念的广义解释是坎特维尔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他完全采纳了技术进步进化理论的技术定义。技术在狭义上通常被定义为生产方法或工艺操作，因此，可以被看作是研发的结果。而在广义上，技术则被定义为包括了生产和组织所有方面知识的集合，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区分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因为它们只是属于知识积累的不同形态。这时需要把技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要素。它们是可“编程”的要素，即能够以工程图纸、设计方案、组织流程图、操作手册等形式存在的知识形态，尽管这些知识的应用过程中也包含由个人知识和经验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它们可以作为在科研人员、工程师、管理者、操作者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信息，狭义上的知识实际就是这种公共知识。第二，默会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要素。它们是特定企业的专有知识，通常以组织惯例和特定生产团队集体经验和技能的形态存在（纳尔逊和温特，1982）。由于这类知识与具体企业中的集体经验和技能相联系，它们难以在企业之间进行交流和交易。广义技术定义的重要特征就是包括了体现企业特有能力的默会性知识，公共知识可以在企业之间交易或转移，而默会性知识是企业特有竞争优势的基本要素，它是不可交易的，并且依赖于内部组织的学习过程。尤其重要的是，上述两类知识在实际使用时是互补的，在生产活动中不能单独使用一类知识，这样，即使公共知识可以交易和转移，但它要能够发挥作用，则必须发展相应的默会性知识加以支持。因此即使某个企业尽力试图模仿另一个企业，也无法成功，因为每个企业的学习过程和实际的惯例均是独特的，是严格依赖于以前的机会和市场经验而积累形成的，而无论如何，过去的历史是无法模仿的。技术默会要素的企业特有性，也导致企业对公共知识使用的差异性，从而某种程度上使公共知识在企业中也具有了一定时间的企业特有性。
依据上述对技术的广义理解，企业特有优势的主要成分是默会性的知识，由于公共知识可以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或其他途径获得，原则上说对所有企业均是相同的，无法构成企业的特有优势，即使能够成为企业暂时的特有优势，也是由于企业默会性知识的作用。而企业默会性知识的取得是来自企业的集体学习过程，这种学习过程一方面是对可编程的公共知识的创造、吸收和应用，另一方面是体现在组织惯例之中的默会性知识的积累，并且这种学习过程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因此，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内生过程，一个企业转变为跨国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出现跨国企业均是技术积累过程的自然结果。单纯用企业的研发投资和活动无法解释企业的知识积累过程和特有优势形成过程，同样，用研发投资和活动密集与跨国企业之间的统计关系证明前者是导致跨国企业产生的原因，具有误导性，简单地把研发投资作为企业创新动力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一定意义上研发密集和跨国企业的形成均是企业技术积累的结果，当然它们也会反作用于技术积累过程。
与坎特维尔从微观的技术演进分析跨国企业的形成有所不同，纳汝拉（1996）则以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路径论为分析框架，吸收了经济增长进化理论的思想，探讨一国跨国企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结构转换之间的动态关系。首先，经济发展过程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互关系，均具有演进性质和路径依赖性质，技术积累和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并且技术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也是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基本因素。其次，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换与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具有共生性，如果把一国的基本发展要素分为自然性资产和创造性资产，那么这两种资产之间的平衡就决定了一国的经济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反应了该国的比较优势性质，也决定了企业在国内经营环境中特有资产的性质（即企业的比较优势或所有权优势），因此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换，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再次，根据经济发展中结构转换与对外净投资的相互关系情况，把整个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对外净投资的总体变动趋势与邓宁的分析是一致的，但纳汝拉有两点发展，一是指出，从本国出现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二阶段到达到较高对外投资水平的第四阶段，企业特有优势与母国国家水平上的比较优势高度相关。但是，随着经济达到发达水平，企业特有优势与母国比较优势的相关程度就下降了，而更多地表现为企业自身的优势，这个阶段的企业对外投资不再依赖于母国的经济特征和竞争力，更多地受企业经营所在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对试图通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后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必须创造较为优越的投资条件和环境才能吸引发达国家的这类投资。由上述情况可以预期，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国家特有因素将随之变化，并且国家特有因素的重要性也趋于下降，企业特有要素的作用变得更重要。这里关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母国比较优势或特有因素对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影响作用是很有启发的观点。最后，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水平趋同的角度来看，技术能力和技术积累既是经济结构转换的基础，也是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虽然技术是内生演进的，并且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中，落后国家还有利用外部技术的可能性，但并非所有国家均有相同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这依赖于国家创造性资产和自然性资产的性质与水平，依赖于市场的性质，也与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政策高度相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创造性资产的发展和利用。
（四）企业国际化理论
企业国际化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商务学中发展起来的，重点探讨国内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的过程、阶段以及决定因素。
从历史上看，所有的跨国企业都经历了有小到大、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一般来说，当一国企业经营活动与国际市场发生某种联系时，其国际化进程就开始了，这种联系的方式可以是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可以是通过市场进行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交易，也可以是通过国际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界的价值增值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可以有两个方向，外向的国际化和内向的国际化（梁能，1995），即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两条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走向国际市场通常是首先在国内市场与国外企业竞争或合作，在国内市场熟悉国际竞争规则，也是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这与邓宁对外投资发展路径论所分析的情况正相符合，在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国内企业除了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方面，还可以有许多非股权安排的合作形式，均有助于提升国内企业的能力。从内向国际化转变为外向国际化，预示着国内企业特有优势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提高，但从外向国际化成长为跨国企业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
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逐步成长为跨国企业作为一个过程，可以依据一定标准分成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反映了企业的特有优势积累情况以及对市场知识的把握程度。约翰森和瓦伦（Johanson&；Vahl-ne，1975，1977）、威德尔希姆—保罗（Wiedersheim-Paul，1975）等学者根据对所选择企业进行的详细案例分析，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把企业的整个国际化成长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不规则出口阶段；通过代理商出口阶段；建立国外销售子公司阶段；从事国外生产与制造阶段。与经营方式呈阶段性一样，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市场进入范围也同样按一定顺序渐进，通常是由国内市场到相邻的国外市场，再到全球市场。企业国际化过程渐进性的原因是由于对市场知识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因为市场知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企业经营知识，属于公共知识，可以从外部市场或其他途径获得；另一类是关于具体市场的知识和经验，属于经验性知识，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掌握，因此，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随着市场经验的积累，才愿意逐渐提高对国外市场的承诺水平，因为不同承诺水平的投资及其相关的风险程度不同，依上述四个阶段的递进，意味着在国外市场的投资要逐步增加，企业只有在积累的经验知识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愿意进行直接投资。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市场进入顺序的由近及远，则是由于“心理距离”的存在，心理距离是指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对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