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质疑，曾国藩的确是满清命运的挽救者，而李鸿章则是晚清命运的支持者：二人关系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两人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正值太平天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确切地说，两人都是靠了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两人的关系在当时、后来也被人所重视。确切地说，两人的关系很复杂。他们是晚清那段历史的一个写照，有人说，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就没有晚清。此言并不为过。
1、由师生到僚属
李鸿章考中进士那年，是24岁。在这之前，由于他父亲与曾国藩的关系，他已经拜在曾国藩门下，甘心当过一段时间弟子了。中进士后，李鸿章在北京任职，经常向曾国藩请教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以此来拉近师生关系。
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死了，他回湖南守孝。时值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朝廷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该年年末，朝廷命曾国藩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几乎在同时，30岁的李鸿章奉旨结束了在北京的官职，跟随侍郎吕贤基回到老家合肥开始办团练，准备与太平军作战。这段时间，曾国藩与李鸿章并没有联系。老师忙着打太平军，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学生；学生忙着准备和太平军作战，也忘了还有一个老师。
八个月后，李鸿章与吕侍郎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崩溃不可避免。这个时候，李鸿章的父亲不失时机地病倒了，李鸿章赶紧以此为借口，奔了庐州；不久，舒城别攻破，吕贤基自杀。团练自然办不成了。
不久，李鸿章被他当年会试的座师、安徽巡抚福济聘为幕僚。但福巡抚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在与太平军的战役中不但经常打败，还常常弄丢很多军需物资与士兵。到后来，这位巡抚就不打了，而是采取了躲避策略。太平军的势力不断壮大，李鸿章就跟他说，总这样退避不是办法，应该与长毛决战。当时，安徽提督郑魁士任前敌总指挥。此人与福济的无能旗鼓相当，听了李鸿章的话后，他问，长毛如此强盛，阁下既然主张与之决战，敢保证必能胜吗？
李鸿章想都不想就答应下来，并且立了军令状。不得而知，他当时的胆子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郑魁士接过李鸿章的军令状，又看了看这位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就把兵权交给了他。李鸿章昂首挺胸道：“很好！”
是很好！
只刚一开战，李鸿章的雄心与指挥能力明显不对称。太平军几乎没有肥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合肥。整个合肥被太平军占领并且屠杀，李鸿章老家所在的寨子也不能避免。他的老婆和最小的那个儿子因为他的吹牛皮而命丧九泉，忙乱中，他与家人逃到了镇江。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又呆不住了。
本来，呆不住是好事，他决定去各处走走。但每个督府一见是他，就都婉言谢绝了。在这些人眼里，李鸿章不过是个说大话的小人物。
1858年，李鸿章听说曾国藩在江西督师，便不舍昼夜地赶去相见。他到了江西后，托人给曾国藩去了一封信，信中谈到自己多年来的怀才不遇，现在来求见老师，很想一展报负。
他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而自己又不差，自然，老师肯定会将其纳入帐下的。想不到在旅馆里呆了一个月，曾国藩像是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么一个人似的，没有理他。
李鸿章只好又托人打听，经过一番了解，他明白了。老师对他立过军令状的事情很不看好，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很好：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所以，让他住一个多月旅馆是想折其锐气。
李鸿章当时就来了火，准备回京再去当他的文职小官去。可曾国藩手下的幕僚们倒是很看好他，得知他要走，就替他向曾国藩求情说，他以前是这样的，爱吹牛，有些情况。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练，早就不是当年那样了。还望您看在师生情谊上给他一个差事。曾国藩想了想，才让李鸿章进入自己的幕府，让他暂时充当幕僚，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文书。
可进入老师的幕府后，弟子李鸿章的日子并没有好过。首先在起居上，他和老师就有了矛盾。曾国藩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身体好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十分就开饭，并且和幕僚们一同进餐。而李鸿章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但他又不能不不早起，因为他不到，曾国藩就不开饭，那些幕僚们只好看着菜干着急。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李鸿章对湖南人这种讨厌的习惯不耐烦了。有一天，下人来叫他吃饭，他推说头痛，吃不得饭。可正要继续睡去，军营里的差官来了，并且跟他讲，如果您不到，曾大帅就不吃饭。李鸿章只好起来赶到大帐吃饭。
