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的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中的特有知识和技能，大致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家能力（拉奥，1989）。由于管理能力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侧重于技术能力和企业家能力。企业能力和企业特有优势（所有权优势）的相同之处是，它们均是一家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所具有的独特性，并表现为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但前者侧重于优势形成、维持和加强的动态过程，并且与企业成长的内在条件和外部因素相联系；而后者侧重于已有优势，并且把企业优势作为市场不完全的产物，与企业本身无关。前者与经验事实更符合。我们用“企业能力”代替“企业优势”概念，意在强调企业能力产生的内生性和动态性以及积累过程中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但在明确了二者的区别之后，也是可以互用的，因为企业能力总是表现为某种特有优势。企业成长需要有能力的支撑，同时企业成长过程也会通过干中学提过企业的能力。在赶超经济中，由于发展战略在主观和客观上均与支持企业成长有关，因此，企业能力积累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具有两方面的有利之处：一是使企业能力积累由自发过程变为主动过程；二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对国外相关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引进，加快企业能力积累过程，这是后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形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重要原因。
一、赶超经济中的企业技术能力积累与跨国投资
技术优势一直是跨国企业理论强调的重点，这符合跨国企业的程式化事实。因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支付高于当地企业的额外费用，为了与当地企业竞争，必须具有能够抵消这种不利地位的因素，这就是对外投资企业具有的、而当地企业不能无成本获得的特殊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技术或技能是核心，这些技术或技能就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这些能力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条件。
传统跨国企业理论一方面把市场不完全作为这种技术能力或优势的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不考察这种能力的形成过程，这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企业技术优势（所有权优势）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能力的表现，市场不完全性只是阻碍了其他企业对这种技术能力进行的模仿和替代，从而使这种能力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由于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与企业成长过程相伴随，而企业成长是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外部环境包括即时环境和超级环境，由此外部环境必然影响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规模、质量和速度。正是从这个角度，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赶超性相联系的发展战略才对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一般来说，企业的技术能力积累有两条途径：一是企业内部的研发活动和干中学。研发活动是企业的一种投资，其目标通常是为了改变自己在市场中的经营条件，因此，也是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干中学是一种经验积累，通常可以看做是投资量或产量的函数。二是外部模仿和学习，即对已有的技术加以应用，可以是属于公共性知识的技术，也可以是专利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技术能力不仅包括创造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包括选择、获得，然后通过当地化的发展加以吸收、应用、改进已有技术的能力，在国家水平上还应包括把实用技术及其使用经验在整个经济中进行扩散的能力（Tolentino，1993）。上述两条途径可以是企业自发地进行，这大致是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发展战略主动地进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首先，假定企业的成长速度与技术能力的积累规模成比例。如前所述（第三章），企业成长取决于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供给不足的问题，可以不考虑需求增长率的限制。前面分析企业成长时，不考虑企业的技术能力约束，因此供给增长只是取决于资金的增长。这里如果把资金因素换成企业的技术能力因素，即企业的技术能力规模是决定供给增长率的因素，就可以得到这个假定，G=Gd =Gs=F（T），即企业成长速度（G）决定于技术能力积累（T）。其次，假定技术能力积累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反馈效应，即技术积累增加会导致企业加速成长，企业成长又会通过研发投资或干中学加快技术能力积累，由此形成加速过程。这样，从理论上说，企业成长是没有限度的，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决定企业成长的还有其他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约束和管理约束，因为高增长率只能以较低的利润率为代价，而利润率决定了企业内部资金来源和外部资金来源的可能规模，管理约束则通过新管理人员增加所导致的企业总体效率下降，对企业成长形成约束（Penrose，1959）。上述的技术能力积累规模与企业成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是企业自发进行条件下的情况，如果再假定一个外在因素如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起促进作用，那么就可以预期会出现企业成长速度的加快。最后，假定企业成长的方向是业务领域多元化和市场区位多元化，企业成长的加速，必然使企业更快地向业务领域多元化和市场区位多元化发展。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企业国际化成长较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外在因素有助于加快企业的技术积累能力，就会加快企业向国际化成长阶段过渡，这个外在因素也就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形成超前性的原因。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外在因素以及这种外在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
