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
对这种“敌人”的离谱，我试举一二例子。
1962年1月1日，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其中有两段话说：
民国八年（1919）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道杀出的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发起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七个月后，军阀捕去了陈独秀，胡适接办这杂志，那时正是安福盛行和会分赃的时代，知识分子们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和无政府，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誓要想谈政治”。……
文章发表后，郑学稼在4月1日的《文星》第五十四期上，发表《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来反驳我，他说：
后来胡适自己如此地说明不敢在《每周评论》写文章的理由：“我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又说：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学，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我的歧路》）以“原始资料”吓唬人的李敖先生，把胡适这段话做这样写：
据我所知，《每周评论》是七年12月由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当时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的诺言，所以他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政治。（五十三期第60页）
大家都知道，李敖是收集原始资料专家，在这段只能引胡适的《我的歧路》（这篇文章远东版《胡适文存》被检察官胡适删去）中的话，不敢采取“我可以告诉这段史实”（五十三期第58页）来对别人示威，和说不出该刊出版的日期。不仅如此，他还说：“据我所知，’胡适嫌他们不肯守相约不谈政治诺言‘。”李敖先生，你“据”什么确知陈、李有和胡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你吗？
郑学稼问我“据”什么确知他们有不谈政治的“相约”，他怀疑是胡适亲口告诉我的，真实并没有胡适亲口告诉我的事，而是早就载诸文献了的。据1954年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页至第12页，收有1920年年底至1921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四人的通信，其中胡适回陈独秀信中，明明就有这样的一段：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可见他们“相约”不谈政治，确有此事，只因郑学稼的不学无知，所以反倒把胡适跟我的关系，疑神疑鬼起来了。
郑学稼在1970年1月出版《中共兴亡史》时，曾加引用张静庐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那是在他和我笔仗后八年的事了——笔仗当时，他大概没看过或没好好看过这部张静庐的书，所以一出手就闹了笑话，这种勾结国民党总政治部的学者的程度，可真教人叹息也！
1987年7月24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