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写《再论民治与独裁》（《大公报》星期论文），他解释说：“国家的危机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实际的政治。胡适之先生说：’国家的生死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胡适之先生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孩子‘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尤其是如何利用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胡适之先生说，’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话也错了。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来是’旧式专制‘。胡适之先生难道忘记了他自己《论汪蒋通电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吗？他所列举的事实哪一件不是可以证明’旧式专制‘的存在？在这种状况之下，单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能够发生任何的影响吗？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关于丁文江这段话，二十一年后（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的传记》。曾有感慨如下：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从上面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后丁文江也觉悟到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觉悟到蒋介石他们还不配搞“新式的独裁”，“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独裁的利益。”⑦虽然如此，在胡适眼中，在举国滔滔为蒋介石铺独裁之路的时候，那些受过完美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则是一种“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因此，他不得不站出来，大力阻止这种反民主的、赶时髦的浪潮。当然，在这种力挽狂澜的过程中，胡适的心事是颇为怆然的。现在，我发表一封在我手中的从没发表过的信，是胡适1934年12月20日写给傅斯年的，以证实他的这种感觉：
孟真兄：
示悉。
《大公报》事，我已去信说：“孟真兄要我代写一决，我代他决的是继续任撰作星期论文。”
我也觉得《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值得维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还替别位朋友“枪替”了好几次。
香港之行，势不容已。已决定29日南下，过京不停，在上海过年，元旦之夜在上海搭President Harison去港，4日到港，9日到广州，约12日到梧州，16日到港搭Taft船回来。
香港大学去年要给我名誉学位，我托故辞了；今年没有法子再辞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开辟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脱“通天教主”味儿了！
在君兄忽然作驳我的独裁不可能论，我写信（两千多字的长信）答他，你见着否？
我说：“将来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终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胡适之不肯公然谈中医，也是这个意思。
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两党部中人皆大欢喜⑧！我听了真慄然以忧。“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是你们山东亚圣的味儿了！
汪蒋的“感”电，我充分利用来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顺水推船”，导人入于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岂料丁大哥出此下策，为一班妄人增加气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学教英文，每周有十五时，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强支持了。机会甚好，因杨子余就任校长，正需好英文教员。
你何时来？女先锋已见着了。
适 之
用这封私信做我这篇长文的收尾，真再合适没有了⑨。
1986年3月2日夜
注释
①1937年5月30日，胡适写《再谈谈宪政》（《独立评论》第二三六号），进一步论他这一“僻见”说：“我这个’僻见‘，蒋廷黻先生不屑答复；有一天他对我说：’你那一段议论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过了一年之后，丁在君先生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里引了我这一段话的第一句，他的批评是：’这句话是不可通的。‘（丁先生的全文转载在《独立》第一三三期。）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是专学政治的人，所以我的’僻见‘，廷黻先生说是’笑话‘，在君先生说是’不可通的‘。”“我自己相信，上文说的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
②在《再谈谈宪政》一文中，胡适还有这样一段，自道生平经验：“我也曾学政治理论和制度，我的运气最好，我最得力的政治学先生是曾在Ohio做过多年实际政治改革的Samuel P.Orth。例如他教我们《政党论》，从不用书本子；那年正当1912年的大选年，他教我们每人每天看三个大党（那年罗斯福组织了进步党）的三种代表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每人必须参加各党的竞选演说会场；此外，我们每人必须搜集四十八邦的’选举舞弊法‘，做比较的分析。我受了他的两年训练，至今看不起那些从教科书里学政治的人们。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善、逐渐推广政权的常识政治。”
③1914年5月13日，陈炯明有信给吴敬恒，有这么一段，正好与蒋廷黻之论针锋相对：“譬如现在国中摧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日在老百姓头上肆其践踏，合之为民国四凶，今欲扫平此乱，确非空口赤拳所能从事。不得已而以毒攻毒，暂用小军阀之集合，以推倒大军阀之酿乱，能一次摧陷而廓清之，根本解决也。不能，而先打破大军阀，创建联省制，钳制大军阀之不能产生，安排小军阀之鬼有所归，以此收束，暂作统一，名曰假联治，此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办法也。唯假联治之下，得一和平机会，自可从事裁兵，清理内外债；一面以党之进行，带领老百姓组织团体，储养自治、自卫之能力，再起而与小军阀算账，收回民治之权，使小军阀不能不归于国防地位，真联治乃可实现、真共和始告成功。”可见陈炯明虽是“武夫”，但见解比“文人”“教授”还高明多多呢！
④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文中引了这段话后，说：“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方法。”
⑤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政与独裁的讨论》中，还有这样的结尾：“我个人当然是欢迎汪蒋两先生这种宣言的。他们承认中国今日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这种见解，很可以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们下一种忠告。在这个国家和平统一最有希望的时机，在中央政府将要正式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这种郑重宣言是最需要的。”当然，事实上国民党当权派的真意如何，则大有文章，袁世凯在称帝以前，岂不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实无帝制之必要与可能吗？
⑥在《再谈谈宪政》一文中，胡适还有这样一段：“我在美国看过两次大选举：去年在美国看了第三次大选举，看了第二个罗斯福在那个全国资本家极力反对的空气之下，得到总票数百分之六十四的空前大胜利，我的民主宪政的信念又得了一种最坚强的印证。我更深信：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血脉贲张的自以为’专政‘，他们只须逢时逢节，在要紧关头，画一个’诺‘或画一个’No‘，这种政制因为对人民责望不太奢、要求不太多，所以最合于人情，最容易学，也最有效力。”
⑦丁文江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明白表示汪蒋虽有通电，但他们还是搞独裁的：“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
⑧关于蒋廷黻与国民党关系，和他发表赞同独裁论，似有内幕可寻。1934年4月19日，傅斯年有信给胡适，说“此间一切读书朋友对定［廷］黻文章极不满。故此公虽邀西府之垂青，实已自弃其moral力量。中国虽至今日犹有三分廉耻，此则系于二三人之努力，曾涤生所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倾向而已‘是也。此间读书朋友，虽为卿士，未尝丧天良也”。可见对蒋廷黻的不满。唐德刚《胡适杂忆》有这么一段：
我记得我那时还谈了些有关蒋廷黻的掌故。我偶尔提到蒋氏可能是“复兴社”里的要员。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说当他1952年返台蒋公约见之时，他们曾涉及胡蒋二位有意组党之事，“蒋先生说，’请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结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
“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处有疑地向我说，“蒋廷黻未加入过国民党，为什么要’回到‘国民党里去呢？”
胡先生怀疑蒋廷黻先生是个力能通天的“蓝衣社”大员。我们并且把《独立评论》找出来，“考据”一下蒋廷黻加入“复兴社”的可能年代。
如今当事诸公俱已作古。那些力未通天的“蓝衣社”社史家们也找不到证据来证明蒋氏是否个“社员”，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是民国史上的疑案了。
如果蒋廷黻的身份这样复杂，那他首开拥护独裁之论，倒真是另有文章了。
⑨有关民治与独裁的论战，还有许多其他人的文章，因为不是最重要的，我不引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