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军阀，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才是军阀。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命权。二、据地自雄。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别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包括地方领袖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与妥协。总之，军阀统治的实质，已经不是分权，而是分裂。
综观苗沛霖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军阀，不但是一个军阀，而是一个墙头草。他活跃在19世纪60年代，在那个时代，清朝政府正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他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1、一个书生的从军路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风台人，生于嘉庆年间。“少负意气”，“倜傥有大志”，年过三十，考取了秀才。谁知却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失望、愤懑、牢骚满腹，终于沦为“对社会极端不满”一类。
其《秋宵独坐》一诗写道：手披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在这首诗里有一句是我们很熟悉的，当初谭嗣同在狱中以己血写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千古名句，而却有半句是抄袭苗沛霖的。
虽然，他对当时自己的处境很不满意，但为了生存，也只好到六安教个蒙学。就是这样，还是“不足自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怀才不遇。
但机会在不久以后就来了，捻军起义后不久，他跑到了皖北雉河集投靠了张乐行。当时的皖北，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比较闭塞，教育落后，所以捻军中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苗沛霖这个秀才，到了捻军中自然受到重视，张乐行刮目相看，信任有加，让他在幕中充当“红笔事业”，为之运筹帷幄。
呆了一段时间后，这位苗秀才发现张乐行只是一卤莽武夫。自己这样一才人怎么能居于武夫之下？就做了一首诗，然后跑到清寿州知州金光筋那里，请求团练乡勇，自为练总。可是“光筋忽之、不许。沛霖快快返，萌逆志……”
他写的那首诗如下：
故园东望草离离，战垒连珠卷画旗；乘势欲吞狼虎肉，借刀争剥牛马皮。知兵乱世原非福，老死寒窗岂算奇？为鳖为鳌终不免，不如大海作蛟螭。
韵压得很准，正如他筹办乡勇的事业一样地准，一样地顺利。他发展乡勇的顺利还要感谢捻军。1856年夏，捻军兵至风台，把那一带的土豪劣绅及团练打得落花流水，无以藏身。苗沛霖随即打起“御捻”的旗号，纠集残兵败勇对抗捻军，屡屡得胜。于是，“藉团练名，聚党蓄众，有不附者辄杀之。或攻击以取其粮，远近畏慑，无不求附，附者领旗以别于官，不二年而风、颖敛百里间尽属苗矣。”
到了1857年，苗便成为“名震两淮”的地方实力派。在所控制的地区内，不仅捻军、太平军不能涉足，连清政府的统治也几名存实亡。《凤台县志·兵事》说，“生杀予夺取决于沛霖，官为守府而已。”从这个时候，苗沛霖的势力已成了割据之势。这段时期，清军与捻军、太平军正进行正阳关争夺战，苗这股势力的出现已造成后顾之忧。为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清廷对苗采取了“招抚”的政策。是年11月，在皖督师的清钦差大巨胜保对其进行了招抚，“加以温语，使击贼”。“沛霖以利为官用，以济共私”，乃欣然就抚，表示愿协助清军对付捻军和太平军。胜保遂“录沛霖为门下士”，与之结为师生。在胜保的影响和保奏下，消廷从1857年11月到l860年10月，先后12次为其加官，最后升至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督办皖北团练。随着其势力的扩大，他自己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动以淮南称王为词”，所属亦到处张扬“我家老先生他日之皇帝也”。
2、称王安徽
1860年，苗沛霖正式确立了淮上割据的局面，自称“河北天顺王”，为拓展地盘，他开始了他的抗击朝廷的运动。
他的第一步就是夺取寿州，苗沛霖在寿州呆过，他深知想要做大，就必要得到这块地方。据县志载，寿州，“城枕淮（河）、淝（水），阻水为固”，地势极为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城北，是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八公山；西北有峡石山夹淮为险，再加上“寿故繁庶，富家大贾务厚藏”，既得地势，又可尽商贾之利。同时，省城安庆掌握在太平军手里，庐州要地亦为陈玉成所踞，寿州实际上成了当时安徽省的统治中心，其战略意义可想而知。
为了夺取寿州、1860年12月12日，苗沛霖使李学曾、郭洪波、谢贯斗、傅家瑞、李双勤等七人赴寿州内应，但却走漏风声，七人尽被寿州徐立壮诛杀。此即所谓“寿州擅杀案”。