以下几点可以作为前提设定：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后进国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性的存在（第四章），具有从外部（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可能性，因为它们面对发达国家工业化以来积累的巨大技术存量，这种技术可以是发达国家已经陈旧或过时但对发展中国家属于新技术或适用技术，也可以是在发达国家也属于新型的那些技术。并且发展中国家充分认识到技术对国内工业化的重要性，这既是由于对工业部门特征的理解和发达国家经验的直感，更是由于对本国经济落后原因的把握。第二，为了追求尽快实现工业化，制定发展战略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本章第一节）。第三，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促进工业部门的扩大，具体政策是采取不同的刺激措施促进国内工业企业的成长，这可以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获得经验支持。
把上述的假定和前提设定结合起来，可以在理论上合理地预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加快积累的重要因素，从而对工业化较早阶段出现跨国企业具有重要作用。以下的任务就是要分析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发展战略与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这种相关关系。
我们可以用资本品工业的规模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指标，因为生产资本品的企业不仅是通过不同方式利用已有技术建立起来的，更是技术积累和扩散的基本渠道，资本品总是一定技术的物化，其他企业运用这些资本品就是利用了相应水平的技术，而且资本品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工艺过程等方面的技术，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积累的诀窍（know-how）。这样，我们通过发展中国家资本品工业（企业）发展与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大致把握这些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产出中的比例由1961年的8 。 1%提高到1983年的14%。但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资本品部门比重的较大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工业中资本品比重由1963年的20 。 8%上升到1979年的30 。 2%，如果包括工业中间产品，则比重由48%上升到62 。 4%。在工业化过程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强调工业发展的战略分不开的，即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剩余导向工业部门，而对其他部门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大多数国家甚至不同程度出现工农业部门的失衡，姑且对这种政策的效应不作评价，可以说发展战略的实施确实加快了工业企业的成长。
第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差异极大，分布极不均衡，在可获得资料的97个国家和地区中（不包括中国），巴西和墨西哥就占这些国家制造业总产出的36 。 6%，另外8个国家和地区（按由高到低顺序排列为印度、韩国、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委内瑞拉、中国香港）占32 。 1%，这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占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出的68 。 7%。除中国香港之外，所有这些国家均是实施了有计划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巴拉萨，198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主要集中于这些国家是与它们的工业化水平直接相关的，也同样反映了发展战略对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作用。
第三，通过对巴西、印度和韩国的分析，可以更具体地认识到工业化中发展战略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作用。这三个国家实施了不同类型发展战略，也代表了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不同支持方式。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初级产品世界价格下降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教训，加快推进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政府在电力、运输以及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工业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消费品工业中私营部门受到很高程度的保护。通过自由的外资政策，鼓励制造业技术的引进，既提高了国内企业获得技术的机会，也促进了整个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1950~1984年期间工业产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 。 7%，其中被誉为“巴西奇迹”的1969~1976年期间更高达12 。 7%，结果在短期内使制造业产出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占制造业附加值的比重由1967年的55 。 7%提高到1983年的62 。 0%，建立起了一个平衡和完整的工业部门。这样，6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迅速增加就在预料之中，并且到70年代末，制成品占巴西总出口的70%以上。巴西的上述发展意味着国内工业企业的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因为工业部门总体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实现是以企业成长为基础的。
