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立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皇帝。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一年（615）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不久又拜太原留守，以北备突厥，并镇压今山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当时，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统治阶级一再发生大分裂，地主武装和义军星罗棋布于各地。李渊素有大志，移官太原后，看到隋朝即将败亡，萌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他左右的裴寂、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到大业十二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已居优势，隋朝再也无法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各个武装集团，李渊觉得时机成熟，遂于次年五月在太原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宣布起事。
七月，李渊与长子建成、次子世民挥师南下，先后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渡黄河，向西南挺进。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关内隋军力量薄弱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氏父子进军神速，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渊进入长安不久，就宣布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
唐朝建立后，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全国。为此，他派李世民攻打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的薛举。经过反复较量，唐军于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俘杀薛举子薛仁祐，平定了西北广大地区。同年冬，幽州罗艺降唐。武德二年，唐朝出使凉州（今甘肃武威）胡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计擒李轨，平定了河西走廊。同年，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大举南攻，占领了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唐高祖派李世民率军征讨，于武德三年收复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刘武周北走突厥，不久被突厥所杀。这时，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次年，窦建德被李世民所俘，王世充被迫出降。窦氏余部受唐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李渊先后派秦王李世民及太子建成率军东讨。建成于武德六年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区。在江淮方面，李世民东征时，占有丹阳的杜伏威受唐朝册封为吴王，不久，又亲赴长安朝见唐高祖。武德六年，杜氏的江淮余部在辅公皰策动下再度起事反唐，据丹阳，称宋帝。七年公皰被执杀，江南平。武德四年唐大将李靖围江陵，南朝梁代后裔萧铣降，其于隋末所建的萧政权被消灭。五年，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冯盎降，唐以其地置八州。同年，据有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死，其地为唐所有。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及四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不久，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不久，于贞观二年（628）发大军征讨据有夏州（今陕西白城子）的梁师都，师都为其下所杀，夏州归唐所有，至此全国统一。
武周代唐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逝世，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皇后武则天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她是武士燄之女，十四岁入宫做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高宗在李勋、许敬宗等人的支持下宣布废黜王皇后，改立她为皇后。以后她排除异己，对反对立她为后的顾命大臣加以打击，如先后流放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从显庆（656～661）开始，唐高宗因体弱多病，政柄渐操武后之手，天下称皇帝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后，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不久，又废中宗，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终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周。在称帝前后，她大力打击皇亲国戚，诛杀海内名士。武周政权持续了15年之久（690～705）。
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崔玄玮及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策动左右羽林军李谌、李多祚等人发动政变，杀死武则天的亲信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重建了李氏王朝。中宗复位以后仍然是一个傀儡皇帝，大权旁落在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及武后余党武三思等人手中。这些新贵浊乱朝政，滥增官员，广占田园，财货山积，肆意侵剥劳动人民。在一片混乱声中，中宗于景龙四年（710）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子隆基遂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此后睿宗妹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而大权在握，与李隆基发生了权力之争。睿宗于延和元年（712）让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次年，太平公主被赐死，党羽或杀或逐，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同年唐玄宗改元开元。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迥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迥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
随着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日益富裕，贞观、永徽时期统治集团的俭朴自持之风逐渐为声色狗马的奢靡风尚所代替。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到天宝年间，在一派歌舞升平声中，逐步转化成了一个贪图逸乐的皇帝，挥霍浪费，用不知节。皇族、贵戚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浊乱。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拜相后，居相位长达十九年之久，他善于谄媚逢迎皇帝，玄宗受其蒙蔽，杜绝了逆耳的忠言。李林甫为人阴险狠毒，排摈贤良，在他执政时期，以谄佞进身的人与日俱增。继起的权臣杨国忠，是杨贵妃之堂兄，也是一个恣弄威权的奸佞，身兼四十余使，玄宗对他盲目信任，莫见其非，群臣因之杜口。皇帝的腐化是宦官易于得势的重要条件之一。从玄宗朝开始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长安一带的甲第、名园、上田大量为宦官所有。高力士特蒙恩宠，四方进奏的文表，往往须先呈给他，然后才得以进御小事则由他自行断决，权势炙手可热。总之，到唐玄宗统治的末年，唐朝鼎盛局面的背后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危机。
后期的政治
安史之乱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平卢兵马使。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敦煌王李承束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连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璟、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軏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恕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宦官专权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惟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榨。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任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任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盾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官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伍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翦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瘺、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簑、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善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的灭亡
