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人畜细胞融合的试验中，科学家们使用的都是“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谓“核移植”是指在显微镜或解剖镜下，先用玻璃微针将卵细胞核挑除掉，再移人一个胚胎细胞或体细胞的细胞核；卵细胞在重新移入的细胞核支持下，重新为细胞核编程，使其像受精卵一样分裂，最后发育成动物个体。人畜细胞融合是进一步建立在异体核移植方法基础上的，这种在不同种间进行细胞核移植实验（即异种克隆）的研究，在1998年初才初见成效。该年1月19日，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Wisconsin-Madison)的科学家们以牛的卵子为受体进行实验，获得初步成功。他们惊奇地发现，去核的牛卵细胞能使来自羊、猴、鼠、猪等不同种属的细胞核激活。科学家们随后成功克隆出五种哺乳动物的胚胎。
这项异体核移植实验表明，所有哺乳动物的卵子细胞质内，负责基因程序编制的分子机制可能是相似的；实验也表明了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某个物种的未受精卵可以与同取自多种动物的成熟细胞核相结合，并且某个物种的卵子可以普遍用作克隆任何哺乳动物成熟细胞的孵化器。至此，“用动物卵母细胞做生物启动器”，成为核移植技术的另一种思路。1999年，美国科学家用牛卵子克隆出珍稀动物盘羊的胚胎；中国科学家也有将大熊猫细胞与兔细胞融合，用兔卵子克隆了大熊猫的早期胚胎等等。
由于这些新的异种克隆研究还没有打破人畜界限，所以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当涉及到人细胞时，在科学界与舆论界马上引起轩然大波。人畜细胞融合形成的胚胎中，核移植的提供者是人的皮肤细胞核，接受者是畜的去核卵母细胞。研究者们可以通过电刺激等方法，使分别来自不同物种的“供体”与“受体”融合，形成一个新细胞并可以发育成胚胎。来自伦理学方面的攻击是主要的。专家认为这是人畜物种的混淆，完全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虽然这项实验从理论上来说，绝大部分细胞的遗传信息是在细胞核内，但事实上也并非是100%仍有极少量遗传物质来源于畜细胞，因为每个细胞质中都有少许线粒体，其中含有的DNA将参与整个细胞的新陈代谢。这样，将人的细胞核植入牲畜的去核卵母细胞内，难免会使牲畜遗传信息传人人的细胞核内，这个细胞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畜细胞的混合体。这种研究是否伤害到社会伦理？公众是否赞成？这些都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另外，除了伦理问题，也有可能存在许多“现实的灾难”。动物的卵细胞虽然去掉了细胞核，但还有细胞质，细胞质中还有遗传物质；这些遗传物质是否会和人的遗传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它们是否会把动物的某些遗传特性或遗传疾病带入人体？它们是否会在人类的后代中造成畸形或代谢异常（诸如畜细胞是否携带类似“艾滋病”的病毒，去核卵母细胞中少许的细胞质中的线粒体是否会带来“线粒体病”？）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现在谁也无法预料，因而有专家指出，人畜细胞融合完全有可能产生不堪设想、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当前有关人类胚胎的克隆研究虽然十分敏感，但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克隆技术。对于“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国际上持一致的反对立场；但是对于“治疗性克隆”（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来说，分歧很大，一直争议不休。从事人畜细胞融合研究的学者，面对来自各方的严厉“指控”，主要从“治疗性克隆”的角度，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一些学者认为，治疗性克隆为人类未来的健康生活，展示了一副诱人的图景。
比如，在器官移植治疗中，克隆技术潜力很大。研究者先从需要救治的病人身上提取一细胞，然后将该细胞的遗传物质置入一个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之中；该卵细胞开始自行分裂，直至形成一个早期胚胎，从这早期胚胎中即可提取对生命成长发育起主干作用的细胞——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经过相应的技术处理，便可发展成该病人需要的各种组织。由于再造的细胞及组织的基因与病人的基因相同，因而以前的器官移植治疗方法中经常出现的排斥反应的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通过这项技术，像癌症、遗传血病等顽疾，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与治愈；因而它也就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最理想的人体器官替代物的原料。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甚至可能标志着人类医学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正因如此，美国国会20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政府，强烈要求政府支持人类胚胎干细胞用于治疗性克隆领域的研究。