印度战后的工业发展战略也是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并且更强调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自主性，始终坚持资本品是主导部门、国家是主导力量的思想，鼓励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通过对公营企业的优先投资和补助实现技术进步的目标，资本品部门占工业产出的比重从1955~1960年的4 。 7%上升到1980年的18%，加上基本投入品（水泥、电力、化肥等），80年代初比重达到48 。 5%。印度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水平上就有较大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化战略对企业技术能力积累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韩国在实施很短时期的进口替代之后，转向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但并不是完全的放任，政府的发展战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制定具体的扶持企业成长的政策，集中体现在通过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形成一个寡头垄断的工业结构。1953~1985年，韩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 。 5%，1957~1985年，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32 。 3%，快速实现了工业结构的升级。60年代中期，以大规模出口纺织品、服装、玩具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闻名于世，70年代中期，造船、钢铁和建筑劳务等向发达国家企业提出挑战，到80年代中期，计算机、半导体产品和汽车等也成为韩国的主要出口项目，特别是韩国在工业化的较早阶段，其跨国企业从数量和规模上均达到相当高水平，没有发展战略的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如此高的工业化水平和企业技术能力是不可想像的。
与巴西不同的是，韩国主要通过资本品进口方式获得国外技术，而较少依赖国外的直接投资和许可证交易，特别是60年代初所需要的主要是成熟技术，主要依靠进口机械设备取得。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和所需要技术的复杂程度提高，8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国外的直接投资和许可证交易方式在引进技术中的比例，但到1986年为止技术引进支出的累计额中可以看出，后两种方式仍居次要地位，从价值额上看，资本货物进口额相当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34倍，相当于许可证交易额的72倍。
与印度相似的是，韩国特别重视国内技术能力的自主性，1967年成立科学技术部时就表明了政府在鼓励本国研发努力方面的决心。虽然韩国创下经济快速增长的纪录，但研发支出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要快（金仁秀，1990）。
从上可以看出，尽管内向型（进口替代）和外向型（出口导向）这两种基本战略类型（世界银行，1987；吉利斯等，1983）在对待国际贸易的偏向性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但共同性最大的一点是，重视通过不同形式引进国外技术和鼓励国内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促进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政府促进技术进步往往是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通过确立工业技术进步的体制、确定本国技术进步的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和引导规范，加快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和提高，提升本国的总体技术水平。
第四，根据托伦惕诺（1993）的统计分析，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产业分布，与本国引进外资的产业部门基本对应。由于引进国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外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UNCTC，1992），而引进外资作为弥补国内储蓄缺口和获得国外技术的途径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由此也可以判断发展战略对国内企业能力积累和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
二、赶超经济中的企业家成长与企业跨国投资
企业家对企业成长乃至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已有共识。但在主流经济学中却始终没有企业家的位置，这与该理论的任务有关。正如鲍莫尔（1968）指出，主流经济学中的企业像一个计算器，在市场价格已定的条件下，按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计算出各种产品的最优产量，因此，企业经营活动只需要计算过程，而不需要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即使在一个动态模式中，也只是使计算概率化和复杂化，同样不需要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但理论家一直未放弃对企业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康替龙（1931）把承担经营风险的人界定为企业家。萨伊（1815）认为，企业家是将所有生产资料集中在一起，并对它所利用的全部资本、所支付的工资、利息、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的人。马歇尔（1890）除了重视企业家承担风险之外，还强调管理和组织的职能。但真正试图从理论上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1917，1934）、奈特（Knight，1921）、卡森（Casson，1982）、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68）和科兹纳（Kizner，1973）等。