案发后，“苗衔之次骨，骤率水陆数万犯城”，扬言要杀死徐立壮，为李学曾等其人报仇。而苗深知，要想攻取寿州，必须要处理好与宿敌太平军和捻军的关系，接触后顾之忧，因此，当他公开打起抗清旗号时，便确立了“连和”太平军、捻军的策略方针。寿州围城不久，苗沛霖即派属下到定远与张乐行、龚德树捻军达成“谅解”，又派得力干将朱鑫、陆长华赴庐州与陈玉成部太平军言和，要求与之协同作战，共同进行抗清运动，并且表示，苗家军愿蓄发、受印信、奉太平天国正朔。陈玉成遂派遣辛大刚、赵大治等将领赴苗家老寨与之会议，筹商抗清事宜。苗家军部分蓄发，苗沛霖本人也接受了太平天国“奏王”的封号。
1861年10月30日，寿州被攻下。接着，苗沛霖又与太平军、捻军进攻皖北重镇颖州，攻下颖州不久，清军云集皖北，特别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湘军，更让苗沛霖害怕。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师胜保来了。胜保上奏朝廷为其开脱，苗“死心塌地”地倒戈，与清军联合将太平军和捻军赶出了颖州。随即，苗派人前往庐州，对驻守在那里的陈玉成说，“凤颖二府形胜可据，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陈玉成相信了，“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拒官兵”。于是，被苗活捉。
苗因此立大功，被胜保在递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成是“前罪”可“宽”。苗沛霖本以为自己安枕无忧了，想不到，庐州攻克不久，清廷就改派湘军陆师大将李续宜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而将胜保调离安徽，令其前往陕西镇压回民叛乱。
当时，湘军在苗沛霖问题上的主张就是“剿灭”。在湘军的进逼下，苗沛霖不得不撤出正阳，继之又撤离寿州。这样，整个淮河流域尽在湘军怀里，苗成了待宰的羔羊。
而在这个时候，湘军并没有与苗家军有正面的冲突。因为当时太平军、捻军的势力还存在，湘军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先剿群捻”上了。
3、败者为寇
清廷似乎是准备了很久，并制定了一完备计划，让当时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去执行。僧格林沁先是让其“将练归弄”，不然，讨之。苗沛霖当然不干，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苗家军，你说解散去种地就种地？你们狗屁湘军到安徽来充什么鸟？
在散练归农之日，苗大会所属，“定议复叛”，谓“我辈所为，终难免死，不如先发制人”。并且“公出伪示，而备述苗之功绩，不被录用……大众不服，公起义兵云云”。于是，第二次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运动。
从那年五月起，苗家军在滨淮要地上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武装接触。十一月，湘军与僧格林沁所率领的八旗军合二为一，苗沛霖势渐不支。12月6日，蒙城一战，苗家军攻蒙之师全军覆没。
至于苗沛霖是怎么死的，在《湘军志·临淮篇》和印鸾章的《清鉴纲目》（卷2）中可以找到答案。薛福成在《庸庵续编》中详细地叙述了苗之死因。
“……（陈）玉成既死。亲兵三干旨降于沛霖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横……明年……科尔沁亲王督大军南下。以总陈国瑞为先锋……破沛霖数垒……亲兵三千相与谋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易其诈，诱杀我英王。复以威胁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卒令自就死地？孰与报仇雪耻以迢爵赏而后死乎。’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万人掖以赴之。外挺矛刺之，陨，报詹启纶不信，拒之。迟明，报王万清，万青往验之，信，其首迎献于王。淮南北练党闻沛霖死，数百里间皆启城寨降。王嘉王万青之功，奏赏黄马褂。万青怨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殆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云。”
据说，陈玉成在被捕后，对苗的侄子骂道：“尔权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
这位太平军的首领果然没有说错，苗沛霖的确以后“连一贼名也落不着”。他联合太平军，又出卖太平军；联合捻军，又出卖捻军；反清、降清、又反清；最后身败名裂，处处不落好。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称苗沛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武夫”。但这话颇不敢让人苟同。其实，他只是没有做大而已，看看历史上的那些成功的割据一方的军阀，其品德上还不如他呢！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中国历来评价人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