但是仍有很多人反对这样的研究，说明问题并不简单。英国于2年8月中旬宣布，允许以治疗研究为目的的人体胚胎克隆实验；这一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异常激烈的伦理论争。核心问题在于，治疗性克隆涉及到人类胚胎在法律及伦理上的定位问题。例如，按照当前的德国法律，人命始于受精卵，因而早期人类胚胎便代表着一条人命。当干细胞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后该胚胎也就无法存活下去。这样，按照德国法律的理解，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的活动，无异于谋杀行为。反对治疗性克隆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人类胚胎作为人类生命的一种形式，其本身拥有道德地位，它包含有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潜能；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属于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因而“他”也就享有人所特有的尊严。
针对于此，人畜细胞融合的实验者认为，他们的做法正是想避开伦理禁区。这种研究采取人畜异种重构胚胎的方法，可以使人体皮肤细胞变成有可能治病救人的胚胎干细胞，而不需要破坏人受精卵的胚胎，也不需要从人体上取卵的过程。这就避开“用有生命的受精卵进行研究等于扼杀生命”这个伦理学争议，也避免来自生命伦理的讨伐。
实验者们认为，这些胚胎是用人畜杂交得到的异种克隆产物，动物的种系发生了人为的改变，但是，在理论上来说，这种生成的混合胚胎与供体男孩的DNA相合度是99.999%，这可以用荧光免疫杂交的方法确认。这样，用它们进行器官克隆得到的器官就不会被人体所排斥。现在，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不足，一直是困扰医学界的难题。美国每年有6.3万多名病人需接受器官移植，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却只有约2万个。人畜细胞融合的技术可以在治疗性克隆方面大试身手，为病人提供所需的新器官。
另外，人畜细胞融合也为卵细胞的获取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人的卵细胞很有限的，而且获取人的卵子会给女性带来一定的痛苦。在做基础研究的实验过程中，需要大量卵细胞，用动物替代品是一条不错的捷径。也有人认为，如果治疗性克隆实验成功，会产生诸如卵子的来源等新的伦理问题。这项研究活动本身所蕴含的商业价值自然是无可限量的。随着对卵子的需求量的增加，卵子就可能成为商品。而有些妇女就会通过服用药物增加排卵量，这对妇女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危害。因此，能找到合适而又绝对可靠的替代品也会给人们带来益处。
但是，专家们认为，将人的细胞核移植到动物的去核卵母细胞中，以克隆出“人类胚胎”，这项研究从表面上看是绕过了精卵结合的生命初始阶段，避开了目前科学界关于“用有生命的受精卵进行研究是否等于扼杀生命”的争论，但用人和动物杂交克隆出来的“人类胚胎”所得到的胚胎干细胞，克隆出来的各种人类组织器官，最终将用于人类的疾病治疗，移植到人体。这样恰恰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更严峻的伦理问题：人和动物的细胞会不可避免发生相互作用。这给人们带来进一步的伦理困惑。另外，专家们认为，这种技术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如果盲目轻率地应用于治疗性克隆——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外科手细胞核杂合，杂种细胞形成术移植，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大多数人认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一些科学家认为，动物的细胞质重新编程有可能出错。异体核移植中，一种动物的细胞核与另一种动物的卵子在开始时或许可以成功结合，但是由这种实验得到的胚胎，可能会在许多地方出现基因错配，这样分化出来的干细胞就可能有问题。生命科学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状态，科学家一定要非常谨慎和严谨，以用生命科学研究为人类造福为宗旨。