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功能在于创新，通过不断创新而不断居于垄断地位，从而不断获取利润，其结果企业家不断打破现存的均衡，即进行“创造性破坏”，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奈特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是在过去经验基础上用概率方法可以估计的，而不确定性是不能估计的风险，利润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报酬。企业家就是承担这种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利润的人，他们是具有判断能力、有自信心和有冒险精神的人，由此也确定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地位是雇佣者，支付给其他的被雇佣者确定的收入作为补偿，以取得对后者的权威，企业家是“决定干什么和如何干”这些企业首要功能的决策者，而被雇佣者只是任务的执行者。卡森认为企业家是专门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做出明智判断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取得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优于别人，这是企业家对决策有信心的依据。通过市场利用这些信息成本过于昂贵，于是建立企业将信息的利用内部化，这些掌握信息的人自然拥有企业的重要决策权。莱宾斯坦认为，由于劳动契约不可能完全，生产函数不可能特定或完全可知，有些生产要素无法从市场上购得，因此，企业内可能存在着X无效率，企业家就是力图克服这种X无效率的人。科兹纳则从更一般的理论角度指出，新古典理论的均衡概念把市场看做是一种均衡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的市场含义，应该把市场看做一个趋向均衡的过程，企业家就是力图在不均衡市场中发现商品真实稀缺性的人，是企业家的这种功能导致市场的暂时均衡，而不是企业家去消极地适应市场的价格参数。钱德勒（1977）从企业史的角度分析了管理型企业家的产生及其重要性，为后来的关于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
由于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和成长中的重要性，一个经济体系的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国际化成长均与该体系中的企业家能力规模成正比。假定不同的企业家能力水平可以量化，并且能够加总，企业家能力规模就可以是企业家人数的增加，也可以是既定数量企业家能力的提高，我们用“企业家成长”笼统地包括这两种情况，这样，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家能力提高就可以作为互用的概念，有时也简单用企业家代替。
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中的非程序化决策得以实现。企业成长过程表现为业务规模或业务领域的扩大，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目标的组织，其所有活动均是有计划进行的，即活动开始之前均需要依据已有情况和对未来情况判断做出奈特所说的“决定干什么和如何干”这样的决策，企业一个时期的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初决策的正确性。当然企业活动会涉及许多类型的决策，作为一个层级制组织，就是试图通过企业内部合理的决策分工，实现经营和管理活动的高效率，以及经营活动成果的高效益。按照西蒙（1960）的观点，企业的所有决策可以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两类。前者是指对重复出现的例行活动进行的决策，由于它是反复出现的活动，人们能从实践经验中获得规律性认识，因而可以制定一套固定的程序加以解决；后者是对第一次出现的、其性质和结构还不清楚的活动进行的决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某一时点的企业规模或状况是以前一系列非程序化决策的结果，假定企业成长过程可以区分为不同阶段，并且每个阶段的决策完全独立，则St=dt +dt-1 +dt-2 +…+d0（St表示第t期的企业规模，d表示不同时期的决策）。这种非程序化决策正是企业家的职能。卡森（1985）认为企业家作用就在于做出很难作出的重要决策，实际上也就是非程序化决策，这种非程序化决策就是奈特式的决策，这种决策质量状况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此，企业家能力就是通过非程序化决策的质量对企业经营绩效和持续成长起决定性作用。从企业成长来说，最主要的非程序化决策有两项，一是通过信息的搜寻和综合活动寻找市场机会，二是通过创新活动创造市场机会。这两项决策是伴随企业成长过程需要不断重复进行的，企业家的能力也会由于不断的学习而得到提高。追求国际化成长的企业对企业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经营环境和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更加复杂，增加了信息搜寻和综合的难度，竞争形式更多地属于熊彼特式的创新竞争，而不是价格竞争。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战略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企业家成长或企业家能力提高。第一，赶超经济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从而有利于企业家能力的成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在较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过程，产业或部门的结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逐步演进的，即使后起的美国、德国，甚至包括日本，均是在轻纺工业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向重工业发展，这也与它们工业化时面临的技术有关，即当时并存的不同时代技术的跨度较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则面对更大的技术和产业跨度，它们通常依据先进国家已有的结构状况，直接把某些与高收入水平相关的部门作为发展战略的目标产业，确定为重点的投资对象。由于产业发展过程存在客观的演进顺序，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人为战略使某些部门先行起步或超前发展，造成其他相关部门相对落后，这必然形成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平衡，这也正是赶超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按照赫希曼（1958）的分析，这种不平衡正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诱导机制，即通过战略性重点部门的前向、后向和旁侧波及效应诱发投资，这种波及效应就是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机会。莱宾斯坦（1957）也认为企业家成长需要有经济环境中的刺激，为潜在的企业家创造和显示机会，这种机会也就是可能的获利空间。假定企业家的潜在能力在人口中平均分布，以政府投资规模表示可能的波及效应或刺激机会，潜在的企业家收益预期与其正相关。这样，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政府战略性投资的增加，会导致企业家能力的增加。纵轴表示由政府投资带来的机会或收益率，横轴表示企业家的成长率，LG线表示企业家能力的实际扩展曲线。