阶级矛盾的激化唐朝后期正值土地制度发生剧变的阶段，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贫富不均成为阶级矛盾趋向极度尖锐化的总根源。
强藩巨镇遍布各地，藩镇战争连年不绝，不但在战火中生灵涂炭，庐舍为墟，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也由于大量养兵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对本辖区的人民则施以“繁刑暴赋”，肆意压榨。
土地和财富的集中使地主阶级趋向奢靡腐化，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荒淫纵侈更属惊人。唐懿宗不但亲迎佛骨，大造浮图、宝帐和幡盖，而且为其女同昌公主的婚事大肆铺张。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其家财据说可供全国两年的军费开支。
唐王朝为增加财政收入，垄断食盐贸易，严禁私人贩运，违者治罪，对武装反抗的私盐贩处以死刑。但由于盐价过高，私运有利，实际上武装贩盐的商人大有人在，他们具有同官军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唐朝后期盐价逐渐提高达几十倍，广大群众困于高估，有的只好“淡食”。
农民在土地兼并、赋税繁重的情况下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转化成逃户。统治者把逃户的课役分摊给邻伍负担，这种办法叫做“摊逃”。进行“摊逃”的结果大大加重了未逃户的负担，迫使他们也先后成为逃户。这种情况虽然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但到中叶以后日益严重。逃户的增加为农民的武装斗争准备了群众基础，所以，唐朝末年出现了“所在群盗，半是逃户”的状况。
唐文宗时应贤良方正科的刘篛，在对策中指出了“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进一步罗列了农民的“八苦”，描绘了他们“冻无衣，饥无食”的悲惨遭遇，说明广大劳动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
裘甫起义和庞勋起义东南一带素来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早在安史之乱行将结束之际，就爆发过浙东袁晁起义和宣歙方清、陈庄起义。唐朝后期，中央的财政主要依靠搜刮东南各道，当地农民遭受的苦难特别深重。于是，在唐宜宗大中十三年（859）终于爆发了裘甫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
裘甫发动起义后连续攻克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农民纷纷参加起义，义军很快就扩充到三万人。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元“罗平”，铸印曰“天平”。义军向各地积极进军，先后克唐兴（今浙江天台）、焚上虞、入余姚，然后东下慈溪，南克奉化，攻占宁海，并重新分兵围攻象山。
唐朝的浙东观察使郑祗德连吃败仗，朝廷知道他本性“懦怯”，乃改派王式前往镇压起义。消息传来，义军内部就如何应敌的问题发生了争议，裘甫犹豫不决，未能制定任何作战方略，因而错过了时机。王式率唐军赶到后，义军立即陷于被动，连遭创败。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夏，裘甫被围困于剡县城内，与唐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义军主动出击，三日内凡八十三战，妇女亦组成女军登城参战。裘甫知寡不敌众，不宜久守孤城，遂乘夜出城突围，不幸中伏牺牲，起义失败。
唐朝与南诏虽有经济、文化交流，但有时亦难免发生战争。为了加强南方边备，统治者曾调徐州士卒三千人戍守岭南，分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今广西桂林）。至咸通九年，戍卒因不满超期戍边，遂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卷旗北归。他们回到徐州城下，因惧怕自投罗网，欲胁迫朝廷任命庞勋为节度使。唐朝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派兵出战，正式开启战端。
庞勋避开敌人主力，南向攻克宿州不久又攻占彭城（徐州治所），俘虏了崔彦曾。在作战过程中，农民纷纷加入这支军队，使之很快就壮大到万人以上，兵变于是发展成为起义。此后义军攻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克滁州、和州，向北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滋长着骄傲情绪，而且始终念念不忘向朝廷邀求节钺，对统治者存有幻想，往往坐失良机。这些因素使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连吃败仗。在形势日趋不利的时侯，又发生了宿州守将张玄稔叛变降敌的事件。不久，唐大将康承训占领了徐州，并分兵西追庞勋。咸通十年九月，庞勋在撤往蕲州途中被唐军追上，战牺牲，起义被扑灭。
黄巢、王仙芝领导的农民战争咸通十四年（873）懿宗去世，太子李即位，是为僖宗，改名儇。僖宗终日猎游嬉，朝政日非。黄河中游天灾严重广大农民卖妻鬻子，无以为生。农民抗遍于各地，大起义爆发的条件终于成熟。
王仙芝和黄巢是唐末农民战争的动者和领导者。两人原来都贩私盐，贯与官军为敌，具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王仙芝与尚让、尚君长等首先在长垣发动起义，发布檄文指责唐政权“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义军先后攻克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亦于同年以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两支义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声势，困于重敛的农民争先恐后归附者凡数万人。
三年，义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以后进军郑州，因感敌人军力强大，乃改用避实就虚的战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方进军，主要在长江中游以北及淮河上游以南战斗，攻克不少州县。由于在围攻蕲州的战役中，王仙芝曾发生动摇，有降唐意，黄巢遂与他分兵作战。大致此后仙芝仍转战于南方，黄巢则北上打回沂州等地。四年，王仙芝第二次发生动摇，虽降敌之举未成功，但士气大为削弱。五年，王仙芝在黄梅战死，尚让率余众北上与黄巢会合，众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从此，黄巢就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同年，义军进攻受阻，遂再次挥军南下，渡过长江后向东挺进，由浙趋闽，最后于乾符六年攻占了广州。在岭南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黄巢于冬季开始率大军北伐，目标是攻取两京，推翻唐政权。黄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指斥唐廷“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并宣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所指皆当时极弊。义军北伐后，在荆门（今属湖北）为刘巨容所挫，乃转而东进，在信州（今江西上饶）之役击杀唐将领张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不久，黄巢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渡长江北上，接着，攻克了洛阳。义军沿途不剽财货，纪律严明，入洛阳城后“闾里晏然”。不久，黄巢又乘胜西进，破潼关天险，攻占长安。唐僖宗狼狈逃往成都。黄巢入城的时候，尚让对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881年1月16日），黄巢在含元殿即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农民政权在长安正式建立后，立即镇压隐藏在城内的公卿、贵族和百官没收富豪之家财产，号为“淘物”。唐官四品以下的酌情留用，三品以上者全部罢免。
当时，关中尚有残留的数万禁兵，观翔节度使郑畋把这些残军组织起来，并传檄诸道，号召藩镇出兵镇压起义。于是双方在关中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战争呈相持状态。后来，发生了对大齐不利的几件事：长安城中粮食严重不足；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守将朱温叛变，投降了敌将王重荣；唐朝乞援于沙陀族李克用，李亲率一万七千人自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支援唐军。随着力量对比朝不利于大齐的方向发展，义军在中和三年（883）春大败于梁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知久留关中已不可能，遂于四月放弃长安东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