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正：
多谢你送我《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你问我：“要不要也在身边留个徒弟记录你的言行？”我说：“要记我自己会记，我可不要那么笨的徒弟！”看了胡适的笨徒弟编写的这些书，我对我的这一看法，更深信不疑了。18世纪鲍斯威尔记录约翰逊的言行，记得多么好！原因何在？因为鲍斯威尔有文采、史才和忠实，所以可以写出传世的《约翰逊传》，但胡适的笨徒弟却既无文采又缺史才也乏忠实，所以搞出了这种四不像的东西，他们可真愧对胡适了。
如果只是没有文采和史才，倒也罢了，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不忠实，这月5日《联合报》上登陈雪屏的口述，原来这种四不像的东西是这么来的：
胡适之先生过世之后，王世杰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像胡先生这样一代人物，死了以后我们应该替他写传记；第一步应先编个年谱出来。”我也觉得为胡先生编写传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就请了曾是适之先生学生、后担任过他秘书的胡颂平先生为主要编撰者。编写期间，王世杰先生自己看稿，同时还找了杨亮功、毛子水两位先生还有我一起看稿子。
看到了吧，在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的主持下编写胡适的言行，他们会不做手脚吗？
试以年谱长编初稿1929年为例。这年胡适有文章攻击国民党，12月19日，胡适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读了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国民党应该做点真实的事业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这种硬删，把个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提出胡适原文的最后，给你对照：
我们这样指出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动思想，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但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实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是不用讳饰的；但这种错误思想，若不讨论个明白分晓，往往可以有很大的恶影响，个人的偏见可以成为统治全国的政策；一时的谬论可以成为教育全国的信条。所以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绝不能做时代的领导者，绝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曾有很热烈的赞叹新文化运动的话，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1920）1月29日，与海外同志募款筹办印刷机关书——《孙中山先生全集》，三民公司本，第四集，二，第27-28页］
中山先生在此时虽然只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政治革命的一种有力的工具，但他已很明白地承认“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绝不能变化思想，绝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
十年以来，国民党所以胜利，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故民国七八年之间，孙中山先生还反对白话文，而八年（1919）五四运动以后，中山先生便命他的同志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参加新文化运动。这便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十三年的改组，便是充分吸收新文化运动的青年，这又是国民党的“思想之变化”。八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全国新势力的同情。十三年的变化使国民党得着革命的生力军。这是历史的事实。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对于我这篇历史的研究，一定是很生气的。其实生气是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不愿意自居反动之名，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至少，应该做到这几件事：
一、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二、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政用白话。
三、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四、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五、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
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这样虎虎有生气的文字，被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删得七零八落，这叫忠实吗？这不是做手脚吗？
再看同年12月13日，胡适写《人权论集小序》，而年谱长编初稿却也不叙原委与背景，在最后硬删胡适文章如下：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气，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1月出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
这种硬删，又把真的胡适给删得不成模样了。我现在再提出胡适原文，给你对照：
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第九篇与第十篇讨论政治上两个根本问题，收在这里做个附录。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武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这种虎虎有生气的文字，被国民党官僚和同路人又删得七零八落，这叫忠实吗？这不是做手脚吗？（胡适一生发表的反极权的文字，本已可怜，再经他们这样一折腾，岂不更可怜了吗？）
像上面这种不忠实、做手脚的例子，其他还多着呢，例如在胡适与雷震关系上、胡适与李敖关系上，他们都不忠实，做了许多手脚。我会陆续举例证明，等着瞧吧！
看了他们这些不忠实、做手脚的地方，我才明白，所谓年谱长编初稿，许多地方，只是年谱长删胡搞而已。看了这些东西，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阻止《胡适选集》、反对《胡适全集》了，原来选集全集都会显示出原本的真胡适！去年2月3日我写信给你说：
十七年前我编《胡适选集》，遭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捣乱、围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说《胡适选集》影响了《胡适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后《胡适选集》被法院宣判没收、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一本也没搞到，全都卖光了！），可是他妈的《胡适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适全集》呢？胡适的亲朋好友、胡适的门生故旧，胡适的干女婿钱思亮、胡适的床头人江冬秀、胡适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适的小学生胡颂平、胡适的“监护人”徐高阮、胡适的大秘书王志维、胡适的海外传薪人杨联陞……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妈的《胡适全集》呢？
我又说：
二十年下来，从永久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一事无成，并且禁止别人做永久性纪念；从个别性纪念来检查，他们是人心凉薄，由“不同的关系想出不同的纪念方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李济说：“史语所同人有幸，在胡先生最后的几年生活中，得与他朝夕相处。”但是，他们的有幸就是胡适的不幸。二十年下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现在我看了他们弄出来的年谱长编初稿这些四不像的东西，更使我清楚知道《胡适选集》被封杀、《胡适全集》被胎死的真相了。原来是国民党不要豹死留皮，要留却给另留一张画皮，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们说唐德刚是胡适的犹大，唐德刚固然不无问题，但比起他们来，却在文采、史才和忠实上，有云泥之别，如果非说犹大不可，唐德刚至多只是“假犹大”“杂牌犹大”，而他们呢，却是典型的“真犹大”“正牌犹大”。写到这里，我真为胡适悲。我想到去年1月31日我写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后段：
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适先生已墓草久宿，大骂“死鬼胡适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宠召；尸居余气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饩羊的胡适纪念馆也蛛网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岁月，使《胡适选集》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胡适全集的呼声，却在我心头一再响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头子，那些门生故旧、那些伪善学人，十七年来，他们除了排斥《胡适选集》外，又为胡适全集做了些什么事呢？又为“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做了些什么功德呢？没有！完全没有！一点也没有！
中央研究院的两名院士（陈槃、高去寻），十七年前联名发表谴责《胡适选集》的信的，当年曾经伪善地说：“暂且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立场上，这种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196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如果出来《胡适选集》该构成谴责，那么十七年后还出不来胡适全集该不该谴责呢？如果流传胡适思想竟在你们所谓的“道德立场”上站不住，那么胡适死后二十一年的今天，你们不在流传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种站得住的道德呢？
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他们开始流传的，竟是一片刻意制造的画皮！呜呼胡适！
敖 之 1984年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