在LM段，由于机会极少和预期收益极低，市场上只有零和性质的竞争，缺少正常的互补性质的产业，因此，企业家及其能力的成长几乎不存在。在 NG段发生逆转的原因是，如果基于异常预期，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均想成为企业家，市场竞争结果可能是混乱而不是企业能力的成长。在MN段，假定由于政府投资形成的机会或收益率为A，企业家能利用机会而成长，并且随之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使预期收益率上升到C，由此企业家能力扩展到D，以下依次而行，如果企业家能力实际扩展线不变，均衡成长率将达到N。从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在企业家能力成长中可以起到触发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过程中是存在的。
第二，赶超经济中政府对企业家职能的部分替代和支持，有助于降低企业家活动的风险，既促进了企业家成长，也鼓励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动机。关于企业家成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有不同观点（何涌，1994）。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与普通人不同的、具有异常特征的超级英雄，因此，影响企业家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先天的。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企业家的成长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实现，而且这是主要的途径。卡森（1985）和鲍莫尔（1990）均认为创新有不同的层次，少数智力超群者总是作为开拓者，但对经济具有更大作用的是绝大多数通过模仿、应用和转换各类技术而实现创新的企业家。莱宾斯坦（1987）认为，如果2%的天才企业家能节约25%的生产成本，而98%的平常企业家能节约3%的生产成本，后者对市场的总体贡献也比前者大得多。人力资本观点（舒尔茨，1980）认为企业家能力来自教育、培训和实践中的干中学。社会学的观点则注重影响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文化和宏观经济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如果社会改变博弈规则，从而改变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收益水平时，会有更多的企业家产生。
上述的人力资本观点、社会学观点和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对影响企业家成长因素的分析具有较多的合理性，但我们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赶超性的角度，也可以提供一种影响因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就是通过政府不同形式的支持和参与，在工业化的早期通过集中投资，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品工业项目，加快提高国内工业发展的自主能力。这些项目通常是通过契约形式如许可证或交钥匙工程等从先进国家引进，短期内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个人企业家的供给缺口，从而由政府部门部分替代个人企业家职能，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公营企业比重较大的重要原因。在工业化早期，政府对个人企业家职能的部分替代，促进了企业家能力的提高，这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形成的超前性具有重要影响。例如，1985年，发展中国家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工业跨国企业共46家，它们属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跨国企业，其中25家是公营企业，而韩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的16家私营企业均是不同程度得到政府支持的垄断性财团。并且，与发展战略相联系的政府干预具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少数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及贷款优惠等，这增强了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性，在这些国家的工业部门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这样实际上给企业家提供了一种租金，这种租金等于降低了企业家的风险承担，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家追求扩大企业规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干中学。
我们认为，对这里的租金效应评价，需要考虑企业家活动的性质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说，企业家活动具有两方面的外部性，一是某个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产生溢出效应，即改变了其他企业家活动的市场环境，并为他们提供了机会（Casson，1985）；二是企业家活动的成功会使全社会受益，其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产品性质，但通常情况下，企业家活动的风险完全由自己承担，这样，企业家活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这会导致企业家活动的供给水平小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政府通过干预形成的租金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考虑到企业家是发展中经济最稀缺的要素（Leibenstein，1957）就更是如此。总之，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政府对个人企业家职能的部分替代和给少数企业家提供的租金支持，有助于这些国家工业化早期企业家成长或企业家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这提供了这些国家跨国企业出现超前性的企业家能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