但在人畜细胞是否应该应用于基础研究，专家学者们意见不一。一方面有人认为，基础科研要了解的问题很多，并不表明很快就能进人临床应用，对一个新的科研思路是可以试一下的。在人卵较难获得的时候，用动物卵细胞替代与人类体细胞结合，对研究干细胞、建立干细胞系、遗传物质的分析研究以及将来了解克隆人胚胎都很有意义。如果对科学研究设卡太多，将影响生命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人卵难以获取，但不能就此忽视伦理；而且这项成果既然无法应用于人，那么搞这方面基础研究也是不必要的。大多数专家认为，对于这么一个敏感度极高的科学研究，应有一个强有力的监控和评估体制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国外，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2001年2月5日通过了一项有关基因研究的法案，规定禁止克隆人及人畜细胞合成，任何违规的学者将被判入狱。日本政府2000年9月29日宣布，禁止一切将人与动物细胞相互移植的克隆行为。英国政府也于2000年8月份宣布允许科学家进行治疗性克隆但同时也禁止将人类细胞与其他动物细胞混合克隆。
我们巳经进人生命科学时代。人畜细胞融合，福耶祸耶，莫衷一是，说明人类对如何使用科学已越来越重视和警觉。人们常常担心，有时科学带来的灾难可能比扼杀科学的代价更为惨重；但“技术恐惧”的实质不是对技术本身的恐惧，而是对错误运用技术的人的恐惧。
探索致命流感之谜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因为即将赢得胜利，战壕中的美国士兵情绪颇为高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另一场灾难正在逼近。不知何故，许多士兵突然畏寒高烧，全身乏力；起初军医诊断为一般的感冒，并认为很快就会痊愈。然而，病人的症状迅速加重，高烧不退；更为严重的是，患者出现明显的缺氧情况，拼命喘气，直至鼻子和口腔里冲出来带有血腥味的泡沫。不久许多生病的士兵窒息而亡，短时间内死亡人数竟达到43000名。人们这才意识到，一种“杀人流感”正在迅速传播。
猖狂的流感病毒被意识到，但不能被有效遏止。它随即沿着贸易路线和海运航线向全球传播。同年9月，病毒在美国波士顿登陆，随即传遍全美；10月，已经有2万人因感染致死。11月战争结束，在人们狂欢庆祝时，这种病毒再次逞凶，数百万人被感染，数万人因此丧生。但这还仅是个小数目。后来人们弄清楚，该病毒始发地是西班牙，那里的死亡人数达到了800万人。这场被称为“西班牙病毒”的大灾难，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大战”，世界各地死亡人数达2000~4000万。
这次流感的确不同于一般的流感。一般的流行感冒，不管病人是否服药，实际上都会很快自愈；老人和儿童等抵抗力比较弱的群体是最易感染的对象，但即使并发肺炎等症引起死亡，死亡率也仅有0.1%。而“西班牙病毒”引起的这次流感攻击的对象，却主要是20~40岁的青壮年；患者在得病后数小时内就迅速死亡，死亡率是普通流感的20~25倍。这次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感大爆发，一度造成极大恐惧。当时，护士、警察、军人等在工作时，都严严实实地戴上了大口罩。在加拿大渥太华，有轨电车停在空落落的班克街上，几乎没有乘客。学校、歌舞剧院、电影院里没有任何灯火，游泳池和保龄球馆里也空无一人。在南非的一个小镇上，由于缺乏棺木，裹着毯子的尸体草草下葬。甚至一些地处偏远的因纽特人的村庄，也在劫难逃，几乎被病毒从地球上给抹掉。有人甚至说，这与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述的“黑死病”的恐怖情形多少有点相似，但不同的是。青壮年人第一次在病毒面前比老人和儿童面临更大的危险。
1918年大流感病毒神秘“现身”，1919年它又神秘消失了。虽然病毒来去匆匆，但永远留给人们一个个问号，长期以来被国际医学界视为难解的谜团。不断有人探寻：1918年“西班牙病毒”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如此厉害？病毒的传染性为何如此之强？在后来几十年中，尽管科学家们一直对流感病毒做出各种研究，但突破性的进展很少。尤其是对“西班牙病毒”一直知之甚少，更没有研究出防治它的疫苗。这就是说，一旦这种病毒再次出现的话（科学家们认为不是没有可能），人们将束手无策。因此，随着危机意识的加深，也随着医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又开始了研究“西班牙病毒”的工作。
新的研究发现，包括“西班牙病毒”在内的流感病毒，其表面有两种微粒，一种是血凝素，一种是神经氨酸酶。流感病毒在侵人人体上中呼吸道后，在神经氨酸酶的作用下被“劈”成两半，有毒的部分释放出来，引起细胞变性和脱落，导致身体出现发烧、疼痛、乏力和白细胞减少等症状。一般流感可能会因进一步引起的病毒性肺炎或其他并发症，造成少量死亡；而“西班牙病毒”则因造成上中呼吸道细胞大量坏死，肺与外部的气体交换受阻，氧供应不足，致使许多患者窒息死亡。这就是说，“西班牙病毒”与普通流感病毒在构成上有相同的地方，但肯定有所不同。究竟有何不同呢？这首先要求寻找到“西班牙病毒”的样本。
但是“凶手”自己也早就“死去”。在1918年大流感中，人们虽然领教了病毒的厉害，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怎样保存病毒标本。因此，现在的科学家希望通过发掘1918年流感死亡者的遗体，找到“西班牙病毒”的样本或碎片，从而破译其遗传密码，查清“隐形杀手”的杀人秘密。
研究者认为，发掘那些被埋葬在永久冻土层中的尸体，更容易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人体组织标本。在阿拉斯加，他们发掘了一个名叫露丝的女子的尸体。露丝死于1918年流感，生前身体肥胖；由于脂肪的保护，她的肺完好无损，被采集下来作为样本。另外，在挪威的一个海岛上，在永久冻土层中保存着7具1918年流感死亡者的尸体。医学家从其中一具腐烂程度较低的尸体上，也取得了所需的人体软组织标本。
