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香港纪事报》所，这位叶总督虽然是以俘虏身份走向军舰的，但却表现出了中国特有的骑士风度。庄重高贵的举止让懂礼貌的英国人只能以礼相待。文章写道：“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
在军舰上呆了一个多月后，“无畏号”驶离香港，3月12日晚，“无畏号”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3天后，叶名琛穿着他那套大概很久没有洗过的清朝官服走上甲板，一边向人们鞠躬致意，一边仪表堂堂地走下接他上岸的驳艇中。上岸后，叶总督开始了他的被囚禁生涯。在囚禁地威廉炮台，他写了一首怀念广州镇海楼的诗，在诗中，他自称“海上苏武”。
晚清的一品大员出国了，并且无法回国。在兔子都不拉屎的加尔各答，叶总督十分关注时事新闻，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人拿来当地报纸，并且翻译给他听。
该年4月9日，叶名琛死掉了。这位总督临死前什么都没有留下，因为事前叶无甚病痛，当地医生也无法解释其死因。据叶的中国仆人说，早在3月20日，从国内带去的食物已尽，他们打算去购买，叶氏不允。以后英籍翻译官屡次将食物送来，叶名琛都拒绝不用，如果说法真实，他应该是绝食而死的。与这个贪生怕死的中国仆人相比，叶总督不愧为民族英雄。
在广东近代历史上，不食英国人提供的食物而死者，有一马一人。马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东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乘坐的黄骝马，陈战死沙场后，马被英兵捕去，它不受喂养，日夜悲鸣，终于瘦死，时人哀悼，称之为“义马”；人即是叶名琛，他在被捕后始终保持清朝官员风度，不食“英粟”而最终饿死他乡。
他死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有结束。就是因他的不守城而导致英法军队进入中国的鸦片战争没有结束，所以，他的死没有人关注。或许有人关注，也肯定是几副嘲讽他的对联而已。
他从两广总督的光彩照人沦落到“海上苏武”的尴尬之境，到底他本人该付多少责任，大清朝又该付多少责任？谁也分不出来。
当英国人以及其隆重的仪式将其尸体归还给中国时，流言依旧未止。许多人想从他的尸体上找到他不抵抗的原因。但这种寻找只是出于对他不抵抗这种结果的反推，因为不抵抗，所以有罪，为什么有罪，因为他不抵抗。中国人的逻辑就是如此。
叶总督为什么不抵抗，在上面我们讲到过，因为没有实力。事实上，作为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非常有实力的。不过他把这种实力用在了剿灭国内叛匪身上了。
他非常爱满清朝廷，也正是因为这种爱，他才能看清一点：农民武装暴动是要革清政府的命，而夷人最多只是寻求通商而已。他的这种选择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且是客观形势使然。在近十年的时间中，他把广东的兵力几乎大都用于征剿广东境内的匪乱和防堵太平天国南下进入广东。
一心打着教派幌子而行着狗一样行径的洪秀全之所以绕开广东从广西直接进入湖南，与叶总督重兵集结广东边界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太平军纵横南方多个富裕省份，但惟独广东省没有进入太平军主力的征略范围就是因为有叶名琛的“实力”在。
由于多年内战的消耗，清政府已经达到了求死不能的程度。而在叶名琛主持两广期间却源源不断地把已经紧缺的广东库银作为协饷输往北方各个战场充作军费。在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广东统筹一百万两银拨解广西。他马上就做到了这项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
当英法联军在广州城下刺刀闪闪之时，难道他就真相信天上有兵来？中国的百姓自己愚昧到极点，就认为别人也跟自己同样地愚昧。他无非想要安定民心，这是不得已，对中国人来讲，也是最直接的好办法。
如从这一角度考虑，叶名琛对清政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叶名琛在抵御英法联军的入侵时，难以从国内战场上分兵抵抗，也难有充足的财力去组织新军来补充兵力。
叶名琛的悲哀即在此，对于整个中国来讲，他不抵抗外族侵略就是大错。即使他对于朝廷贡献了多大力量，在百姓心中，他永远是个误国贼。
3、叶名琛：晚清官员的模型
在百姓心中，叶名琛是个怪人。但从当时整个大局势来看，满清政府的官员们不得不怪，也只能成为怪人。
如果把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非要和中国古人靠上一点的话，那么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就是他的知音，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他自比为苏武，恐怕不太正确。因为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但他却不是这样，他是被人从中国活捉到异国的。一个是出自愿出国被人扣留，一个是被人逼着出国被人扣押。
但这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却认为自己就是苏武，因为他永远认为自己所效忠的国家是天朝上国。天朝上国的他被人捉来扔在这里，那就是苏武。况且，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是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是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
为了不辱使命（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一定要有使命，那也只能是充当俘虏的使命），他要保持中国人的名节，所以，他只好饿死。
有人说，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
而这种“怪”依旧在叶名琛早上起来看报纸的时候继续发生着。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居然被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第一项罪名居然写的是“叛逆”。
苍天啊！此时已经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好多年了。大清朝还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呢。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
当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被外面百姓知道的。或许百姓们也知道了大清国以天威扣押了蛮夷。但有什么用，大清朝的威名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后来不断的与洋人的冲突中丧失殆尽了。百姓们信你病猫又进化成老虎，才怪呢。
从扣押英国特使这件事上来看，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怪的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
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怪，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到死也没有明白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串，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
善于绘画的他曾经把自己所画的山水飞禽送给来向他讨的洋人，他很得意，洋人皱着眉看他画的东西。叶名琛肯定在想，在战争中我赢不了你们，我用中国画来教化你们。
叶名琛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洋人扛着枪溜达着进了北京，“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
而叶名琛永远也不会解开这道难题了，因为他死了。但活着的大清朝也像一具活死人一样无法解开。后来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一个想玩以诚服人，一想玩打哈哈，都并不成功。
晚清的朝廷政事居然会在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上折腾了近半个世纪。叶名琛当时的“六不”和后来的“海上苏武”再也被大清提起过，或许，这个朝廷已经愚蠢地认识到了，叶名琛有叶名琛的方式，大清朝有大清朝的方式。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国家，根本扯不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