曾国藩吃完了，放下筷子，冷冷地对他说道：“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我有一言当讲于你听。这里推崇的是一‘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他答话，扭头就走。
李鸿章张着嘴，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了。
过了些日子，曾国藩让李鸿章主管批折奏稿。几个月后，曾国藩对他说：“你的长处再于公文，草拟的奏稿咨文都有过人之处，将来一定很有建树，很可能超过我。”这是自李鸿章进军营后，老师第一次表扬他。他激动地手直抖，说道：“我从前也入过几位封疆大吏的幕府，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到了大帅帐下，才清楚了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2、李元度事件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得那番话显然有拍马屁的成分在，曾国藩不相信，李鸿章本人自然也不相信。在他任曾国藩幕僚的那段时间，他的雄心壮志一度勃兴。急于立功立名、不甘居人之下的心理时常反映在他的言谈举止间。曾国藩除了劝戒他外，有一段时间很想把他赶出军营去。两个人的矛盾已经显现，一个想继续磨砺对方，而对方却认为自己已能独挡一面，准备不再屈于师傅门下。
1860年3月，曾国藩设立的江南大营第二次被不要命的太平军攻破，东南局势溃烂不可收拾。朝廷经过探讨，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其实这是个空衔，因为当时的江宁还在洪秀全手里。李鸿章当即建议曾国藩设立水师，并提出了具体的经营方案。曾国藩同意了，并让李鸿章全权负责此事。
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要一飞冲天的时候，朝廷不让了。李鸿章只好又留在曾国藩营里继续当他的幕僚。李鸿章很是恼火，但他又不敢对朝廷的旨意有所表示，只好将这种火气发到曾国藩身上。而同时，他又觉得，如果一旦离开曾国藩，自己真的就什么也不是。两人的这种关系很是微妙，直到李元度事件的出现，才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
该年六月，曾国藩决定把大本营建在安徽祁门。李鸿章马上反对，他说那个地方像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那里，就等于自寻死路。曾国藩的想法是，此地是易守难攻之处，根本就不是什么绝地。一件事情能引出两种看法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其中一种看法居然是李鸿章提出来的。
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李鸿章的好友，曾国藩的爱将李元度因为违反了曾国藩的指示而丢了守卫的徽州，徽州一丢，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首当其冲地面对迎面而来的太平军。曾国藩大怒，决定严惩李元度。
李鸿章又准确无误地跳了出来，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曾大帅明知李元度是什么样的人，却还要他去守战略要地，这是知人不明。况且，李元度和曾国藩的关系属于患难之交，不论在公在私，都不应该严惩。
曾国藩偏要严惩，从他的角度来看，此时的湘军纪律虽然还算严明，但因为将领的因素总打败仗，而且，李元度失徽州的确是不遵从自己的命令的结果。按常理，严惩是对的，还能起到杀鸡唬猴的效果。李鸿章是真笨还是装笨，这样的问题难道都看不出来吗？他让李鸿章拟稿。
李鸿章来了脾气，“如果真要严惩李元度，门生不敢拟。”
曾国藩笑道：“我自己拟。”
李鸿章昂首：“果真这样，门生觉得呆下去也毫无意义。”
曾国藩依旧笑着：“随便。”
李鸿章见老师玩真的了，说出去的话又不能收回，磨蹭了一个多月，在该年十月，离开了曾国藩。其时，曾国藩的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开给曾国藩的印象就是：不可共患难。
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后在其兄李瀚章江西南昌处闲居了大半年，岁月有时候很熬人，李鸿章天天无事，就四处打听哪里用人。先是想去福建，但有人告诉他，那里乱成了一锅粥，去了也是煎熬。
在大半年时间里，他和曾国藩虽然不再见面，但常常有书信往来。过不久，曾国藩收复了太平军的重镇安庆，形势对湘军来讲一片大好。曾国藩决定将大营迁到安庆，李鸿章急忙写信道贺。曾国藩就回信说：“阁下如果在江西没有什么事情，就来吧。”
李鸿章大喜，但他想，就这样回去不是很没面子吗。他以各种借口推脱了。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却来了劲，频频写信邀他到安庆。
最后给他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有许多事情需要帮手，作为弟子，在师傅最需要人的时候居然不来帮助，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
李鸿章看看火候也差不多了，立即起程，直奔安庆。
3、并驾齐驱
转了一个大圈子，两个人再度见面。感慨颇多，曾国藩觉得李鸿章的确有了独挡一面的才能，李鸿章则认为，还得老老实实地跟着师傅，不然，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出路。
湘军攻破安庆后，太平军只好从江宁向东发展，而上海就成了太平军的必争之地。这个富裕的城市的地主乡绅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财产被长毛拿走，就派了人去安庆请曾国藩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无论是对谁。上海的地主们可以靠曾国藩保护好自己的财产；而曾国藩的兵饷问题也可以在上海得到彻底地解决。但是，派谁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